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清

很久以前的某个清晨，我站在窗前，远远望见母亲曾经执教的学校，朝夕出入的校门、眼前浮现她微胖的身材、总是舒缓的步伐，每当这时，她稍带沙哑的声音也似乎在耳畔响起。我双唇不由自主地蠕动，似有若无地吐出词汇：你好，董老师。我很想这样喊她一次，胜过那个我从前日日都在呼喊的称呼，妈妈。

站在生命的此岸，回过头，看见记忆中的母亲，常使我泪水涟涟。当我孤单地坐在她教室的门槛上，仰望她的时候，我妒忌过她手里的粉笔、教鞭、书本，甚至她脚下的讲台。很多时候，操场上、花坛里，草绿了，花开了，大墙边的那棵柳树叶儿绿了黄，我只能坐在教室的门槛上，看见她的学生们要么听她绘声绘色地讲，要么围着她，叫她董老师，他们那么热烈，像一丛花儿盛开。那时，我很想推开他们所有人，抱住妈妈大声宣布：“这是我的妈妈。”可我从未曾这样做过，因为我知道，我不会成功，相对于妈妈，或许老师这个称呼于她更具价值。有一次，她正在休假，有人打电话来，说她的一个学生课间活动时摔伤了腿，她放下电话，飞奔去学校，背着那个学生跑了十多里山路，把那个孩子送到医院，回到家的时候，已是半夜，左膝盖在山路上磕得血肉模糊，而全然忘记了灶台上炒到半道的菜，忘了家里还有年幼的孩子。年仅十岁的姐姐带着八岁的我收拾残局，吃了一顿半生不熟也没盐的菜。她那时近乎疯癫的、完全忘了自我的样子，多年后还历历在目，心里也曾经隐隐地疼，甚至期待也摔伤了腿，看看母亲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