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叶挺全家合影

叶挺  李秀文     

李秀文与叶挺结婚后几乎没过几天安逸日子，她协助丈夫工作，见证了中共直接领导的正规武装力量“叶挺独立团”的组建。在民族存亡之际，李秀文拿出父母的养老金，又出面筹款，从广东、香港一带购买了3600支手枪并亲自押送，运往皖南，支持叶挺率领的新四军抗日。“皖南事变”中叶挺被捕，李秀文支撑起家庭重担，一度陪丈夫坐牢，不离不弃。

1946年4月8日，叶挺与李秀文由重庆前往延安途中遭遇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他们都在用行动诠释“患难与共”。

在悼念文章《给死了的父亲母亲》中，叶挺与李秀文的儿子叶正明曾这样写道：“母亲，你和父亲结婚以来，从来就很少好好过过……而你从没发过怨言，没有说过一句丧气的话。”

左权、刘志兰及女儿左太北

左权  刘志兰

刘志兰曾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被朱德赞为“女同志中的佼佼者”。经朱德夫妇做媒，左权与刘志兰于1939年结婚。左权极为珍惜自己的婚姻，对妻子呵护有加，在筹划百团大战之际也不忘远在延安的妻女，多次托人为她们带去各种生活日用品。

在刘志兰眼里，左权不单是自己的丈夫，还是兄长、老师。左权曾在写给刘志兰的家信中说道：“不管走到哪里去，离开你有多么远，只要我俩的心紧紧地靠拢在一起，一切就没问题了。”

1942年5月，左权在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战斗中不幸牺牲。仅仅几天前，他还在信中述说着对妻子的思念：“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彭雪枫和妻子林颖

彭雪枫  林颖

彭雪枫和林颖成婚仅三天就回到各自战斗岗位，彭雪枫送给妻子的礼物是胜仗：“两个胜利，恰恰都是我们‘蜜月之内，是我俩结婚后的第一次胜利，是我俩结婚的最优美的纪念。”他还将林颖称为“除党之外唯一的能够理解我体贴我的同志”。

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在战斗中牺牲，组织为保护怀有身孕的林颖，隐瞒了消息。次年1月，他们的孩子小枫即将满月时，林颖才得知实情。在牺牲之前的四年里，彭雪枫共写下八十余封家书。在家书中，彭雪枫谈自己的思念、参加的战斗，也谈彼此共同的成长。林颖曾回忆：“为了寄托对他的无限思念，我常常要取出他写给我的信细细阅读，我又仿佛回到了那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年代……”对于林颖来说，“雪枫同志不仅是爱人，更是良师益友。”

陈达邦和赵一曼

陈达邦  赵一曼

赵一曼曾用名李一超，在莫斯科求学期间，同学陈达邦对她的生活起居关心备至，两人相知相爱。婚后不久，李一超怀有身孕，先行回国，未承想这一走就是永别。

在东北抗联工作期间，李一超改名换姓，为保护陈达邦，她还坚称丈夫已死。这时陈达邦受派赴巴黎负责《救国时报》的印刷工作，他被报纸上白山黑水间的抗日勇士事迹所鼓舞，却没想到妻子就是其中一员。赵一曼牺牲21年后，陈达邦才得知，这位国人皆知的抗日女英雄正是自己苦寻多年的妻子。

陈达邦在《忆一曼》回忆录中写道：“我同一曼同志在莫斯科分别时，她怀孕已经4个多月了……为了照顾她，我建议我俩一同回国。她认为夫妻离别事小，求学的任务重大，劝我莫作此想……”回国前，陈达邦把一只戒指和一块怀表送给赵一曼留作纪念，赵一曼对陈达邦说：“我看到这两件东西，就如同见到了你。”

杨靖宇

杨靖宇  郭莲

楊靖宇原名马尚德，与农家女子郭莲结婚。他在外领导农民武装斗争期间，家人成为敌人迫害的对象。郭莲支撑起家庭的重担，带着婆母和孩子东躲西藏，艰难度日。1928年3月，马尚德最后一次回乡看望妻子，他抱起出生才5天的女儿，含泪对妻子郭莲说：“明天我要出远门，也许几年不回来，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并留下一张自己在开封读书时的照片。郭莲明白自己的丈夫，点了点头。之后，每到黄昏，郭莲都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门口，痴痴地凝望着村口那条丈夫离开时走的小路。郭莲还把照片缝在女儿棉袄里，嘱咐儿女长大后一定要找到父亲。

1944年，郭莲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始终坚强不屈，出狱不久便病重去世。她至死都不知道，日夜思念的丈夫早已牺牲在了白山黑水间的抗日战场上。

周文雍和陈铁军铁窗“结婚照”

周文雍  陈铁军

1927年，陈铁军受党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参与发起广州起义，重建党的机关。共同工作中，他们逐渐爱上对方，但彼此并未表白。1928年，因叛徒出卖，二人被逮捕。狱中，敌人用尽酷刑，但周文雍和陈铁军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牢房里，周文雍在墙壁上写下：“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受尽酷刑的周文雍提出的唯一愿望，就是和陈铁军照一张合影，将埋藏在心底的爱告诉她。

在拍下这张铁窗前的“结婚照”后不久，他们以刑场做礼堂，枪声为礼炮，木棉当礼花，英勇就义。刑场上，二人高唱《国际歌》，陈铁军更是当众宣布：“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