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霞艳 世宾 刘炜茗 陈崇正 唐诗人 陈培浩 王威廉

申霞艳：魏微小说写得好是公认的，她是最早获得鲁迅文学奖的70后作家，在评论界和普通读者中都有很高的声誉。魏微小说语言的洁癖、小城叙事、回忆视角、控制力等方面在评论界较有共识，大家也都渴望她更高产。魏微跟我聊过废名，这是一条隐秘的精神线索。我上课也讲过他，我用的版本是废名儿子请汪曾祺写了序的那本，汪曾祺在里面疏理了一下废名的传播史：周作人和他的老师沈从文当时就对废名颇有好感，沈从文的《边城》开篇的情调和废名的《菱荡》有些类似，汪曾祺的《受戒》正是这一脉。朱光潜谈废名认为，废名是那种内倾的小说家，小说家通常是要向外打开，要让作者去过人物要过的生活;但废名是让人物沉没在他的自我中。魏微也是这样。废名、沈从文、汪曾祺、魏微这一脉是非常强调语言的干净、纯粹和叙事的节制的，而对于外部现实则兴趣没那么大，所以，这一脉络的小说家多写中、短篇。今年（2020年）刚好是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引发了很多讨论。现在大家都想写长篇，我觉得好好清理一下这一脉的成果非常必要。契诃夫、莫泊桑和欧亨利是公认的短篇小说大师，可见，在文学界短篇小说还是有其独特的位置。

我知道魏微正在写梁启超的传记，我认为这种换笔墨写作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职业化写作要持续一生，必须突破自我，突破个人经验，借助一些间接的人生故事。魏微写《梁启超》一定会对她有多方面的启示：一是梁启超的人格魅力和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另外对认识岭南这片土地也是有必要的。如果要超越故乡、童年和个人经验的话，势必是要跟脚下这片土地发生关系。我直觉魏微对岭南文化是有抵触的，看梁启超的资料可能会改变这种情绪。从近代历史看，当代文学的某种先机完全可能诞生在大湾区。我希望魏微通过对梁启超的理解重新找到她和这片土地在情感和文化方面的一种连接，开创一个新的格局。小说可以借鉴做学问、查资料的方式，将他人的间接的经验融化成自我的经验来讲述。让我们期待魏微的“中年变法”，期待她的新作。

世宾：魏微的小说我是喜欢的，她的小说写得细腻、微妙，她的那些文字能把人带到温婉而细微的人心世界里。虽然那世界纠结、不依不饶，但由于作者的通达而赋予了小说人物实践人性的光辉和和解的可能。魏微的小说在处理人物关系时，总能够把触角深入到人心的幽暗之处，并很好地把握住人与人之间的那些微妙的关系，亲人关系、邻居关系、朋友关系，不同关系在她的笔下拿捏得都相当恰当。这是她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是她展开她的小说世界的出发点。

魏微的小说喜欢以第一人称叙述，纵使以旁观者的角度叙述，也可以感受到文字背后的作者的存在和她的气息。她的确是一个把自己放进文字里，很贴心、很灵敏、很有同情之心。她不仅仅是一个讲故事者，她也是一个人心的探索者、一个苦难的关怀者和困顿人生的亲切的同情者。她并不是一个想建构一个大世界的作家，她是一个非常体贴的、愿意去深入到她的人物的命運、心里面去的一个作家。

我也理解另一种写作，一种希望建构一个更庞杂、更复杂、具有时代大背景的写作。在我们的诗歌写作里面，也有一类优秀的诗人，他们的写作就是在建构一个高于现实世界的“可以被人类感知并由时代最高文化支撑的诗意世界”。当然，我们评价诗人，会看他所建立起来的那个世界的宽度、深度，也就是精神的高度和切入现实的深入的程度，在这两者之间，在这两级之间，所构成的一个巨大的人类的生存空间，我觉得这是在诗歌中衡量大诗人、小诗人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当然修辞也是诗歌写作很重要的部分，但修辞是基础，修辞必须能够支撑、体现和完成诗人在这两个维度所形成的语言张力。但小说跟诗歌不一样，小说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深入世界、生命和生存的幽暗之处，越深入越幽深，越伟大，小说甚至没有诗歌关于最高生命、生存的精神要求，而是向下地去探索那个生命和生存的幽暗地方，呈现它的特殊性、细致性和深邃性，这才是小说的写作任务。像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她的世界事实上是一个扭曲的世界、恋童癖的世界，但当他的小说展开了这个世界的叙事以及它所展现的特殊的叙述风格，我认为它虽然变态、阴暗，但依然不失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因为它有它的独特性在那里。

魏微的小说不是展现恢弘的历史场景或某种离经叛道的命运，但她在关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普通人家长里短的世界里面，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块领地，有了她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关怀方式，这也是魏微小说的独特性和立得住的地方。我认为魏微应该顺着她的性情和专注点继续深入下去，在更多的方面和更复杂的关系里展开她的探索。她的意义就在那里，她的成就也在那里。

想象力它至少可以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个是对外部事物和空间感的想象，一个是对事物幽暗部分的深入。深入的能力也是一种想象力，而这部分是魏微的强项。

刘炜茗：魏微是天赋感极强的作家。在我看来，文学很大程度和天赋有关，一个作家的审美趣味、文字的节奏感，是与生俱来的。

读魏微的小说，可能最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她的文字非常干净。在文学创作的早期，作家大多有文艺腔，这不奇怪，但是魏微从来都没有，一出道就是这种风格，没有辞藻的堆砌，没有炫技式的写作，没有故弄玄虚，一直是短句，甚少形容词。女作家没有文艺腔很难得。我从她的小说里读出来张爱玲的味道，有一种清冷的气息在，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不知道对不对。

魏微成名很早，我们熟悉起来并成为好朋友，是在她拿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后。其实早在2003年或者2004年，我就读过她的长篇小说《拐弯的夏天》—她自己不满意，但我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并不低。这部小说写的是姐弟恋，一个16岁的少年与一个成熟女性的情感纠纷。这个题材非常大胆，至今在中国文学范畴里都不多见，其实放在世界文学范畴里，都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题材。大家都知道的电影《朗读者》，还有另外一部《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其实都是类似的题材，只不过它们有更多政治的隐喻，有更多时代背景。但归根结底，都是少年对于成熟女性的一种暧昧的、懵懂的想象。这是一种普世的情感。从作家的角度来说，魏微非常敏锐，那么年轻就触及到这个领域，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的敏锐、一种天赋。

我想说的另外一点是，魏微是极有代表性的70后作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的成长在80年代和90年代，事实上正经历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传统的农村形态正在远离，城市化尚未到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既突然又漫长、既自然又被动的过渡中，县城是冲突的前沿阵地。处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状态，一如生活于其中的人物。魏微的小说写的，就是她所感受到的大时代背景下的芸芸众生。我读她的小城系列，就有很强烈的认同感，人物也好，环境也好，一切都似曾相识。当然，我绝不认为魏微有宏大叙事的野心，有意去为时代写作。恰恰相反，她的文字洁癖，她的低产创作，让她长时间地远离喧嚣与热闹，只不过，她的写作，正好暗合了中国时代变迁的隐秘脉搏。

陈崇正：世界一直在加速，每个行业都焦虑，作家也不例外。年轻的作家焦虑没有成名，成名的作家焦虑经典化，而已完成经典化的作家也在焦虑他们的新作。上次跟徐则臣聊天，他也谈到70后这一代作家的焦虑：出道时80后已经占据了市场，所以70后作家要跟60后作家比质量，要跟80后作家比销量，非常艰难，成为夹缝中的一代作家。

但回头想，能够在夹缝中写作，有时候反而能激发斗志。魏微是七零后作家中的领跑者，很早就得到了文坛的承认，从她的创作年谱中不难看出当年斗志昂扬的风姿。当然话说回来，几乎所有作家都有一段创作量爆发、高歌猛进的时期，但魏微在创作的高产阶段也没有泥沙俱下，她的作品现在读起来依然可以看到某种堪称决绝的干净。

前面的生猛让人赞叹，而近十年的沉默也让人期待，我们都在期待魏微的新作。幸好魏微也为读者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中短篇小说。再重新阅读这些小说时，我不禁感慨魏微文字的干净。“干净”是一个非常高段位的形容词，我们会说汪曾祺的文字干净，会说余华的文字干净，一般能配得上“干净”二字的作家还真不多。如果结合当下这种焦虑的背景，很多作家还在不断为自己的作品加入“催熟”的工艺，那么魏微对作品的高要求就会更显可贵。或者说，是慢时光的高贵。

上一回读书会研讨魏微十三篇，我也参加了，我提出书中的十三部小说有八部是以时间性的词语开头的。魏微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微湖闸》也曾改名为《流年》，可以看到魏微对时间性词语所创造的叙事空间有一种不自觉地迷恋。一个对时间如此在乎的人，不能说对自己的写作没有焦虑，甚至可以猜测是一种更为决绝的焦虑，让魏微选择孤高的干净。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却反而希望魏微内心能多给自己的作品一个空间，预留一些野蛮生长的可能。因为如果一个作家不写出一些失败的作品，反倒可能是最大的败笔。

唐诗人：刚才听了很多老师的发言，我觉得都很准确，把很多我想说的都说到了，我不想重复，所以想讲一点临时想出来的观点，可能不太成熟，但我觉得可以跟各位老师形成一个对话。首先就是关于作家与文学史关系的问题。其实今天谈论谁会进入文学史是没什么意义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重写文学史，已经让我们知道所谓文学史书写，本质上就是一个不同话语秩序中的事情，不同的价值观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文学史书写。所以文学史可以有很多种类型、很多线索。就魏微小说与目前多数人心目中的主流文学史范畴上来说，我觉得魏微老师的小说，就像前面大家提到的废名那样，是拓宽我们文学史的一种重要存在。今天如果要去理解二十世纪末、新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肯定要去理解魏微以及她们这一批70后女作家的作品，这是那个年代特别重要的文学作品、文化文本。前面刘炜茗老师讲那个时期是中国城市化最初的状况，像《大老郑的女人》等，那里面呈现出来的小县城的故事，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外地商人与乡村女人的情感需求和物质需求等等，都有着特别清晰的时代感。尤其是那些人物的情感、心理世界，这是其它东西无法提供的，只有阅读这些小说才能真切地感知到。所以说，要去理解那个阶段的中国，就离不开魏微老师这一批作品。从时代记忆层面也可以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理解魏微老师离开江浙家乡之后很难写作、新作极少这样一个状况。我的理解是，魏微老师离开的，不仅仅是空间的距离，更是离开了一个时代。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每五年都是一个大变化，尤其在广州这些超级大城市，一切都是流动的、变化的，这与之前魏微所习惯的那种相对稳定的县城，包括魏微所理解的时代，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这里面也包括了时代的变迁，空间迁徙与时代迅速变革，这会让一个作家失去书写故乡经验的紧迫感，同时也会让一个作家失去书写当下生活的亲近感。所以我其实很理解魏微老师这些年的选择。当然，魏微老师刚才透露说目前在写梁启超这个人物，开始积极介入到广东、广州这个地域、城市的历史和现实中去，我特别期待。

陈培浩：几年前我就写过一篇叫《文学之同情》的文章，分析魏微小说所提供的具有文学质感的“同情”。不久前又写了一篇近四万字的《魏微论》，我对魏微的写作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观察。在我看來，理解魏微，就要理解她写作的阶段性或者说过程性。魏微不仅只有一张面孔，不仅只有《大老郑的女人》《化妆》这一张面孔，也有写《李生记》《沿河村纪事》《胡文青》这一面。写《大老郑的女人》等作品的魏微主要是面向小镇，写《李生记》的魏微面向变动的时代经验，写《沿河村纪事》的魏微企图用为我们民族提供一个微缩的时代寓言，写《胡文青》的魏微则试图切入到历史内部，通过胡文青这个人物去关联时代的错动。不妨说，魏微曾经是左冲右突的，这种探索使魏微的文学面貌比一般人理解的要复杂得多。从2012年到2020年，魏微给自己的小说写作按下了很长时间的暂停键。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她并非完全搁笔，她断断续续地经营着一个家族史题材的作品，同时也试图进入到历史写作中寻找新的资源和动力，比如她正在写的《梁启超》。在我看来，假如我们不仅能理解一个作家的发声，也能理解他或她的沉默，那么通过这种沉默理解写作内部的动力学，可能会有更深入的发现。

王威廉：魏微老师很谦虚地说，她留不下来的。这个事情谁也说不准。经典化实际上有一个时间尺度的问题。以一千年为时间尺度，有多少作家能留下来？五百年为尺度，有很多作家就浮现出来了。三百年呢？一百年呢？五十年呢？尺度是不一样的。那么我想，当代“70后作家”经典化的时间尺度先设定为三十年，作品能撑过三十年，对作家本人而言，其实就是一种胜利。所以说，魏微的作品至少已经进入到“70后文学”的经典化范畴当中。各方在编选本、选集的时候，肯定都会收录她的作品。

魏微的小说反复探查这个世界，也回过身来探查自身的生命。在生命与世界的相遇中，世界是庞大的、近乎顽固地永恒，而生命是变化的、短暂的、脆弱的，因而生命的底色便逐渐显露出了悲凉的基调。她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探讨着生命成长的可能性以及毁坏的可能性。读魏微的小说，我时常会想起萧红，隐隐觉得她们有相似的精神气质。但她们又有很深的不同，魏微相比于萧红来说，又少了那种疯狂折腾的活力。她通透了人世的悲凉底色，以至于面对许多事情她都显得有点淡漠，甚至有点疏离。就此而言，她又和她喜欢的另一个作家—张爱玲有了某种相似性。不过，她身上又少了张爱玲身上沉溺于人情世故的一面。这种比照，让我们认清着她的作品面貌。她是谦逊的，喜欢让朋友们谈她作品的种种局限性。但是，一种奇异的印象挥之不去，那就是种种所谓的“局限性”，反而愈加照亮了她作品中隐蔽的坚硬内核。我觉得，这是一种确定好作品的逆向方法：发掘其与外部阐述话语的对抗强度。太多的作品无法承受这样的测试。实际上，这么多年了，她自己的内在经验也在积蓄，到了寻找突破口的时机了，我希望她在未来有一个更大的作品来把她的这些经验统摄起来，这已经不仅仅是完成一部优秀作品的欲求，而是她的整个生命都在渴望着这样的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