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阔

内容提要：弋舟在《丙申故事集》与《丁酉故事集》中创作的十部短篇小说，都根植于现代化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这一语境，社会发展与个体心灵在“社会加速”中相互联系。弋舟文学叙事的策略聚焦于一个时间问题，在时间的流动中，他笔下的人物可以分为“被栓者”与“斡旋者”两类，他们在各自的精神困境中，看似与“时间”博弈，而挣扎的结果往往是以“逃离”来回应事件本身，而这种“逃离”的限度却是自明的。弋舟精心设计的“仪式”展现了个体在大时代困境中的何以可为以及其自身的限度问题。

关键词：弋舟  《丙申故事集》  《丁酉故事集》  社会加速

中国“70后”代表作家弋舟，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杰出的成就，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辞称其《出警》体现出对心灵辩证法的深入理解。关注人的心灵发展、透视人的精神世界，是弋舟通过艺术的想象力与对社会的洞见力共同完成的，因此他笔下的人物不仅是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更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运动着的精神写照。《丙申故事集》和《丁酉故事集》收录了弋舟十篇以都市为题材创作的短篇小说，这些创作根植于一个具有高度相似性的社会语境，即当下现代化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无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而高速发展，同时中国社会的文化与观念也发生着某种现代性转型，“60后”代表作家余华曾在《兄弟》的后记中写道：“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①这样的速度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而在高速发展的时代洪流中，弋舟关注的恰恰是个体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及精神困境，他通过笔下人物展现的一系列精神症候，以质疑的姿态，摆出了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性立场。在社会加速的洪流中，个体的精神世界会产生哪些变化——那些身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时期的典型人物，其种种不幸遭遇以及精神症候，都被作者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丙申”与“丁酉”二集中，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文本召唤力：我们由文本中的文学世界联想至现实世界，我们通过文本中的人物困境来审视自己（现实的人）的焦虑情绪，同时也聚焦着一个深刻的问题意识，即社会发展与个体心灵二者的关系在文学叙事中何以联系？

一、加速与时间

这十个短篇小说中的叙事，往往有着较长的时间跨度，它所涵盖的人物经历，大都是由少年、少女阶段步入中年，甚至老年。在《随园》一篇中，我们看到杨洁由青年走向中年，薛子仪亦由壮年当值到老年垂暮;《发声笛》中，夏惊涛与马政二人由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走向面对各种中年危机的人生阶段;《出警》中的老奎，壮年时本是斗狠、做钉子户的好手，最后也凄凉地走进养老院;在《如在水底，如在空中》中，三个年轻人的十八岁旅行多年后“转变”成两个中年男人的旧地重游;《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由十二岁的购房到成年时代的“逃亡”;《巨型鱼缸》一文则从少女时代的爱情经历写到婚姻的破裂……弋舟笔下的人物在他们各自的时间中成长着并遭遇着各种各样的事件，这种在故事中按其事件发生顺序所展开的时间被文学理论家托多罗夫称为“故事时间”。

在短篇小说中，以有限的叙事拉长“故事时间”并非易事，而弋舟找到了一种合适的“文本时间”，看似游刃有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以复杂的叙述方式相混杂，从而打破了故事时间的线性结构，这样一来可以让两种时间相互呼应。在他的叙事系统中，不仅令倒叙、插叙、顺叙三者切换自如，而且其叙述视角灵活多变，时而以“叙述者=人物”的内视角讲故事，时而又以全知视角夹叙夹议，这种手法在《会游泳的溺水者》中运用得非常巧妙。

小说从头至尾以顺叙的方式叙述了在跨年前一天中发生在“我”周围的故事：早上音乐教授来家里取设计图，之后“我”听到了陌生的敲门声，在电话中拒绝宋宇的邀请，又与王丁凯一起在家吃火锅、听他讲故事，后来“我”醉倒了，醒来后出门目睹了一场流浪狗被保安追杀的“大戏”，最后与宋宇通话后，“我”再一次出门向“不到三百米的地方”而去。但同时，作者在文本中通过插叙交代了“我”、王丁凯和宋宇三个人的过去经历及生活状态：“我”在妻子去世后一直精神恍惚;嫁给一位高官的宋宇“不需要有自己的人生”而最终她的丈夫也因贪污被带走了;看似身价过亿的王丁凯在感情上也是茫然而空虚的。作者在插叙之中，又通过“我”的回忆，以倒叙的方式交代了妻子的死因，以及妻子与宋宇两人都患有抑郁症。这样，小说中的“时间”就通过插叙与倒叙共同的言说被敞开了，这种言说看似是碎片的，可恰恰是这种碎片使得读者在对故事及人物关系进行重组时，感受了有限的人生时间，这种时间性依靠破碎的叙事，反而有了一种整体性的意味，这种整体性就是贯穿人物一生的情感延宕。

同时，作者的叙述视角也借助人物的关系发生着改变：王丁凯是这个时代的暴发户，他在讲述“紫色激情的顶点”的过程，恰恰是叙述者在以内视角讲故事;而“我”和王丁凯在这个“紫色故事”中的行动延宕，也恰恰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过程，他们于生活的迷茫、怀疑与空虚，最终被叙述者以上帝式的洞见所表述：“此刻，人人都盘算着这回没准会抓上一手好牌，就像那个故事的水手，满怀热望想要去攀登紫色激情的顶点……一般来说，在上帝的牌局中，没人会赢到底，也没人会输不完。”②无论是“时代的宠儿”王丁凯，还是因一场盗窃案而暴露自己受贿的宋宇丈夫，都在作者回溯式的叙事中展现出各自的困境与狼狈，当读者透过生活的表象去审视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时，会发现弋舟的笔下竟然没有一个人是生活的赢家，而他們各自的挫败感，恰恰就是读者通过“故事时间”对时间感的把握从而捕捉到的一种艺术经验。

“故事时间”不仅面向着人物本身，同时也面向着人物生成的社会语境：《随园》中，薛子仪在老去的同时，与他相关或者不相关的社会变化也在进行着，比如尧乎尔跟杨洁大谈县里经济的大好局面以及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如在水底，如在空中》中，程小玮在十八岁时是高考落榜的失败者，后来变成在市里最大的古玩城拥有一层楼铺面的老板，与此同时，社会也发生着变迁：“那时候出了城便是山，如今，城似乎永远出不去了。城市在车轮下没完没了地向远方扩张，天的尽头仿佛都将铺满水泥。”③因此，故事中社会时间随着人物时间的展开也被拉长了，社会时间正是展现社会变迁的首要条件，同时也反映着人物的变化无常，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在弋舟的叙事中，人物与社会的关系就是通过“时间”建立的。

再进一步说，社会加速是通过弋舟的叙事于文本中实现的构思，一方面，他以叙事的策略完成了对“文本时间”精巧的设计，另一方面，他以“故事时间”作为沟通人物经历与社会发展的媒介。在各式各样的人物关系背后，文本为读者呈现出中国社会步入新世纪以来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这既是想象性的虚构，又建立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洞见之上，这不仅只见于上述《随园》与《如在空中，如在水底》的细节中，而是弋舟的叙事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

在《发声笛》中，作者讲述了夏惊涛从高考落榜到三年的监狱生活再到成为新时代的暴发户，他一边作为推动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地产商，又一边享受着城市的奢靡：“喝酒的场所太奢华，单独一座四合院，两个人的局，倒有六个穿旗袍的女孩在伺候。”④在《出警》中，时代的加速变迁与老奎的孤独相互映衬，当老奎踏上寻找女儿的道路时，他见到了昔日的村落变化得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他到了上海，那里的一切对他来讲，就是另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在《巨型鱼缸》中，昔日因经济贫困而陷入窘境的王桐，如今成了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她的丈夫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他们享用着鱼缸、跑步机、机械键盘这些现代居家产品，而二十多年的夜市馄饨摊可能早已不复存在。在《但求杯水》中，作者为妻子与丈夫的感情破碎提供了一个都市化背景，不仅展现出在社会加速中存在的婚姻问题，也揭示出当下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对生态难题：“4000流明灯光和微距镜头拍摄下的雾霾。”⑤在《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我”得到了上帝的眷顾，是处在房价上涨潮流之中的幸运儿，“我”在北京那一百七十多平的住房，从以前的经适房，发展到“天通苑成了亚洲最大的居住小区，区内有十几趟公交和三个地铁站”。⑥在《缓刑》中，小女孩处在机场这样一个巨大的屋檐下，她歪下头看到候机厅高耸的穹顶就像“一根根粗大的鲸鱼肋骨”，这里的“机场”与“飞机”本身是社会加速的象征。

当面对城市化进程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时，弋舟有意识地回避了传统文学的宏大叙事，而是选择了一种回归于个体自身内部的方式予以回应：加速发展的社会为个体带来的精神困境尚未得到解决。在社会加速理论的视域下，加速的社会生活会让人产生一种新的异化，即人们在时间的区隔中会忘记自己真正的意图和价值，从而成为被操控的他者，就像弋舟在《出警》中所说：“妻子跟踪丈夫，丈夫跟踪妻子，这些事儿，让你都不知道世界到底怎么了。但你能感觉到，它们正在改变那些赋予你生活意义的重要信念。”⑦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到弋舟的反现代性立场，在《势不可挡》中，弋舟以科幻或者预言的形式，把这一立场暴露到了极限。这篇作品是在明喻今天“未来已成”的事实，在类似于人工智能这种科学技术的疯狂加速下，当劳动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社会的“无用者”越来越多，人性将被怎样扭曲？这个问题是被近年来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而弋舟以文学的方式给出了某种可能，世界大战爆发，“圣母”退场，乃至信仰坍塌，而最初的反抗者们又成为专制者，这是对历史的寓言，也是对未来的预言。

二、加速与挣扎

纵览十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当他们面对生活世界的外在压力与精神世界的内在困惑时，大致可以将其分为“被栓者”与“斡旋者”两类，作者笔下的他们都是行动着的精神探索者，但是前者常常被一种看似命运的力量所安排，其行动往往受到阻碍，结局往往是徒劳的，他们身上大多显出一种无奈的形象特征，而后者的行动范围要比前者广一些，他们一边对世界有所怀疑，一边又企图与生活进行调解，從而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或是进行自我安慰。

“被栓者”的代表人物有一次次被生活劝退的杨洁，有仿佛被生活和夏惊涛一步步推着做决定的马政，有步入老年之后面对孤独的人生却落寞无奈的老奎，还有嫁给高官而没有自己人生的抑郁者宋宇……“斡旋者”的代表人物有人生路上大起大落、一波三折的夏惊涛，有在爱情与生活的最初理想破灭之后选择离婚的王桐，有在《但求杯水》中的那个面对丈夫婚内出轨而作出自己情感选择的妻子，有因女朋友盗走巴别尔之后选择逃离的“我”，也有在机场因父母吵架而企图做一件让他们真正“后悔”的事情的漂亮小女孩，还有为了守望当年十八岁的约定而故地重游的程小玮与蒲唯……无论是“被栓者”还是“斡旋者”，他们的行为看似远离日常生活而荒诞不经，实则是加速社会中的普通人在面对日常生活的打拼时所作出的选择，这也是种种“症候”的表征。那么，在弋舟的文学叙事中，社会加速何以让他们产生那种种的精神症候呢？

第一，社会加速进一步加剧了金钱对人的异化。“我最终居然在北京买下一套单居室的房子，尽管远在通州，但看上去好像是赢得了一场胜利。在这次胜利中，我失去了一只乳房，它发生了癌变，只好被切除。”⑧《随园》中，在北京单身打拼的杨洁再一次被生活劝退，人们为了金钱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这在杨洁身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反讽——“我赚的最大一笔钱，数目刚好用来切掉我生病的乳房。”⑨在社会加速中，金钱对人异化的危害不止于生命健康，更在于对人性尊严的解构。当杨洁再次与老王相见时，她认为失掉一只乳房的自己是残缺和破碎的，“当天晚上我们在酒店的同一间房里各自安睡，这让我疏了口气——将少了一只乳房的身体暴露给他，我还是会有些心理上的障碍。”⑩

金钱对人的异化在《巨型鱼缸》这篇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学时代的王桐家境贫困，因此，“这样的——日子——我——哦——过不下去了——！”的母亲被一个男人用一辆屎黄色的便宜货带走了。也因此，虚荣的种子在王桐心里开花，当她父亲是公安局长的谎言被打破之后，“她感觉世界就是一口污水漫卷的、缺乏氧气的巨型鱼缸，而她，是一条拖泥带水挣扎着漂流的鱼。”她的青春被一个同样用谎言包装自己虚荣的少年刘奋成所拯救，而多年以后，刘奋成变成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但再也不会“卸去她肩上的书包替她背上了”，两个人的感情最终破碎。王桐的中学时代和她的婚姻时代，前后的对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讽：无论她处于经济的窘境里，还是拥有富裕的条件，他似乎都无法打破“金钱”带给她的精神困境。

第二，社会加速将婚姻危机带给人们。中国社会近年来的离婚率普遍升高，弋舟把握到了这一社会问题的关键，他以不同的笔调来叙述此类题材的故事，将其纳入到了自己反现代性的思想体系当中。譬如，《但求杯水》中，在社会加速潮流中混得如鱼得水的丈夫把他们家的房子从三十平米换到了三百平米后，再也不会和妻子共同“做梦”了，并向妻子坦白自己的出轨。妻子后来在外面有了情感的寄托，而他们两人在出轨的同时，也都在维护着这个岌岌可危的家庭。文本以妻子的视角进行叙述，妻子在这种荒诞的家庭关系中，无法再确认自己的身份，除了丈夫在睡觉的时候：“一个睡着了的丈夫，能够唤起她心里的柔软，孩子从寄宿学校回家，如果在大清早喧哗起来，她一定会加以制止：‘小声点，爸爸在睡觉。’这样说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周身洋溢着暖流，好像小心维护住了一种宝贵的均衡。在这种均衡之中，家才是家，孩子才是孩子，妻子体贴着丈夫，而丈夫睡熟在晨光里。”可见，妻子的精神症候产生的原因，恰恰是她在婚姻危机中“妻子身份”的丧失或缺席。

再看《缓刑》中的那对夫妻，作品再现了他们争吵的场景，中间还夹着自己的女儿，文本在记叙他们的关系及对话时，读者会发现在当时的情境下他们之间存在着三个共识：第一，他们共同抱怨航空公司;第二，他们在三个小时前都认为女儿应该选择芭比娃娃;第三，他们都认为一生最后悔的事被他们共同办成了，即与彼此结婚。这三个共识看似是三个没有联系的碎片，可它们的弦外之音，共同指向了“家庭”这一伦理性概念，女儿在场及全家旅行的情境，使夫妻感情的破裂由个人化问题转变成伦理性问题，个人情感与家庭责任的冲突是夫妻在面对婚姻生活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第三，生活的加速解构着人生的普遍价值。《势不可挡》将社会加速与人们生活之间的关系概括得非常好：“不到十年的功夫，大约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类已经被取代。新技术渗透到了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工种，身边的人纷纷降格为无用者。”在这里，不讨论弋舟的预言能否成真，也不讨论他的科幻想象力如何，仅仅需要指出的是，他以文学的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症候群，即标榜“技术中心主义”的未来社会中的无用者。无用者是彻彻底底的多余人，他们的理想是去“车间”进行奢侈的劳动、见到手艺人杜英姿这样的圣母，直到圣母离开，他们依旧没有意识到其自身存在的价值被他们自己制造的泡沫幻影所欺骗，正一步步走向虚无。

在《丙申故事集》与《丁酉故事集》的十篇小说中，我们接触到各色的社会人物，有以警察、白领、面包店职员为代表的工人，有以地产商、企业家为代表的暴发户，有流浪诗人、无业游民这样边缘人群，也有孤寡老人、脑中风患者这样的苦难者，有面对亲人或爱人死亡的哀悼者，还有因现代婚姻生活或是中年危机而造成情感支离破碎的都市男女……这些人似乎都在社会加速的前进中沦为精神上的多余人，其内心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感受多半是空虚、孤独、怀疑、迷惘的，他们丧失了对自己存在的真实意图与生活价值的判断能力。作品为人物雕琢出丰富的社会身份，使他们的精神困境具有了普遍性，得以外化为加速社会中的一系列“症候群”。在弋舟的书写中，症候是个体在面对精神问题时的外在表现，个体在时代发展的洪流面前总是渺小的，当其心灵在社会加速的漩涡中屡屡受挫时，他们往往展现出一系列荒诞的行动，在解构着传统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戏仿的艺术效果，即以个体的困境戏仿整个社会的困境。

三、加速与仪式

“时间”在弋舟的文本中是极其重要的特质，他的叙事借鉴了意识流的手法，常常令叙述者进行回忆和联想，这时叙述者的“心理时间”得以绵延，与“社会时间”共同参与了小说的“故事时间”。但由于社会加速，发生在社会时间维度中的事件，突破了人物心理时间的感知力和判断力，因此，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们会显得手足无措。此时，人物的心理时间与社会时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落差，笔者认为这个落差是造成他们精神困境的重要原因。在这个巨大的落差面前，无论是“被栓者”还是“斡旋者”，他们都在各自的时间轴上和社会加速中的“时间”博弈，在精神困境的挣扎中，他们往往选择以“逃离”来回应事件本身，而这种“逃离”的限度却是自明的。

且看《如在水底，如在空中》。在丧妻之痛苦中煎熬的蒲唯，面对“大暑”时蓦地想起一个遥远的承诺：十八年前女同学汪泉在他们的成人礼之旅中答应在十八年后的“立秋”之前为他和程小玮各自写一封信寄到冶木峡。于是他兴奋地和程小玮重返故地，守望着属于他们的信，而在出发之前，蒲唯对亡妻有一丝愧疚：“蒲唯心里还是感到了隐隐的不适。他难以确定丧妻不久的自己这样追念另一个女孩子是否恰当……尽管，他明确知道，此刻自己对汪泉的追念丝毫不带有那种男女之情。”那么，蒲唯对汪泉的追念到底是什么呢？当他二人到了冶木峡，在等待的日子里，他们经常聊天，然而“除了程小玮向蒲唯讲授古币知识，他们之间再无其他话题。没错，他们不提远在墨尔本的女儿，不提远在另一个世界的妻子。”而“女儿”与“妻子”恰恰是这两个男人在现实中的心结，所以他们追念女同学汪泉并旧地重游等待着她的书信，实则是对现实的逃离。然而，他们都没有在这个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冶木峡中得到救赎，十八岁已经成为过去，他们的心理时间在现实的社会时间面前无能为力，蒲唯为妻子写下一张明信片，“他想，等他回去时，这张写给妻子的明信片就会躺倒自己漏洞中的邮箱中了，那就仿佛收件人还在楼上。”这意味着，蒲唯依旧要面对现实的亡妻之痛，“現实”无法在“逃离”的追念中被忘却，但是他们作为生活的行动者及选择者，仍然不惜涉险，即便是那莫须有的承诺如同捕风捉影。

选择逃避的还有《缓刑》中的小女孩。在候机楼中所有人被航空公司的延误判了缓刑，而小女孩的父母也发生了争吵，父亲故意指派了任务支走女孩，而女孩听了“和你结婚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这句话时，便十分配合地离开父母去执行这件光荣的任务，她以为自己回来之后他们就可以和好，因为“他们总是这样，每次争吵之后，都会变着法地想要讨她的欢心，踊跃地比赛着谁更能打动女儿。对此，漂亮的小女孩早已经习惯了。”而小女孩在得到“空中管制”这个答案并与小男孩告别之后，并没有急着回去，因为她认为父亲早已经掌握了这个答案，于是她来到了机械战警的柜台旁，她的心理时间如此绵延着：“漂亮的小女孩觉得时间被推倒重来了一次，此刻她的爸爸妈妈就在她的身边……她妈妈正埋怨安检员搞乱了自己的行李，而她爸爸为了转移不良情绪，弯腰替她系了鞋带后，提议买一件礼物送给她。”而这种和谐的画面被当下的现实击得粉碎，此刻有两种时间交织在小女孩的身上，小女孩面对这种落差，最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也送了父母一件礼物，即她听到广播的寻人启事后，并没有返回到他们身边，而是逃避着现实带给她内心世界的挤压，她沉浸在自己的念头里：“在这件一生最后悔的事面前，他们争吵时竞相开列的那些玩意儿都将被一笔勾销，变得苍白和滑稽，不值一提。”而孩子眼中的这个“恶作剧”，在成人世界中亦是徒劳而滑稽的，她的逃离无法扭转任何现实中的社会时间。

在《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逃离”更具有典型性。失业在家的“我”与作为烘焙店店员的女友小邵都是现代化大都市里的小人物，“我们”身处在一个尊严与价值匮乏的小区中：“在那座大城里，你总是要对命运心怀恐惧的感激和感激的恐惧，总是像一个贼……人在微信群里满足着自己的虚荣心，刷手机刷出了腱鞘炎，许多人不敢生孩子所以只能去养猫，失业者在回笼觉里继续承受着匍匐在地的梦魇。”因小邵的盗窃，“我们”踏上了逃亡之路，在這条路上，“我”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某些价值，比如用自己的机械制造的专业知识赚到了第一笔钱，以及一种保护小邵的责任感荡漾于心头。小邵仿佛也找到了某些似曾相识的价值，除了她把那只猫称为“我们”共同的孩子外，她在事件之后亲口说了一声“老王，我爱你。”这次逃亡看似与现实生活的琐碎及残酷拉开了距离，“我们”的心理时间在逃离中绵延出了与社会时间相抗衡的情感结构，所以“我”没有打断小邵的心理时间，让她回归到人类理性的“正当性”去，因为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爱向所有真正的爱一样，都那么岌岌可危，我们的爱承受不了一次捕获。”在面对这个巨大的落差时，于文本最后，弋舟给出了在他作品中少见的光亮：“这会儿，我的鼻子却已经闻到了海风的味道。况且，既然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我们就该更有勇气去过真正的生活。”但是，对主人公而言，真正的生活仍然是逃离大都市，去一个安静的港湾——这既是作者反现代性立场的又一体现，也表征出在社会现代化加速的洪流中，处于现实困境中的小人物，除了逃离之外别无选择。

在社会加速中，逃离是一场“仪式”，就像《出警》中老奎的上门自首，仿佛一场自导自演的戏，作为他对抗孤独的良药。而此药的副作用是，人们在亲历了由一种巨大的落差所造成的痛苦之后还要回归现实。在弋舟的文学世界里，人物往往通过这种仪式，反证着现实终将无法被逾越，同时，这种仪式在绵延的心理时间与现实的社会时间之间，确凿了一个缝隙，透过这一缝隙，读者可以审视到作品人物的精神症候，甚至也可以审视自己，这便是弋舟的现实主义笔法。

四、结语

在“丙申”“丁酉”的十篇小说中，弋舟聚焦于现代化都市里人们的生存状态，他通过“介入”的方式，在对当下人们诸多精神症候的洞见中，创作了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文学叙事，不仅展现了个体的困境，也试图展现个体在困境中的何以可为以及其自身的限度。在弋舟精心设计的“仪式”中，他笔下的人物，以经济与技术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作为舞台，用精神和肉体尽情地表演，暴露出社会加速为城市中的“小人物”带来的一系列的现实问题，而身处于这个时代当中的每个人，都无法回避这些指向个体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痼疾。而它们尚未得到解决，我认为这既“逃离”的限度，也是文学写作自身的“限度”——或者说是“姿态”——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认为的那样，小说家应当让他的读者把其创造的文学世界当作问题来理解，而在一个建基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确定性的世界里，小说便死亡了。

注释：

①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②③⑥⑦弋舟：《丁酉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41页、第156页、第3页、第96页、第74页、第151页、第171页、第170页、第48页、第54页、第68页、第40页、第17页、第40页。

④⑤⑧⑨⑩弋舟：《丙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第142页、第21页、第22页、第13页、第133页、第150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