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迟子建城市书写的“地方路径”

2021-09-10张海玉于京一

百家评论 2021年2期

张海玉于京一

内容提要：父辈代际经验与主体现实体验的“视域融合”与情感积淀主导着哈尔滨这座城市在迟子建文学世界中的多维阐释与表现。新作《烟火漫卷》（2020）显示出迟子建对哈尔滨城市书写独特“地方路径”的发掘。小说在怀旧视域下漫溯哈尔滨历史文化记忆，城市地理空间历史感的纵深掘示与故事人物现实生命进程相互映照，传达出城与人深刻的生命联系;在关于自然、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地方生态叙事中呈现哈尔滨的精神风貌，表现哈尔滨人的生活仪式及日常美感;在城市烟火日常的温情描摹中聚焦生命个体不断“寻找”的人生历程，彰显人们勇于面对现实困境与人性幽深的坚执信念。虽然迟子建的城市书写存在某些局限，但其对城市地方性的发掘与强调将开辟一条意义非凡的书写路径。

关键词：《烟火漫卷》地方路径怀旧想象生态叙事现实观照

自1995年创作《晨钟响彻黄昏》伊始，迟子建的创作视野由极北的乡土世界拓展到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活。90年代初入哈尔滨，亲证30年来哈尔滨剧烈的城市化改造与现代化建设，哈尔滨这座“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①，在历史、文化、现实等多重意义上带给迟子建复杂的情感体验与价值认识。初入城市的不适、彷徨与拒斥，化为《晨钟响彻黄昏》中知识分子宋加文在都市生活中迷失自我与人性异化的真实写照。与由乡入城的众多作家相似，城乡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城市作为乡村书写反参照的价值判断在迟子建的作品中始终存在，作家甚至有感而发——“城市是地球上最大的罪孽”②。新世纪以来的作品《伪满洲国》（2000），《白雪乌鸦》（2010）以及可被称作“哈尔滨”三部曲的《起舞》（2007）《黄鸡白酒》（2011）《晚安玫瑰》（2012），均以哈尔滨为故事背景与叙述空间，演绎历史变革时代与文明演进过程中几代人的命运轨迹与人生历程。因为父辈代际经验与主体现实体验的“视域融合”与情感积淀，使得哈尔滨在迟子建的文学世界中逐渐呈现出特别的面貌，作家城市观也发生了从二元对立到主动谐和的内在转变。新近出版的《烟火漫卷》（2020）在迟子建看来，最大特色就在于，城市开始以一种“强悍的主体风貌”③，作为叙述主体，在小说中表现自身。无疑，迟子建经历了对哈尔滨漫长的“融入”与“发掘”过程。有意思的是，迟子建第一部城市小说《晨钟响彻黄昏》以“晨”“昏”来暗喻人生两极，黄昏与夜晚昭示人物的悲剧命运与人性的单薄丑陋，在城市牢笼中，“有的只是暗夜行路的人屡屡相撞的声音和人心底深深隐藏着的对光明的渴望”④。而《烟火漫卷》中，迟子建同样以哈尔滨的清晨与夜晚架构起城市的生活日常，并有意在黑暗的哈尔滨夜空燃放了一场灿烂的烟火，来传达人性的良善与人世的温暖。因而考察作家对于哈尔滨的情感认识与主体认同过程，对于理解小说中“城与人”的复杂关系以及独特的城市书写路径将大有裨益。

一、回溯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怀旧书写

百年来哈尔滨迥异于其他地域的城市发展史，赋予了这座“流亡者的城市”⑤多元、混杂、变化的历史文化印迹与现代城市气息。小说漫谈哈尔滨城史与人史、民俗与风情的过程，可以看作是迟子建有意携带着父亲的生命基因“故地重游”。“父亲的脚印”在故事人物的行走与寻找中渐渐明晰，而后辈的主体经验与情感认识又左右着迟子建在现代化飞速发展的哈尔滨重新建构起关于一座城的文化记忆与历史想象。小说的主体写作也就呈现出一种带有鲜明倾向性的怀旧意识。“怀旧”由“思乡”本义衍变为“追忆”的心理情绪，再到凝聚为文学叙事的一大母题，它是一种向过去“回溯”的文化情怀与审美行为，与现代化、城市化遵循的时间永恒向前的命题相悖。美国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曾言：“在一个生活节奏和历史变迁节奏加速的时代里，怀旧不可避免地就会以某种防卫机制的面目再现”，且它总是“意欲抹掉历史，把历史变成私人的或者集体的神话，像访问空间那样访问时间，拒绝屈服于折磨着人类境遇的时间之不可逆转性”⑥。怀旧主体立足当下现实对过去追忆、怀想与有意味的重构，意图在空间的恒定性中挖掘无数瞬间所承载的意义、价值甚至生活信念。它使得主体能够超越心理层面的无意识回忆上升至对某种实体性的旧式人与物，甚至精神层面的气质、境界与意识做出价值判断与伦理取向。小说《烟火漫卷》各处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怀旧气息与追忆氛围，迟子建沉潜生活娓娓道来的话语流与低缓平静的叙述节奏，强化了对城市空间历史感的纵深掘示与人物怀旧表现的情感浓度，城与人达成了一种深刻的生命联系，在各自生命历程中相互映照。读者也始终氤氲在一种浪漫、自在、韵致的叙事气氛中，感受到缓慢自然的日常节奏与稳定自在的生活秩序。

哈尔滨的很多地理空间背后都凝聚着悠久、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怀旧表现之一即透过触摸地理空间背后的历史讯息与生命故事以回到过去，挖掘跨越时空距离与文化背景下的城市生命活力与不朽价值。道里的老会堂音乐厅、哈尔滨东郊的黄山犹太公墓、圣·索菲亚教堂与极乐寺、群力音乐厅以及道外的中华巴洛克建筑群、新闻电影院等等，这些地标建筑与空间场所，都经历过剧烈的历史变革与物事变动，既是城市的文化象征，又作为凝固的历史阐释着哈尔滨的前世今生。譬如现今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原本由俄国设计师日丹诺夫设计为东省特别区图书馆，日侵时沦落为迫害爱国志士的魔窟，如今成为后人瞻仰前辈遗迹与反思战争戕害的纪念馆。谢普莲娜父亲遗留给她的带花园三层小楼被破坏与洗劫的痕迹见证了苏联红军驻军哈尔滨的历史。老式建筑物剧烈变动至今只留下了生命的某一部分，正如阿成所言：“所有的历史包括个人的历史都是残缺的，所以说哈尔滨城市的建筑历史也是残缺的。跟人的精神史、个人历史也是一样的。”⑦残缺的建筑历史以及空间承载的个人历史借助作者的怀旧想象被重新还原，并且与故事人物的命运始终纠缠牵扯。在小说中，哈尔滨各大音乐厅成为刘建国寻找丢失的铜锤的去处，多半因为铜锤可能遗传父辈基因中对于音乐的热爱。但刘建国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其实也源于早年知青下乡中交往的小提琴手身份的初恋女友张依婷。一场丢失孩子的意外，导致他的爱情戛然而止，而“寻子”的各大音乐厅又不可避免地牵连起他生命的过去与现在。年近古稀、孑然一身的刘建国与如今在音乐界赫赫有名的初恋女友早已是云泥之别;刘建国在奔赴群力音乐厅途中再次错过张依婷的音乐演奏，也印证了因为自己的失误弄丢铜锤而带来的整个人生的错位与不幸。小说结尾处于大卫为刘建国播放传递夏里亚宾的《伏尔加船夫曲》“踏开世间不平路”也就生动诠释了刘建国苦难而又戏剧化一生的“命运撕裂感”。这样的联系是作家构思巧妙之处，戏剧化却不唐突，反倒增添了命運的荒诞意味。当然，迟子建无意对哈尔滨的地理空间与老式建筑做走马观花或巨细无遗的观光展览，而是紧扣小说故事人物“寻找”的行为轨迹：刘建国利用驾驶“爱心救护车”的工作流动性寻找丢失的铜锤;黄娥为儿子顺利落脚哈尔滨而描摹着哈尔滨的城市地图;于大卫在雪天流连于各城区的老建筑，以期遇见儿子铜锤……“记忆寓于走动、穿越、透过某地、迂回前行之中”⑧，小说故事人物走动轨迹散点式的铺展与空间内部历史记忆的恰当回溯密切勾连，自然而然地牵引出一个个动人心魄的生命故事。

在如今一体化的高楼大厦林立以及满街满巷充斥曼哈顿、金色莱茵、巴黎、伦敦等洋名字的哈尔滨，怀旧的心理趋向使得作家主动避开现代化建筑与设施的描写，将目光聚焦于承载着几代人历史与家族发展轨迹的老式建筑。这些老建筑相对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来说是“时光的弃儿”，但其却是以空间来保存时间记忆的城市地标，展现了不朽的生命气息与城市之魂。迟子建对于“榆樱院”这一建筑空间无疑是偏爱的，连同《起舞》老八杂棚户区的半月楼，《黄鸡白酒》玉兰街的红砖楼，甚至《晚安玫瑰》俄罗斯花园式风格的米黄色小楼等，这些老式建筑与城市中心单调乏味、一体化的规范建设形成某种对称甚至对抗。一方面作为“文化遗产”，榆樱院见证了刘娇华家族几代人的历史衍变与生活轨迹，变动至今仍然呈现着蓬勃的人文景观。另一方面，这些老居民区中的住户鱼龙混杂，从事各行各业，他们的存在是城市多元混杂的真实现状，也是人间烟火气的集中体现。李丹梦曾经点明人与环境的疏离是城市文学的关键特性⑨，在打破农业社会与土地的生命关联之后，日渐繁琐的城市职业分工使得破碎游移的社会关联可以瞬时打破，也可以随时建立。而城市中偏僻、稳定的生活空间的建立，因为实实在在的生命体验与记忆附着，人与地方仍能维持稳固持久的情感关联。或许携带着历史文化印迹的地标建筑与空间场所，在城市改造中会不断失落甚至面目全非，但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象征与生命经验意义却恒久而稳定，与现代城市流动、离散的社会本质相悖，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城市流散者与漂泊者的精神危机，使他们暂时获得一种城市情感认同，寻找到独属于己的“在家感”。

怀旧的发生主体必然是人。怀旧表现之二即主体鲜明的怀旧心理与趋旧行为。“父辈记忆”带给迟子建的个人经验在小说中上升为具有集体共通性的价值信念。这种集体记忆与思维方式延伸为一种价值判断与伦理取向，与现代人际社会中价值观与信念感的失落相抗衡。在赵静蓉看来：“怀旧心理及其所构筑的文化记忆，恰恰是圆满的、统一的、稳定的、完整的，它在本质上就是希望‘退回到历史上一个较少复杂的时刻和个人经验’，就是希望回到传统社会中那种恒定的、由一个更大更有力的共同体所支撑着的自由秩序当中。”⑩在小说叙事层面，个体乃至家族关于过去的记忆“是由许多故事构成的，而若是没有机会得到叙述和重复叙述，这些故事本身又是不能存在的”，对于父辈经验以及代际记忆的反复回溯与言说，是带有叙述者个人情感与价值理解的再叙述，深刻影响了子辈及其后代的个体意识与价值认同。《烟火漫卷》中迟子建作为父辈故事的讲述者，与同代人刘建国三兄妹的怀旧感喟拥有一致的叙述语气与定位视角。刘鼎初作为中共地下党与专业俄语翻译专家的身份及“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并被疯子活活打死的经历，以及犹太人后裔谢普莲娜在哈尔滨的传奇一生，都使得他们成为迟子建笔下携带着历史印痕与生命经验的智慧老者，他们的人生故事被放置到历史空间与当下时刻重新表述，凝聚为智慧、经验与传统的象征，并在代际关系中传承。《烟火漫卷》表现出代际关系下三代人关于历史经验与生命体验的互动与对话。作为知青下乡亲历者与历史运动旁观者的刘建国兄妹，在革命年代与市场年代的夹缝中，既携带着父辈的生命因子又不可避免地陷入现代社会发展的物质精神困境，因而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表现出一种自发的怀旧。三兄妹在见利忘义的时代里仍然坚守理想主义情怀与道德操守，并一致认为“他们父母最大的公德，就是对子女品德的教育”“心底正义的小火苗，也许是父母给种下的吧”。他们的下一代如安于现状善于投机的小李（刘骄华之子）与南下寻找致富机会的刘光复儿子，明显沦落为商品时代物质主义的附庸。在对待俄语翻译专家刘鼎初遗留下来的翻译作品的态度上可以一窥子辈及年轻一代的人格与心态。刘建国在旧书报摊发现父亲翻译的最后一部译著《二十世纪俄苏小说选》，“有如见着久别的亲人，又是欣喜又是难过”，并打算给父母上坟时念念，使他们不惦念人间事。而小李对于书架上陈列的外公刘鼎初的翻译作品，总是嗤之以鼻，认为它们已经被时代淘汰。令人悲观的是，物质与金钱正在成为衡量时代社会价值的标准，代际经验在年轻一代身上近乎断裂，他们的精神人格与价值信念不可避免地走向迷失。而情怀与理想的丧失表明怀旧也只是一种不得已的美好幻象。

谢普莲娜的传奇人生叙事与哈尔滨的城市化进程呈正向联系。她读书、就业、爱情、婚姻，直至老死在哈尔滨的个人历史进程与哈尔滨城史推进相一致。即便哈尔滨城市面貌与精神内涵与过去大相径庭，作为移居地它仍然成为凝聚着谢普莲娜真实人生体验与情感积淀的另一故乡，“老哈尔滨的各类演出和所放映的电影，哪家俱乐部曾有哪个著名芭蕾舞演员演出，哪所影院放过爱情片，她都记得”。从陌生隔绝的“无依之地”到充满人生回忆与生命气息的另一故乡，这与同样作为外来人的迟子建的情感接受应当相似。而代际经验与记忆在子辈身上的有效传承使得城与人建立了生命联系，于大卫对于音乐与建筑的独特造诣和喜好表明了他与作为代际的生命之地的本能联系。而小說人物黄娥总是流连忘返于哈尔滨的旧货市场，“迤逦摊开的货摊儿，就像一条时光隧道，跨越了不同的年代”，甚至迟子建还专门设置了刘骄华的丈夫老李作为一名考古专家，向读者传达出“考古就是膜拜人类遗址，拾取文明的珍珠”的妙语箴言。由此看来，怀旧的最大价值不在过去，而在与当下的联系及启示，它揭示出每个个体的人格与心态并非猝然而成，背后总有历史与文化的根系在主导或者影响，它更表现出人们渴望与追寻稳定、连续的生活状态与生存理念，并最终导向对于城与人的未来进行有意义的警惕与瞻望。

二、展现城市精神风貌的地方生态叙事

人们的日常活动与生活体验必然要围绕着某个特定的地方与空间进行，在城市生活中，人与土地的生命联系被切断，而被重新投入新的自然环境、社会关系与文化景观中的个人往往会实现个体地方意识的变迁与更新。“也许地方意识可以将人与具体的环境联系起来，以致使他丧失对它的批判能力，好像得了健忘症一样，忘却我们的疏离感和世界的冷漠”。对于由漠河北极村进入哈尔滨城市的外乡人迟子建来说，城乡之间外在景观、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等的巨大差异，城市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给感官体验的冲击是巨大的。但得益于个人在城市特定空间经验与情感的积淀与凝聚，新的地方意识与空间生命联系得以建构，哈尔滨成为另一个故乡，它“对人的意义在于其稳定感与人对其的依恋”。《烟火漫卷》中迟子建致力于哈尔滨自然、文化、社会等多维城市生态主题的阐释，在哈尔滨人生活仪式与日常生活美感的表现中传达出独特的地方经验与空间生命联系。

（一）自然生态

地处高纬，温差极大的冰城哈尔滨，得天独厚的地理区间造就了它极端的气候条件与自然风貌。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气候条件无疑赋予了作家文学表现的禀赋与灵感，哈尔滨漫长酷寒的北地气候与之形成的四季风貌在《烟火漫卷》中被大幅呈现。小说甚至以清晨与夜晚的自然时间结构全文，以哈尔滨气候变化与四季风貌的展现作为章节开篇，既展现出哈尔滨独特地域性造就的自然生态，又延伸出哈尔滨人别具一格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初春冰雪消融，游人踏青畅游与万物蓬勃争荣的景象，掀开了“日历”崭新一页;夏季暴雨奔肆，市民烧烤露营，豪爽火辣的脾性与爽利的夏日融为一体;深秋草黄叶落，蔫儿打的自然万物暗示人们及时进补，无形中促进了节菜市场与补品店铺的兴旺;隆冬时节雪花成为哈尔滨的天然装饰，松花江上的冰块被雕刻成冰雕艺术建筑，显示着哈尔滨独特的地域风情。极寒的气候条件却孕育了哈尔滨人由内而外散发的生活热情与生命活力。

乡土世界与自然风物浸润而生的“自然精灵”迟子建，其笔下哈尔滨的地方叙事同样也弥漫出浓厚的乡土意识与自然气息。城市自然生态的地方性书写也达成了对于乡土自然风貌与生态价值的借鉴，城乡“作为彼此的他者而形成审美间性”。首先，以自然化的眼光来观察现代化城市，对于城市风景与风情的自然描绘是其乡土写作风格的延续。迟子建尤其痴迷在自然风物描绘中与人类生命形态或者生存方式两相比拟。譬如：“河流开江和女人生孩子有点像，有时顺产，有时逆生”;“哈尔滨夏日的雨，与这儿的人脾性很像，下起了来格外爽利，绝不拖泥带水”;甚至榆樱院的小鹞子也能听懂人话，在“老郭头无端挑剔黄娥母子时，它不是往他晾晒的衣服拉屎，就是趁他在樱花树下打盹时，突然俯冲下来，给他一个惊吓”。在自然拟人化的书写下，迟子建“万物有灵”的写作宗旨得以传达。即便不直接表现审美化的自然世界，迟子建也力图使得城市中的建筑街巷、市场小摊等携带着一股自然生气。榆樱院本身就是一个充斥自然气息的生态空间，而人工生态太阳岛以及群力松江湿地，为野生动植物（小鹞子在此猎食）提供了一片栖息之地与天然粮仓。

其次，迟子建有意使得笔下人物保有自然化的精神气质与人格境界。黄娥在榆樱院中为两棵榆树剪掉绑住它们的晾衣绳，举报租住在榆樱院中倒卖假酒的墨镜男人，收养流浪猫并精心照顾小鹞子的一系列行为，足以表现其本真善良的自然天性。甚至故事人物主动挖掘城市所见之物的自然美感，不加修饰的古朴之美与生命气息展现了城市的精神风貌。如当迷恋拍摄老建筑局部的于大卫不知把镜头落于何处时，就寻找动植物的踪迹与落脚处，“比如他拍那座清新可人的江上俱乐部，正是为取它的圆券窗还是坡屋顶而踌躇呢，一双燕子飞来，落在外飘式游廊上，于大卫立刻把镜头转向它们。这样的游廊和燕子，就像一首自然流淌的田园诗，恰当地诠释了这座建筑的灵魂。而他拍民益街的一处砖混结构、建造年代不详的老楼时，发现门楼的雨塔上，竟有一丛自然生长的绿植，穿越时空，互为照耀”。

最后，从城市生态角度论，城市是具有人文特征的人工产物，但“源于自然生态的有机性也不可丧失，它必须最大限度保持或回归于自然状态”。迟子建在小说中致力于寻找城市的自然印迹或打造城市自然生态，彰显城市自然生态对于城市人精神塑造的重要性。黄娥在七码头送客归来时，享受独自驾驶小汽艇返航，“一个人走在拇指河和鹿耳河上，能和岸上垂下的树枝说说话，跟河里的鱼儿说说话，跟灰云中的飞鸟说说话，觉得美好”，唯有在自然中才有难得的自在感与安全感。在与自然身心距离相距更远的城市生活中，人物也总能将个人的精神危机与心理焦虑化解在自然风物的慰藉中。当翁子安问起刘建国丢失孩子的经历，始终不愿倾吐的刘建国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中，身心舒展，开始倾诉，“这倾诉既是给翁子安的，也是说给天和地的”。翁子安在听闻黄娥被马车撞伤后，对着一片芦苇荡祈祷，并承诺会在未来捐助湿地保护项目，让丹顶鹤有美好的栖息地。而对城市自然生态的展现也直接指向城市改造与规划建设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小鹞子死于公园里未干的塑胶跑道;流经城市中心地带的马家沟河沦为城市排污口，未经彻底清淤就铺设石板，被打造为生态长廊与休闲区;市民失德行为对于城市环境造成诸多破坏等等。尽管城市自然生态保护与城市生态绿化被置于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部分，但是最终却沦为经济建设的附属物。迟子建对于独特地域与气候条件造就的城市自然生态的重现与找寻，与自然生态在城市中逐渐丧失其有机性的现实困境形成一种拮抗，显示出她挖掘城市自然生态价值与彰显城市地域魅力的努力。

（二）文化生态

在同质与一体化的城市建设中，重新建构起关于一座城市的文学想象需要作家拥有强大的地方与空间认知能力。一向习惯于在创作之初绘出人物故事地图的迟子建，透过不同人物在哈尔滨的行走与寻找勾连起一幅交错纵横的文化认知地图。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哈尔滨城市地图上依次出场，牵引出哈尔滨城市不同的文化命题。

首先，哈尔滨有“音乐之城”之称。无论是庄严肃穆的教堂钟声，还是哈尔滨夏日街头的劲爆摇滚，亦或是西餐店俄罗斯女孩弹奏的钢琴曲、新闻电影院地道的二人轉演出，都成为哈尔滨音乐交响曲中的生命乐章。侨寓此地的移民携带的多民族风格音乐与本土地道的民间曲乐一同融汇成哈尔滨混合交响的“音乐之声”，这样的音乐氛围无形中也培养了哈尔滨人的音乐欣赏水平与高雅的生活质感。音乐成为流淌在哈尔滨人身上的文化基因，也作为抽象的地理符码，暗中推动着同一地域生活的人们因音乐而结缘，并演绎出多彩的生命故事。谢普莲娜与于民生就在钢琴修理店相识并成就一段姻缘。夏里亚宾的《伏尔加船夫曲》唱片作为隐性叙事线索在人物不同生命阶段多次出现，它既是谢普莲娜与伊格纳维奇爱情与婚姻不幸的见证，也陪伴谢普莲娜走过孤独的晚年时光，是谢普莲娜性格、心态甚至人生历程的映照。于大卫与刘建国因为寻找丢失的铜锤而不得不面对的人生错位与命运悲剧，也在小说结尾透过夏里亚宾雄浑的歌声，伴随两个男人酣畅淋漓的痛哭得到呈现。

其次，哈尔滨也被称为“世界建筑艺术博物馆”，即使是极寒气候形成的冰雕也能打造出充满艺术感的冰雪建筑奇观。而建筑作为无声的城市音乐，最能传达城市的精神气派与人们的生活态度。迷恋拍摄老建筑的于大卫，发现了建筑局部细节的文化融合与艺术碰撞之美，建筑既是于大卫“寻亲的站台”，也让他在痴迷的寻找中发掘出人世真相：中央大街教育书店二层托举着半圆形阳台的一男一女人像柱，在镜头聚焦下不再是姿态典雅、神态安详的“明月和彩云”，相反如两个苦役犯，低垂着头永无相视与牵手之日。在于大卫看来，矗立在洋行外墙的人像柱就是在告诫世人做金钱的奴隶将永无出头之日。建筑艺术背后的精神理念，融合于视觉传达之中，却因为携带着地方文化意义而产生烟火气息与普世价值。

最后，迟子建是如此迷恋哈尔滨的世态风情与民俗文化，以致人们饭桌上的晨炊晚宴也能够以文字形式散发出地域饮食的色香味。刘娇华组织出狱人员再创业开展的“德至”小吃摊，依据东北人高盐多油的饮食习惯，主打营养健康的自创小吃，既改善了哈尔滨夜市脏乱差的卫生与饮食现状，又解决了服刑归来人员的就业难题;在决心去兴凯湖畔陪伴武鸣之前，刘建国“每晚换一家小馆子吃饭，有点用味觉记忆哈尔滨的意图”，味觉记忆成为他与哈尔滨保持情感关联的手段;甚至哈尔滨人受外来文化影响养成的外出野餐习惯都从各个侧面呈现出丰富的地域饮食文化。如此，哈尔滨这座城市的生命韵味就隐匿于普通市民日常的休闲娱乐当中，每个人都在哈尔滨日常生活的演繹下表现着各自的生活仪式与生命形态。

要言之，迟子建企图建立人与城相谐和的人文生态环境。透过对哈尔滨自然、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地方生态叙事来发掘城市精神风貌，借视听味等多重感官盛宴建构起市民的生活仪式。无论是音乐、建筑，还是地域饮食，这些独特的城市元素都彰显出哈尔滨在作家文学世界中的地域特色与地方印迹，成为城市的文化象征与人们生活仪式感与审美感的重要来源。

三、聚焦城市温情世相的现实观照

迟子建如生活流般低缓平实的风情描绘与故事讲述，为笔下的哈尔滨增添了一股暖色调，其中洋溢着哈尔滨古老的历史文化、自然物事与烟火日常。市民日常生活的书写与城市烟火气息的展示构成迟子建城市书写的血肉肌理，小说因而充满新鲜的血液与鲜活的生命力。《烟火漫卷》中凡是具有生命气息的生物均被迟子建称作“大地卑微的生灵”，作家企图用关怀与悲悯的人道主义立场关照芸芸众生。市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传统的自然纪时方式，以全景式的镜头加以记录：清晨学府路哈达蔬菜批发市场的蔬菜交易、街巷固定铺面与流动摊床的早点经营、各大医院门诊挂号处的排队场景;夜晚城市道路上首尾相接的归家车辆、菜场饭桌上的牲畜王国与性灵世界，还包括无论秋冬，早晚，二十四小时待命的紧急救援人员与生活服务人员。哈尔滨一年四季独特的城市自然景观变动与季节性风俗物事的轮换更替，能够让人们感受到生命自然的历程。大地生灵就如四季更替、早晚更迭一般，在生老病死的物事转换中生生不息。哈尔滨清晨由病房里婴儿诞生的第一声啼哭来署名，夜晚也自然而然由某个生命的告别世界来闭幕。迟子建总是以一种温情与悲悯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百态，温情中有批判也有感动，更多的是选择宽容以对，从日常中挖掘支撑生活继续前进的精神性因素与传统力量。对于哈尔滨细腻真实的日常生活描绘，民间生活鲜活生动的一面足以透观，它构成了城市跃动的生命脉搏。

当生活化的镜头聚焦到一个个层层关联的“寻找”故事时，生活表层的轻微波澜转向人性与生命的浩荡洪波，每个人在烟火日常中的寻找、选择、醒悟的人生历程赋予了生命独特的意义，展现了人性的不同面相。《烟火漫卷》实际上讲述了一个现代“寻亲”故事。小说开头呈现的是一群人“寻亲”之果，刘建国年近古稀仍然走在寻找丢失的朋友孩子路上，而黄娥也带着杂拌儿以寻夫的名义，实施了向刘建国“托子”的行为。整部小说实则是追溯前因与步步解谜的过程。寻找、选择、醒悟也就构成了故事人物主要的心理动机与生命循环历程。这也是人生的常态表现。对于因实际的过失行为误导了他人与自我人生的刘建国、黄娥来说，他们的执着寻找与幡然醒悟是实施罪与罚并自我救赎的主动行为，也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生命态度。于大卫家人早已谅解刘建国，黄娥气死丈夫也无人知晓，但是刘建国宁愿牺牲掉自己的人生也要寻找丢失的孩子，用余生陪伴被猥亵而精神异样的武鸣;黄娥也执着地在安顿好杂拌儿后一心寻死来弥补气死丈夫的过错。他们身上坚不可摧的价值信念与是非观念借用人物之口传达给每位读者：“作恶的人终归逃不过审判，或是法律上的，或是良心上的”“罪恶一件不能沾，否则人生就没真正的晴朗”。看似是因为偶然过失而迫使人物偏离正常的人生轨迹，实则是他们在命运偶然戏弄之下坚韧执着地修正与忏悔自己，主体的尊严与生命的高贵在他们从未放弃内心信念的时刻彰显得淋漓尽致。

在表层的人物寻找行为的背后，还存在一个“反寻找”的故事解谜过程。刘建国驾驶“爱心护送车”寻访丢失铜锤的踪迹，而真正的铜锤在小说开篇即出现，关于翁子安别致的外貌描写、隐晦的身世表达甚至怪异的行为举止与特殊病症，都作为有意味的伏笔隐含在刘建国寻找的过程中。同样，城市的不速之客小鹞子与七码头附近的鹰谷神秘关联，以及黄娥初见小鹞子的震撼与惊恐都在默默昭示着卢木头扑朔迷离的死亡真相。一方面人物主动寻找行为的背后折射出主体坚守的道德信念与良心操守，掌控与自主选择人生的能动性。另一方面，“被寻找”的过程中，小说层层解谜的真相披露与人物身份、行为的意外转向，也折射出作者对于历史、现实、人性等问题更为深入的主体思考与价值评判。在刘建国听闻翁子安舅舅讲述妹妹知青下乡的遭遇以及偷盗孩子的隐情之前，刘建国已经知晓自己日本遗孤的身世真相。当历史映回现实，人性遭遇命运的戏剧性考验，生活的荒诞性及难以把握反倒没有击垮刘建国，既然历史的根系始终驻扎在现实的土壤，人性的考验或者选择的困境在无时无刻发生，人物唯有“踏开世间不平路”坚定地走下去。刘建国选择回到兴凯湖畔弥补早年过失给武鸣带来的伤害，在故事讲述过程中始终被蒙在鼓里的读者们在阅读、猜想、期待故事的可能结局时也会侧面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黄娥对于小鹞子的认识经历了从卢木头死得冤借生灵索她的命，到认为它是卢木头派来的或者他化身的保护神的转变，小鹞子之死象征着卢木头的死亡真相。小鹞子的陪伴与守护缓解了黄娥气死丈夫的负罪之感，使得她与杂拌儿在哈尔滨展开了新生活。但即便对于哈尔滨的迷恋及与翁子安爱情的滋润使她动摇，她仍然选择回到“犯罪的原点”。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写道：“真正熟于城市，才能不把人的境遇归结为诸如‘城市罪恶类’道德主题，而归结为人性与更为普遍的人类处境。”在小说叙事中，叙述者主导着上帝视角，静观人世间的分离与聚合，读者也如侦探般发掘小说中的蛛丝马迹，感慨人物多舛命运的同时好奇故事的结局走向。人物寻找、选择、醒悟的心路历程与行为表现在哈尔滨这个故事空间里展开，叙述者平淡从容的叙述中包含着迟子建对于生命意义与复杂人性的理解与同情。

结语：地方性的城市书写永在路上

学者田泥认为城乡题材的切换为女性写作扩展了更多文学可能，但同时“女作家往往按照自己的节奏与经验展开书写，执迷于情感表达的偏好与主体意识的思考”，她们“普遍缺少分析现实的能力与意愿，因而在巨变的现实面前呈现出一定的无力感、尴尬感”。从小说《烟火漫卷》来看，迟子建一如既往保持其流丽细致、不急不缓的叙述风格，在以城市为叙述主体的小说中讲述了一个具有强烈矛盾冲突与戏剧表现的“寻亲”故事。但巨细无遗的哈尔滨城市风情描摹与极具张力的“寻亲”故事讲述容纳于较小的文本篇幅中似乎难以谐和，也导致小说在叙事方面存在某些局限。如人物心理勾描苍白、行为缺乏逻辑支撑，温情描绘有余、现实批判乏力等。

当然，这些相对于作为城市主体的哈尔滨来说似乎并不重要。迟子建在后记中言明创作初衷：无论是素材积累的厚度，还是在情感浓度上，我与哈尔滨已难解难分，很想对它进行一次酣畅淋漓的文学表达。众所周知，每个城市因为独特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进程享有殊异的精神内核与城市记忆，加之个人主体切实的城市体验以及与城市的互动联系，都塑造并影响着个体对于城市的经验认识与情感认同，关于城市的文学书写与现实城市建设步伐似乎永远无法同步。因而与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城市书写，甚至与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作家阿成的创作相比，迟子建无疑发掘了一条合理而审美化表现哈尔滨的独特“地方路径”，展示了“文学中的人性力量与审美精神的独特”。一个拥有着多元文化与独特地域特征的哈尔滨，就如榆樱院的西式拱形窗与中式葡萄蝙蝠图案的木浮雕，有着多维解读与阐释的空间。诚如迟子建所言，任何一块地理概念的区域，都是文学写作者的共同资源。而迟子建对于哈尔滨城市文学的开掘也使得这颗文学“露珠”，成为“所有乐于来此书写和开拓的人们的共同财富”，并给其他作家的城市写作以有益借鉴与参考价值。

注释：

①③迟子建：《烟火漫卷·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01页，第310页。

②迟子建：《关于家园发展历史的一次浪漫追踪》，《迟子建文集》（第3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

④迟子建：《晨钟响彻黄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⑤哈尔滨有“流亡者的城市”之称，源于哈尔滨近现代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移民潮。哈尔滨既有因战乱与天灾由山东逃难到哈尔滨的本国流亡者，也有为躲避纳粹迫害而流亡于此的俄国、波兰等地的外国流亡者。

⑥⑧[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第91页。

⑦阿成：《风流倜傥的哈尔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⑨李丹梦：《究竟什么是城市文学》，《人民日报》2015年5月26日。

⑩赵静蓉：《想象的文化记忆——论怀旧的审美心理》，《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德]安格拉·开普勒：《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参见[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李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迟子建：《烟火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9页，第112页，第39页，第110页，第75页，第17页，第17页，第132页，第97页，第240页，第31页，第123页，第269页，第209页，第219页。

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