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春雷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文天祥的《正气歌》，至今读来还让人热血沸腾。变节是为人所不齿的。但是，在某种特别的情形下，我们对“节”的看法，又是达观的，并不机械，此谓“达节”。《左传》成公十五年，子臧不愿做曹国国君，引《志》言：“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将“达节”置于“守节”之上，就可见传统文化还是有弹性的。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用沉痛的笔墨，陈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身陷囹圄、进而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只有自杀才能洗清自己遭受的屈辱，成就自己的气节。但是，司马迁并未走这条道路。这并非因为他贪生怕死或者寡廉鲜耻，司马迁给出的原因是：“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说白了，就是《史记》还没有完成。

司马迁没有死，而是忍辱负重，完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伟大著作《史记》。后人并没有因此鄙视司马迁贪生怕死，侮辱先人，相反，对司马迁的历史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就是“达节”。保全生命，完成更重要的事情，比株守狭隘的节义观，不知变通，要来得重要。

无独有偶，管仲的选择，也证明了这一点。公子纠和小白争天下，结果小白赢了，这就是齐桓公。管仲是辅佐公子纠的，公子纠失败被杀，自己也成了小白的俘虏。按道理，管仲必须自杀，才算尽忠。但问题是，管仲没有从主死节，而是转而辅佐先前的敌人齐桓公。这该是“变节”行为。《管子》中，管仲是这样解释自己“变节”的：“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