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祉艾

内容提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维度不断出现了新的立场和标签，与此同时，女性写作也加深了对社会现状的介入，提出了对现实女性群体的生存处境观照。在今天的女性视角凝视下，诸多社会图景乃至于更细微处的切近情感描述都成为了被深入关切的本真寻找。而无论是庞羽在《我不是尹丽川》①中所表达的生命的轮回，还是在崔君的《羽人》②中所书写的丰沛的生活本质，都展现了现代女性视角下的儿女情长，事实上，今天的女性生活讨论本身仍然会归结到对待生命的弹性空间和主体意识，本文就将以这两篇小说为例，试图谈论90后的女性写作者在当下的凝视与观望，表达对于情感共同体的深入追溯与秩序挣扎。

关键词：生命孕育  情感延展  生活弹性

自女性主义书写进入中国以来，女性写作的探寻就往往是以一种凝视的姿态对社会以及文化关系进行独属于女性本位的重建，在第二性的复杂解读中，女性的身份认同被不断强调，具有女性意识的写作也被称为“她者”意识的观望，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在男性话术中心之下的性别降格。因而，今天对于女性作家书写的窥探或许应该从更加多维和本质的思考中入手，唤醒真实且立体的女性写作。

就今天的女性书写而言，大部分的女性作家都已然超越了旧有的第二性感召，从更为宽广独特的角度入手，试图谈论生命体之中的共鸣与平等，这种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乃至多重生命轮回之间的探寻，所显现的正是今天女性意识的觉醒与逃逸。

以这一层面上来谈，所谓的女性凝视，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在男性视角下的反凝视。父权和男权所主导的凝视机制之下，女性往往在成为被观望的对象，她们所经受的来自生活和内心的双重枷锁成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逃逸本能。因而，这一批90后女性作家的凝视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对男性视角的回应，当原本被禁锢的灵魂呈现出游离而翩跹的逃逸姿态，大胆笔触中所颠覆的生命体验也展示了全新的主体空间，阐释了崇高生命轮回下的苏醒与反思。

一、生命孕育的崇高与悬浮

自人类迈入文明阶段开始，孕育生命这件事从生理事件逐渐被阐释为血脉流传的家族文明，人们习惯于赋予孕育以家族内涵，在伦理道德和宗族概念中赋予新生儿以奥义。然而，这种对血脉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异化了生命孕育的神圣性。当血脉流传与庞大的社会文化体系所勾连，关于生命孕育的想象也就成为了遥远的追问。

而在当前的女性创作中，这一批新的女性作家们却逐渐赋予了女性孕育以全新的话语内涵。生命的孕育不再是血脉辨析过后的凝视，而是被呈现为个体脱胎的唤醒，讲述生命本身的延展与温暖。以庞羽的小说《我不是尹丽川》为例，小说所讲述的正是在个体这样涓涓细流一般的生生不息中所体味的丰盈情感。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也不仅仅考察了母性在孕育生命时的温情脉脉，同时，也将原本被视为稀松平常的生育阐释为了与传统人性相悖的创造性缺失。

小说是以尹丽川的一首诗为开头讲述故事，在第一人称的书写之下，小说以一个女儿的身份，对母亲，乃至于外婆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的过往进行了浮光掠影般的追溯。在“我”的视角下，母亲永远美丽，有着深邃且明亮的眼眸和颀长纤细的身姿，而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外婆，也同样是漂亮到会被外国人询问的“洋娃娃”，在这一来自女儿和外孙女的仰望中，母亲林中燕乃至外婆寅芽的母性形象都被模糊了，转而阐释的是女性个体仅仅作为女性时的理想地位。

在这一理想的地位中，女性本体绝不是依托于男性的美丽，而是作为少女，在社会秩序间形成了某种张扬且自由的美。显然，这种对于女性本体地位的直接强调与文化想象空间中的大部分理想女性意识是有天然壁垒的，然而，小说也并不企图制造某种女性与母性的天然对立，而是试图将她者的身份进行更深刻的阐释，借此来书写女性真实且具体的身份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第一人称视角下的叙事，在诸多情节中都展示了母亲林中燕在家庭关系中所经受的折磨，父亲罗勇在一套小洋房的加持下“骗来了”美人林中燕，然而，在“我”所见到的他们二人的婚姻生活中，罗勇没有任何娶到所谓娶到梦中情人的自觉，同时，林中燕也显得过于漠然和愁苦。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展现林中燕在生活中的飘渺与自由：红楼梦、上海、碎花裙，诸多意象被“少女”这一鲜亮的名词所包含，共同指向某种浮动的诗意和困惑。

“花死了，黛玉也死了，谁都会死。林中燕擦着额头的汗，我感觉她要融化了，像冰一样融化，滴下来、滴下来，顺着瓷砖蔓延，蹿升到我的血液里。一个女人怎么会是另一个女人的妈妈呢？”正是在黛玉葬花的破碎意识下，小说第一次直接地阐释了年轻女子在家庭生活乃至于生育状况中的迷惘。在绝大多数时候，母亲的身份都来得顺理成章，如同被反复强调的所谓“为母则刚”，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女性被强行赋予的义务。男性可以追求绝对的自由，但女性却因为身体的天然差异，被赋予了延续生命的天职，而今天女性的觉醒，也自然而然地带来了对这一“天职”的控诉。

事实上，今天的女性理想想象包含了自由思想和传统美德，因此，庞羽在小说中利用某种三代人的互相回望展示了一个镜像般的理想统一体，女性危机的身份认同之下，由女性身体中所孕育的孩子仍然如同一个奇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种生命延续的力量本身也具备极其神圣的联系。从身体里的哺育显然是当前现实世界中唯一能被称为永久的联系，自我与她者通过身体的建构成就了融合与跨越。不得不承认的是，永恒且固定的关系在现实世界的境况中是不存在的，母亲与孩子的联系也会随着孩子向世界的靠拢而逐渐淡化，这种经济时代下的精神贬值被召唤为本身之际对她者虚幻身份認同危机的贴切阐释。

而除却这种对生命延续的崇高书写，小说还一路追溯到漫长的家族源头，提出了对外婆那一代的想象性解读：

“他们死了好久了，就像上世纪的老八音盒，唱不动了，就锁起来吧。想到林中燕和他们待的时间，比和我在一起都长，我感觉怪怪的。林中燕捂住嘴。她是要哭吗？还是仅仅一个喷嚏？不一会儿，她撒开了手，表情依然淡淡的，睫毛长而卷，眼睛深而亮。那一刻我难过地想，她生的人不该是我。”

血缘所牵连的“局内人”状况之下，小说表达了一种对女性命运，乃至于对时代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关怀，这是一种对生命意识的旺盛礼赞。个体的存在相对于庞大世界是渺茫的，然而这些个体，每一个也都可以被称为生命中万分之一的奇迹，小说通过漫长三代人的变迁，似乎也想阐释这样一种延续本身的美学光晕。同时，小说也不仅仅在讨论生殖崇拜，而是试图借助一种充盈的困境讨论，来书写生命的价值，并有效地将庞杂的叙述下沉到女性之中，小说中的林中燕呈现出了一种苦难而美丽的命运悲剧美学，在最后，她为了“我”而同罗勇争吵，被家暴，在这种近乎殊死搏斗的痛苦中展示了决然且蓬勃的生命力量，女性在庞羽的书写中，成為了生命的庇护者和启蒙者，撑起了一片绚烂而高尚的自然形态之美。

二、死亡深渊展演过后的双向反思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90后的这一批作家对于死亡的书写是具备延展性的，就年龄和时代背景来说，90后的作家们大多还未真正地接近死亡，他们所试图拯救的生命奥义甚至不来自父母，而来自更年长一辈的祖父母，这种阻隔了一辈的死亡恐惧被抱持为对遗忘的抵抗，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记录是必要的，代际关系之下，家庭关系往往被赋予了爱恨交织的戏剧性，真实生活在情感的回溯之下也具备了严肃的冲击，而死亡的到来，却有效地为情感纠葛予以解套。似乎在死亡之下，寻常的生活被掌控为混淆的深邃情绪，这种对死亡坍塌的描绘悲痛欲绝，但仍然具备谋篇布局的叙事逻辑，并展示了一种深渊背后的反思与和解。

事实上，灵魂与肉体的探讨自古以来就是我们在生命书写乃至死亡命题中所不断辩证讨论的问题，肉身的消亡是否全然代表着灵魂意识的泯灭，而记忆的全然错失又是否也可以看作是更深层次意义上的死亡，这些相似的对于死亡以及死亡背后的终极栖息找寻在诸多文艺作品中都有所展现。

从大热的迪斯尼电影《寻梦环游记》来说，电影正是从绚烂的亡灵世界中向观众展现了遗忘的惊心动魄，在墨西哥的传说中，人一辈子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是心脏停止跳动，在生物学上彻底死亡，第二次是在葬礼上，社会性人格的死亡，第三次的死亡便是最后的死亡，也就是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人将你遗忘。《寻梦环游记》固然探讨了死亡并非终结，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但同时，也表达了爱和回忆的重要性。

回归到小说《羽人》中，崔君刻意地赋予了外公以阿尔兹海默症的病情，试图在他零碎且混沌的记忆里跟随他不断回溯往昔，来书写那些寻常生活中不被发现的美好与沉重。当亲人离世，有的人或许无法即刻感知到这种深重的痛苦，但那些细密而琐碎的疼痛，却会在生活角落里的每一处痕迹中被回忆和把握。崔君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碎片化的叙事形式，小说几乎没有任何高潮场面，而是平铺直叙地将诸多场景娓娓道来，正如她在小说中所叙述到的：

“在我影影绰绰的记忆里，事件是一块一块的，一直滑向模糊的镜像，情绪则不一样，它们反复回来找我，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印证彼此的相似性。就是这些犹如胶水一样的情绪，把干裂出藕丝的事件牵连起来。小舅带我坐过那个气球，但我全然想不起是怎么上去的，只残存了一些气球上的观感，以及对高度的敬畏。那时气球并没有升得很高，我向东看到了邻居家的苹果园。”

人类的记忆大多是模糊的，生活向前则代表着遗忘，事件容易在时间的流逝下混淆且支离破碎，然而，事件中所含有的情绪却是永恒存在，甚至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淡化，反倒由于岁月下的反复感知，而不断深入，以至历久弥新。

而小说也是如同崔君自己所阐释的那样，以诸多一块一块的事件重建了情绪，校长姥爷的可爱、好玩、老小孩似的天真都活灵活现，所以在小说最后的崩塌才显得格外悲戚，同时，小说也不仅仅提出了与姥爷的告别，也在诸多情节上暗示了与父母的和解。

尽管没有直接的描述，但小说里关于雷雷妈妈的讲述仍然能够勾连出一幕属于中年人情爱的大戏，在这种环境中所长大的“我”实际上对生活的混沌早有感知，而很显然，校长姥爷是这种生活中唯一的天真。事实上，小说也乐于呈现出校长姥爷在灵魂上的生机勃勃，与题目“羽人”所相照应，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可以看作生者对于死亡悲伤的心念与惘然。

在小说的最后，校长姥爷搭乘上印有玫瑰花的氢气球，飘上了天空，无比浪漫又无比值得恐慌，而他的归来或许可以被阐释为意识与皮囊的彻底分割。在他分裂且零碎的记忆中，像在飞，像在奔跑，像羽人坐在房顶间，等等，他的意识已然跃入奔涌的潮汐。

因此，小说此时直观的死亡书写显得顺理成章又深邃压抑：“校长的肉身终于死去，与被犁铧先埋入土里的记忆汇合。我有时候又不住地思考，人的死亡竟然可以被如此分割，校长忘记一切的时候是死的，间歇回来的意识让他断断续续地活着，经历一遍又一遍不连贯的死亡。他和妈妈不一样，妈妈是流畅地奔向那个结点。那天羽人熬的粥格外明亮，我妈郑重地告诉我，她胸部的那个“栗子壳”没有取出来，医生打开它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们没敢惊扰它。我攥了一枚鸡蛋，手指温凉，好似被狗舔过。”

母亲的死亡看似被轻飘飘的描述，但这种书写的差异绝不代表着悲伤的对比，而是思虑与和解的区别，对待姥爷，“我”所能做的是永远记挂，将他的羽人当作心中的信仰，在悲悯的创伤中不断追溯记忆，而对自己的母亲，“我”则需要太多和解与沉思的必要，在堡垒坍塌之前记录下隐藏的纠葛，而这些纠葛，才是爱的可能。

三、女性凝视下的情感苏醒

在前文中我们谈到了当前的女性主义在世俗认定的天然女性角色中所展示的叛逆和深思。诚然，妻子或是母亲这类所谓的天职都可以被拒绝，但作为女儿的身份却是与生俱来，不可被泯灭，因此，以女儿的身份对母亲以及家族人物的回望在今天能够重建出一个全然不同的情感版图。

就情感版图的建立而言，必须强调的是，以女儿身份对家族的回望必然会带上强烈的时间表达，以及对死亡这一终极命题的展演和探索。在时间的流逝之下，亲情带上了隐秘且悲怆的死亡阴影，很显然，这种对于死亡的谈论并不是对所谓死亡美学的纯粹观照，而是站在还原与探寻的角度上，试图抵抗死亡的胆怯，聆听最波澜壮阔的个人光辉。

事实上，女性性别处境与文学想象之间的悖论自古有之，在父权制度的理想幻境之下，人们对于女性的性别观念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于“女儿”或是“妈妈”的身份标榜。在男性权威的社会性别之下，女性力量实际上是缄默的、孤寂的。不仅如此，女性身上的标签都被强行烙印为母性的状态，也正是在这种悬浮般高高在上的处境之下，不少的女性写作者自发地剥离下这一天然的性别筹码，希冀于借此展现女性本身的自由主义。然而，在固有的身体差异下，绝对的平等显然是不存在的，一味地要求独立意识，只会带来对某种对性别意识的忽略。

因而，庞羽在《我不是尹丽川》中所展现的性别意识显得尤为珍贵，她并不企图去强求某种平等和独立，或者说全然割裂的女性空间，而是试图在延续生命这一母性天职的束缚下挖掘独属于女性的权力和智慧。这种对女性身体中天然的母职强调实际上完全可以看成是现代女性对自我的全然接纳，同时也书写了女性真实的解放和重生。

而从崔君的《羽人》来谈，真实生活在死亡背后的展演所探寻的是被时间所掩埋的细节，陈述那些被第三视角所藏匿的情绪，同时，也抵抗遗忘，来寻求生活的支撑。小说《羽人》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绪。第一人称视角下的普世性叙事，将外公这一亲人以社会身份——校长来推动情节讲述故事，并在最初就给他加以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病状，令小说在死亡阴影之外又多了一层对于遗忘的反思。生活一路向前，本身就意味着无度的遗忘，但书写是为了对抗遗忘，小说在这些片段式的人生描述中不断碰撞时间的界限，企图捕捉那些被忘却的瞬间和微小的记忆。

处于凝视地位下的女性在情感的书写中往往比男性更多一重对于误解和伤害的阐释，这种情感苏醒我们也可以看作是被凝视状况下的自我追寻。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女性凝视在很大程度上都不仅仅代表着女性主义的成熟，更多的可以看作是生命书写下的存在与回归。无论是在《我不是尹丽川》中对于存在本身虚无的讨论，还是在《羽人》中所阐释的死亡，本质上都是对生活的对抗。死亡从不自然，我们所燃烧的悲痛与惊恐永恒存在，那些被凝視的瞬间也无法逃逸，只能在挣脱中不断反思。唯有对抗，唯有挣扎，人才能经历存在，这种观看与沉思所延展出的是一个女性对于生活强有力的抵抗与铭记，作家们也在书写的过程中完成了与自我的和解，死亡命题下的世界如此宽广，终于具备了沉思的震撼。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女性写作仍然带有强烈的性别意识，但仍然具备了对待生命书写的延展与建构。文学作为女性主义书写的第一重阵地，释放了女性自我的生活体验和对当前女性情感状况的深刻展露。而除却这种对待情感的困惑和混沌，90后女性作家们对待女性欲望以及生活的弹性也具备更加颠覆性的建构。无论是女性孕育权力本质的悬浮，还是死亡深渊下的反思与批判，都是女性群体凝视下对自我真正所在的探寻力量。

注释：

①庞羽：《我不是尹丽川》，《创作与评论》2017年第7期。

②崔君：《羽人》，《湘江文艺》2020年第4期。

（作者单位：湖南省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