王婧

摘要：人工智能时代形成的基于算法和智能匹配的人际关联模式，易引起社交媒体的圈层化困境。受智能化要素的影响，社交媒体受众的角色发生转变，其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变得更为被动，单一、固化的圈层化交往不利于受众新体验和新观点的获得。为突围圈层化困境，需重塑智能化时代的社交媒体运行模式，应优化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打破圈层隔阂，增加圈层链接。

关键词：人工智能 社交媒体圈层化 去中心化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人类社交方式和内容产生了深刻影响，以智能化技术作为支撑，实现了人的社交智能，提升了人类的人际交往效率，并促使社交内容得到优化。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下，人类社交关系变得更为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网络算法等技术手段与社交媒体结合得更为紧密，智能设备成为人类社交的必需品。人工智能在社交媒体中的应用，其在给人们带来精准化推送信息和便捷的同时，也使人们陷入圈层化困境，让人们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出现了冷淡化、隔阂化趋势。基于此，如何从社交媒体的圈层化困境中突围，是一项新课题。

一、人工智能对社交媒体中受众角色和行为的影响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与机器学习算法的有效融合，使数据挖掘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以社交平台作为对象通过大数据挖掘分析，能够有效推进社交大数据的实践化和应用化，进而通过人工智能方式对社交媒体中的受众角色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一）人工智能时代社交媒体面临重塑

大数据在社交媒体上的技术应用，使信息推送变得更为精准，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推动了社交媒体的智能化。以短视频社交应用APP为例，这些手机APP通过分析视频内容与热度，结合用户画像，有针对性地对用户进行内容推荐。还有一些公司对用户观看视频使用的搜索引擎、行为、时段、地点、暂停、倒带、快进等多种数据进行跟踪分析，进而总结出用户的娱乐偏好和观看行为，并对用户未来的观看需求进行预测，从而为用户定制个性化的内容，并将这些内容推送给用户。[1]这种方式不仅对目标用户进行了精准定位，同时也让用户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内容，有效提升了用户与媒介平台的互动。社交媒体的智能化让人与媒介的关系变得与以往不同，人们在社交认知、交往方式和信息获取方面获得了更为多元化的途径，特别是可穿戴技术的不断成熟让社交媒体变得更为便携化，不仅打破了时空限制，也与人体结合得更为紧密，使访问与信息共享变得更为方便。社交媒体在发展过程中也非常注重人工智能的应用，让信息接收者能够随时随地享受个性化的服务，重塑了社交规则，让人们对信息重要性的判断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交机制与算法机制作为社交媒体智能化的重要代表，前者主要依据的是人的筛选过滤机制，而后者则依据的是信息排序算法，通过两者融合，使信息接收者的内容有了先后次序，用户在信息接收过程中对外部的环境认知有了变化，而这种认知变化不仅局限在内容层面，也对用户的社会关系和社交产生影响。

（二）人工智能时代社交媒体受众角色发生转变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社交媒体受众角色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社交媒体受众角色出现了“圈层化”。社交媒体的出现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的传播方式产生的颠覆性影响。以微信用户为例，要想对朋友圈的动态进行评价，就必须相互关注成为好友，如果双方没有成为好友就无法实现评价功能，这就是人际关系全球化的具体体现。可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社交媒体中的受众不再是单一个体，在与其他受众互动过程中，会最终形成“圈层化”特征，虽然在表现程度上有所差异，但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都存在这一特征。第二，社交媒体受众角色从“受众控制”到“受众自治”。人工智能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让受众的主动性和主体性都得到了有效加强。以微信为例，在微信平台上用户已经摆脱了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在信息接收过程中能够凭借其自身主导性进行选择，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将信息传播出去，通过个人动态和原创作品展现自己的才华，这种信息传播赋予了生产内容与信息传播的自由，通过自己的主动选擇和理解让信息传播变得更为多元化，同时越来越多的受众在社交媒体背景下，由原来的“受众控制”逐渐转变为“受众自治”。[2]

二、人工智能时代社交媒体圈层化的表现形式及特点

“圈层化”正是人工智能时代社交媒体发展的结果，这种网络社群的具体形态，是将一些具有共同爱好的网民凝聚在一起，形成网络聚合体;同时在圈层化中也使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无形之中割裂开来，所传播的信息过于单一，影响了圈层内部的社群个体的全面发展。在社交媒体语境下，“圈层”的表现形式及其具体内涵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一）人工智能时代社交媒体圈层化的表现形式

1.网络信息圈层的具体表现

受众在庞大的网络空间中既可以随意浏览和接收各类信息，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精准定位需要的信息。随机性信息难以满足用户兴趣爱好需求。如果受众在浏览器上进行关键词检索，所获得的信息范畴就会进一步缩小，获得的信息就更具有确定性。一些信息平台会根据浏览者的浏览行为和浏览习惯的大数据分析结果，推送给用户感兴趣的精准化和个性化信息，这种信息属于潜在的确定性信息，只要用户一登录网络界面，就会有智能化、定制化的信息推送过来，而这些信息往往都是受众比较喜欢的。长此以往，经过用户与平台的不断互动，受众接受的信息都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信息。尽管网络信息资源庞大，但经过不断的发展和互动，受众所关注的信息会越来越靠近，最终以受众需求形成一个“信息圈”。“信息圈”内部又划分出不同的圈层，最接近受众中心的信息圈层，对受众信息接收和个人发展影响最大。

2.网络社交圈层的具体表现

网络社交圈层与网络社群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是具有共同联系的社交人群聚合形成的社交圈。例如，微信朋友圈和QQ群就是社交圈的代表，社会个体在社会关系中会形成不同层级的多个社交圈，在不同社交圈跟不同具有联系和兴趣爱好的人群进行互动，社交圈按照性质可以分为兴趣圈、工作圈、同学圈、朋友圈、生活圈等，按照社交圈存续的时间长短，又可以分为固定的社交圈和临时社交圈。[3]社会个体可以分属于不同的社交圈，同时可以将这些社交圈划分为不同层级的圈层，只有与“我”关系紧密的其他社交圈成员才能够进入我的核心圈层。随着社交媒体智能化的不断推进，功能也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依赖于网络社交平台进行交流和互动，甚至这些网络社交平台已经成为公众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微信为例，微信作为社交媒体，除了实现即时通讯以外，还增加了搜索、支付、购物等功能，提升了社交平台与用户之间的粘性。微信不仅成为了我们进行日常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同时还扮演“信息分享”“心情表达”“日常生活记录”等多种角色。而其他社交对象要想看到这些信息就需要“互加好友”，而这些好友无形之中就融入了自己的社交圈，并随着不断的交流和互动，会有一些关系紧密的好友成为高层级的圈层成员，这种圈层化实质上是对信息圈层的强化，但也会带来一定的弊端。

（二）人工智能时代社交媒体圈层化的特点

1.社交联系的“强弱并存”

圈层理论认为，社会个体与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系遵循着从中心向外扩散的规律，随着与中心距离越来越远，社交联系强度也越来越弱。从社交的本质看，在社交过程中不同的社交主体会进行利益互换，进而满足自身的需求。网络社交媒体中不同的社交媒体成员的关系也存在强弱之分，对于身份地位较为接近，而且也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社交媒体成员所构成的联系为强联系;而通过其他亲朋好友推荐的，或是自己在某些社交场合认知的其他社交媒体成员所构成的联系为弱联系。

2.信息获取内容越来越封闭

圈层化容易让公众在信息获取上产生“玻璃幕墙”，公众只愿意看到自己所关注的信息，这些信息形成的信息圈层，对于圈层以外的信息关注的意愿不强。长此以往，公众所接触的信息同质化越来越严重。虽然对某些领域的信息了解更为透彻，但也会减少接触信息圈外其他信息的机会。信息圈虽然是公众自主选择的结果，但在信息圈内接受信息也需要公众进行再选择，但由于碎片化的信息和有限的时间让公众丧失了选择的主动权，只是一味的“走马观花”式地对信息进行阅读，并没有对信息背后的内容进行深入思考，最终导致自我封闭的异化。

3.圈层关系相对稳定

圈层的稳定性取决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具有紧密联系，线下的稳定关系同样也会促使线上保持稳定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公众在兴趣爱好、社交习惯上是不同的，但同时不同的社会公众也具有其自身相对稳定的个性特点，而这些个性特点也会映射到网络空间，进而使网络圈层保持一定的稳定。

三、人工智能时代社交媒体面临的圈层化困境

人工智能下的社交媒体增加了许多智能化的元素，基于算法的精准推送，也导致受众陷入信息茧房，在社交中受到圈层化阻隔。

（一）圈层化阻隔不利于意识形态传播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社交媒体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技术支持，同时也赋予了普通民众话语权平台，为民众实现信息传播中心提供了技术可能，并由此产生了“去中心化”现象。而这一现象只能是局限的和暂时的，“去中心化”将会演变成为“再中心化”。[4]在这一过程中，基于不同兴趣的爱好社群组织会进行重组和聚合，形成的社群组织具有更强的粘度和聚合力，并围绕传播中心形成信息“圈层化”，而这种“圈层化”要比以往的信息圈层变得更为牢固，通过其阻隔作用影响意识形态传播。

首先，“圈层化”的存在让外部有效信息的价值难以进入到圈层内部，由于圈层内部的社群组织粘合度更高，成员与成员之间具有相同和相近的核心需求，多数的信息被屏蔽在圈层之外，只有多数成员所认可和关注的信息才能够进入到圈层内部，“圈层化”形成一种无形的信息围墙，而这种信息的存在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能够辐射的范围变得更小，也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输送渠道，难以对“圈层化”内部的成员进行有效的渗透和教育。

其次，“圈层化”容易形成“信息孤岛”。社会交往以信息交往作为前提，每一个圈层成员所关注的信息和话题如果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真正有价值的主流意识形态信息无法传递进去，导致圈层内的成员难以受到真正有价值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

再次，由于“圈层化”的存在会限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平台从不同社群中收集信息，导致平台信息内容与民众实际关注热点存在偏离，难以给民众带来良性体验，也无法让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平台进行持续关注，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传播力下降。

（二）技术的价值偏向易扩大社会分歧

尽管在人工智能的支持下，社交媒体正在让普通民众拥有发言权。但技术的价值偏向易扩大社会分歧，很多学者都认为脸书和推特等平台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角色。[5]特别是随着社交媒体智能化的不断发展，个性化推荐算法技术更为成熟，让“两极化”趋势愈演愈烈，在智能化和个性化信息的推送过程之中，使受众长期被兴趣圈信息所包围，甚至部分用户已经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内卷化让受众不但失去对外探知的欲望和动力。智能化技术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判断，甚至由于人的因素，还带有一定的“偏见”。以脸书为例，2018年就有学者指出，有58%的美国人认为计算机程序带有设计者的意志。脸书的算法和运作机制首先是对受信任的来源信息进行抓取，生成一长串趋势主题，并按照一定的审批流程和排序，以个性化算法作为基础结合用户的适用性进行主题排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反映出设计者的“偏见”。例如，在信息抓取过程中信息来源于不同党派决定了信息的不同价值偏向。点击量的多少决定了这一内容是否成为推广流行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流行“偏见”，“偏见”会直接导致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质量下降，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

（三）圈层固化和弱流动易导致过度沉迷

VR智能技术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代表，对我们认知世界和感知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在VR社交中用户可以用虚拟化的理想的身份在虚拟世界与他人建立起联系，在深度沉浸的环境中，个人的社交欲望得到了极大满足，但如果长期沉浸在虚拟世界之中不利于用户的真实社会交往开展，甚至会出现成瘾行为。例如，以算法为技术支撑的聊天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遵循的是人与人交互的社会规则，伴随着人机算法研究的不断深入，赋予了聊天机器人更强的深度学习能力，不仅能够通过自身进化和完善对人类的行为进行准确的预测，而且还具备高语境分析能力，对“含糊不清”的表达也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实现人类交流的畅通无阻。在我们欣喜若狂的背后也暗藏着危机，当人们习惯了与高情商聊天机器人交往之后，就会影响人们对现实人际关系的交往，甚至会无形之间提高人际交往期待。由于在人际交往过程中难以获得更好的满足感和舒适感，会使人们倾向于与聊天机器人交流，形成了人机圈层固化。

四、人工智能时代社交媒体圈层化困境的突圍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社交媒体发展创造了条件，也让人们的社会交往变得多姿多彩，在看到技术优势的同时，我们也要注重社交媒体圈层化的问题，让信息技术更好地为人类生活和需求服务。因此，必须打破社交媒体圈层化困境，一方面，对传播渠道进行优化，打破圈层隔阂;另一方面，优化传播内容，增加圈层链接，让社交媒体更好为人类交往服务。

（一）优化传播渠道，打破圈层隔阂

1.构建主流圈层

人工智能时代，社交媒体圈层化已经形成，“圈层化”的出现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起到了一定的弱化作用，要想解决社交媒体圈层化问题，必须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过程中主动地适应社交媒体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常态，进一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体系的吸引力。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在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过程中已经开始注重社交媒体的运用。例如，通过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的开通，不仅加强了政府相关部门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同时也有利于传播意识形态话语，将有价值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出去，引领社会关系向“正能量”方向发展，进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与受众之间的粘合度，吸引受众融入到新的信息圈层之中，自觉接受有价值的主流意识形态熏陶，最终达到吸引受众注意力，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目标。

2.打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渠道

积极融入到不同圈层之中，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模式进行创新，营造公平、平等的对话氛围，建立民主平等的主客体关系，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到不同的圈层之中。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主体要对不同圈层的舆情动态进行全面掌握，加强对不同圈层的引领。另一方面，广泛听取不同圈层成员的利益诉求和理论需求，通过问题归纳和总结，寻找不同圈层的契合点，更好地满足各方利益，打破现有圈层的阻碍，加强与全程成员的沟通和互动，掌握社交媒体上舆情引导的主动权。

（二）优化传播内容，增加圈层链接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扩大社会圈层的重要平台和载体，社交媒体在人工智能的推进之下，具备了更为完善的功能，社会公众可以随时随地沟通感情、交换意见，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的社会圈层，而社会圈层的固化影响了圈层内部成员的思想交流和价值认知，因此有必要加强圈层之间的互动，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背景下社交圈层“信息孤岛”问题，加强圈层之间的交流和互动，通过圈层之间的信息交流，打破圈层之间的固有障碍，增加圈层链接。以“花粉”为例，“花粉”在购买新的华为手机之后，会将手机使用的主观情感和客观感受在不同的社交圈层中有意无意地表达出来，在两个圈层之间通过“花粉”的带动实现了链接。华为手机的性能和优势就得到了传播，而这种传播是被圈层内部人员所认同的，社交媒体就成为了“花粉”交往的中介，进而实现了现实与虚拟社会圈层结构的重组和融合。社交媒体是基于社会关系互动圈层之间的传播，而这种传播方式也符合传统中国人熟知的社会关系文化，因而能够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基金项目：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媒体融合与传播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20KYPT06

注 释：

[1] 史剑辉， 靖鸣， 朱燕. 社交媒体互动圈层传播模式：驱动力及社会价值——基于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J]. 新闻爱好者， 2019（06）：13-16.

[2] 刘明洋， 王鸿坤. 从“圈层传播”到“共同体意识”建构——基于2011-2018年“十大流行语”的话语议程分析[J]. 出版发行研究， 2019（9）：67-69.

[3] 彭兰. 网络的圈子化：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J]. 编辑之友， 2019（4）：54-56.

[4] 冯培. 基于思想舆论网络传播问题导向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设计探究[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9（8）：113-117.

[5] 歐健. 微信朋友圈的有限公共性——基于结构、再现与互动的探讨[J]. 新闻界， 2019（8）：81-83.

（作者单位：广州城建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