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明

一、一个学者与一个转型学科

──“《童庆炳文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童庆炳先生太丰富了，需要不同角度的观察和讨论才能得到比较全面的认识，因为他既是许多人热爱与敬畏的师长与专家，文艺学学科的旗帜性人物和组织者，又是一个小说和散文家。他很像是博尔赫斯一篇小说的题目“曲径通幽的花园”，更像是去他的故乡福建连城县的感觉：如果你从永安市上国道去连城，你要穿过曲折蜿蜒、起伏不平却景致迷人的路途，最后通过一座俊秀的山、一片开阔的地和一座清水流过的桥，才能到达那座古风犹存的县城。

接到“《童庆炳文集》学术研讨会”通知后，我曾想：童先生桃李满天下，遍布文艺学半壁江山，有那么多弟子耳濡目染，光大发扬他的学问，他学术上的贡献那里轮得上我在这里饶舌，不如将他的散文集《苦日子，甜日子》认真读一读，以家乡人的经验感受，理解一个客家读书人在急剧变动时代的心路历程。这本散文集自然读了一些，不过我得坦率承认，在我们这种年纪，生活在北京这座浮躁的城市，真的难以静下心来好好读完一本好书，认认真真想清楚一两个问题。因为阅读与思考不充分，还没有真正品出童先生“苦日子，甜日子”里的复杂滋味，我只好依靠现在的和以往的阅读积累，结合自己对这个学科的观感，谈一个不完全依赖文本的题目：“一个学者和一个转型的学科”。

“一个学者和一个转型的学科”这个题目符合童先生的特点，因为他的意义基于他的著述，又大于他的著述。童庆炳先生的意义，需要放在三十几年文艺学科发展的转变过程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讨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实际上同时面临着重返文学规律、重建学科格局和开放学科体制三重相互制约又不无矛盾的历史使命。在这不同时间中的问题被压缩于同一时空的历史处境中，童庆炳先生的历史贡献是，以他的学问召唤了文艺学科从艺术规律出发开放了学科体系，以他的人格感召力和学术组织能力，调整了文学基础理论的知识体系，培养了一支和而不同的研究队伍。

童先生学术组织工作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他组织编写的《文学理论教程》影响了国内多数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队伍中的“童家军”，也是我国文学理论大军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可以说，没有别的导师像他那样指导过如此数量众多的博士生、硕士生和进修教师，而且他的一些学生的成就与影响力，也不是别的导师的学生可以相比。

我在这里最想说的是童先生的学问。我觉得他的学问启发了文艺学如何从文学自身的规律出发去开放文艺学的学科体系。童先生的著述是很丰富的，但作为文学理论家的童先生的兴趣，不在构建宏大的理论体系，不在理论的演绎和推论，他总是把重大和重要的理论问题分解到具体的范畴，比如文体与文类，中西诗学的异同，文艺心理学，以及文化诗学等。

在童先生的诸多理论创见中，我个人偏爱他在创作论范畴中形式與题材关系的真知灼见，在这里体现了一个有创作感受的学者对文学想象世界特殊规律的深入理解。他有一个贯串于所有文体研究的重要观点：“题材与形式互相征服”。这个观点前些年在我校“人文学术论坛”的演讲中，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表述为“题材呼吁形式，形式征服题材”。从“互相征服”到“形式征服”，是对文学作为一种想象世界的特殊方式的强调。这个观念可能引起理论界的争论，但从文学想象方式而言，更有理论的彻底性。由于童先生面对题材与形式的矛盾关系来阐述这个问题，他的理论区别了西方符号学和形式主义的武断与盲点，在西方形式主义和符号理论中，认为除了符号、形式别无他物，过高估计了能指的力量，认为写作是不及物的语言游戏，而童先生则透过题材的吁求，看到了词以外有物，语言之外有世界，它们是互相吸纳与转化的。正是由于童先生看到了矛盾与转化的辩证，他的观点能够触及文学文本的具体性与丰富性。

通过形式征服题材获得的丰富性与具体性，才是文学的丰富性与具体性，才有真正的“文体感”。由此出发，我们才不至于对文学的功能产生过多的误解，不至于在谈论“文化诗学”的时候“化诗为文”。我想指出，童先生致力于文艺学科的开放性，倡导“文化诗学”，他始终是从诗学特征出发理解文学中的文化质素的，他的“文化诗学”，不是法兰克福、伯明翰学派的社会文化，他的“文化诗学”，是诗中的文化，文化中的诗意。

在三十多年中国文学理论的背景中讨论童先生的理论与学术活动，我看到了一个学者与一个学科的互动意义，他（它）们彼此分享的活力。这种有意义的互动和互相分享的活力，首先来自学者对这个学科有学问上的创立，有独特的理论建树，能以学术上的真知灼见回应时代的问题，能在与各种问题的对话中保持活力。同时，不能光顾自己做学问，或者说他的学问与人生境界联系在一起。一个学科的活力，在于该学科旗帜性人物学问与境界所达到的高度。

（本文根据2015年12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童庆炳文集》学术研讨会”发言整理而成。《童庆炳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二、当代批评的建构意义

──“《孟繁华文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非常高兴被邀请出席“《孟繁华文集》学术研讨会”。《孟繁华文集》皇皇10大卷，足够让我们羡慕钦敬。实际上这套文集不过是老孟批评和研究成果的一个选集，他的写作远远超过这套已经十分厚重的文集，包括已经出版的《火红的金达莱》和未出版的“旅游名胜指南”，老孟还有不少一个读书人成熟后希望人们永远忘却的作品。我也写过不希望人们看到、提到的作品，在这一片祝贺声特意揭一揭老朋友的“短私”，不是让人们浪费时间重新关注它们，而是提示读者和我们自己，这一代学人是经过许多不遇、曲折与茫然才走到今天的。因为热爱与珍惜，他们是满怀热情投入具有“现在”“今天”意味的当代文学批评的。

《孟繁华文集》收入的主要是作者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成果，不到30年时间，10卷几百万字，是孟繁华才华、勤勉的见证，是活跃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纪念碑。它以强烈的在场感，唤起我们对未定的、不断涂抹的当代文学进程的回忆，帮助我们整理和认识纷繁复杂的文学经验。老孟提供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观察与评价，当然有待更多人更多角度的讨论，有待时间的检验。这里我只想说一点，老孟的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最有意义的一点，也是自己感触最深的一点，是重新认识了从事当代批评的意义，同时认识到做一个当代批评家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从事文学批评，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绝对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容易遭受这样那样的误解。其中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不合传统的学术规范，没有学问。这种偏见不仅来自传统经典的研究者，甚至也来自新文学学科内部。七八年前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出席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讨会，就有人批评当代部分的写作，说它的研究理路与学术规范与现代部分不同，言下之意是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叙述应当以现代为标准。当代文学学科以外的人，对当代批评更是不满有加，一是认为当代批评大多是即时的反应，不是深思熟虑的研究，没有历史感;二是认为它立足于现时，没有恒久的考量，没有超越性，不具有历史价值。

《孟繁华文集》和老孟的批评实践对当代文学批评意义一个重要的昭彰，就在显示了当代批评不同于“历史化”研究的独特价值：它或许未能赢得千秋万世，却是不可缺少的此时此刻。没有当代？那有历史？没有刹那，何谈永久？进入21世纪以来，美籍学者王德威教授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成为新文学研究界的热门话题，其实这个问题反过来也同样成立：没有五四以来的现代性寻求，没有当代学人的现代性理论视野，怎么可能发现，一个面临衰败完结的老朽帝国，竟然活跃着那么多现代性细胞。

当代批评与所有主张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不同，确实在于作为学问的不纯粹，不是独善其身，以求真求是为使命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而是面对当前现象一种感受与思想的表达，一种临时的、渴望对话与接力的开放性话语实践。它的功能不是为它的对象下定义，作结论，而是胸怀兼济天下的理想，切实介入复杂的当代文学生态，形塑健康、合理的文学和文化氛围。一个当代批评家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当事人，是当代文学场域的组成部分。

介入复杂、流动的当代文学现实，成为一个被人认同接受的批评家，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成为一个合格的当代批评家，除了像一般学者需要知识储备和方法的训练外，还必须比一般学者更敏感，更有眼光，更有勇气，甚至更有体力和耐心，因为他是在泥沙俱下的激流中披沙拣金，在缺乏参照中辨认真身，彰显价值。为此，在《孟繁华文集》出版发行之际，我要向老孟表示由衷的敬意！

（本文根据2018年10月25日沈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孟繁华文集》学术研讨会”发言整理而成。《孟繁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

三、托付江水的心事

──关于云南青年诗人胡正刚的诗

祝福与致敬云南的青年诗人和云南诗歌。云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哺育过一代又一代的优秀诗人，我现在还对一批年青士兵1950年代在云南边疆写下的诗篇留有印象，比如公刘的《边地短歌》，白桦的《鹰群》，还有那朵西盟的早晨飞进哨所的“云”，“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公刘：《西盟的早晨》）。

但我想说，以往不少关于云南的诗篇，那些外来者对于边地风情的猎奇揽胜，大多是表面的、牧歌式的，并未触及这片土地的内在气质和灵魂。只有到了当代，云南才有了真正接地气的诗人，有了“肉身”与“灵魂”互相依存的诗歌。

诗刊分配给我的任务是谈论胡正刚的诗。胡正刚参加过《人民文学》的“新浪潮”诗歌笔会和《诗刊》第33届“青春诗会”，得过2015年度的“扬子江青年诗人奖”，著有诗集《问自己》等。虽然年纪才30出头，但“诗龄”也不算短了。他的写作，我过去没有特别留意过，但从他提供给研讨会的17首诗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感觉、有才气、有特色、有潜力的诗人。

在胡正刚这17首诗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有关江水的一些诗篇。当代云南诗人写江河是很有特色的，我以前曾在《光明日报》一篇题为《我们时代的“经验之诗”》中，提到诗人雷平阳通过独特的隐喻书写边地山河与人民的诗篇，有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與庄严，其中就提到他的《河流》：“有些沉默不可以骚扰，不可以抵押上/众多弱势者的悲欢;有些河流/像一支孕妇的队伍，它们怀着胎儿”，“怀着胎儿”的孕妇的队伍，一个多么生动准确和意味深长的比喻。胡正刚写的不是故乡土地气质的感觉，而是通过江水，在生命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古老而又现代的想象关系。

说胡正刚通过江水在生命与自然之间建立了勾连传统与现代的想象关系，首先是指作者也像传统中国读书人一样，把流水比喻为光阴的流逝。《论语》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苏东坡《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或许都是胡正刚以江水为题材诗篇的背景，构成一定的“互文性”，因而他《在江边》一诗写：“江水确实从我们身体里取走了一些事物”，“江水彻夜不息，带走了/泥沙，鱼骨，石头与流水撞出的火花”，时光无情，人生易老，这一点感觉胡正刚与传统诗人是相同的。但胡正刚诗作的好处，是他有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感，不只是“流逝”“淘尽”，而是“取走”所带来“空”与“无”：“我站在岸上，内心巨大的空，一点点/向外蔓延”。而这种“空”，在《腊八日，寄四川兄弟》中，先是不留刀痕的隐痛，而后是麻木：“一个日子和另外的日子/细微处仍然有区别，但已经/越来越相似，越来越/难以辨别”，因此“空”与“无”互相兑换，体现着人生中某些东西消逝与泯灭的过程，犹如废弃寺院的钟声：

秋风撞响铜钟。一声

又一声。一声比一声轻，一声

比一声慢，一声

比一声空

这种“空”在本质上是现代人的一种虚无感。在《湘江边，与刘年、王单单夜饮》这首令人难忘的诗篇中，那“加了蜂蜜的迷幻药”的迷人景致，既无法“融化心上的茫茫白霜”，也不能像故乡的金沙江一样给他刮骨疗伤，就是由于湘江的涛声、马达声唤醒了诗歌说话者面对现代时光的迷茫与虚无：“我有顽疾，有隐痛/有一头困兽对自由和枷锁的/双重悲观”。而这种“双重悲观”下滋生的“空”“无”感，通向的正是现代性的反思。

胡正刚诗作的另一个优点，是比较注意语言的声色效果，对形式与技巧在写作中的意义，也比较重视。任何诗歌写作，必须努力实现从经验、感觉到诗歌情境的艺术转换，体现意象、形式、节奏的魅力。没有语言、形式、技巧的自觉，逞一时才情，终究是青春型的诗人，昙花一现的诗人，而不是有长期活力、越写越好的诗人。胡正刚的诗，虽然写的都是抒情诗，但感觉比较丰富，也比较重视形式、技巧的试验，如果说《鸟鸣》一诗将鸟的叫声进行不同感觉的转换（“鸟鸣是一把剪刀，为新的一天接生”，“鸟鸣已经抵达尘世，像雨水从天而降/洗干净我们的耳朵”），还只是比喻关系的有效建立;那么《龙华寺手札之一》通过信徒与和尚的关系，构成一定的情节性;《幻听》中“对话性”的组织，则可以认为是结构上的自觉实验了。而在诗行、诗节方面，也有不少可圈点之处，比如前面提及的秋风撞响的钟声，意思与节奏的配合就非常出色;而《送普文忠回哀牢山》对举手法的运用，也加强了“自由诗”的匀称感和节奏美：

上游江水清澈，可以洗

心上的尘土，下游江水浑浊

可以洗，脸上的尘埃

胡正刚在诗歌语言形式上的这些好处，或许体现了他在《清明，金沙江夜饮》一诗从木瓜的成熟领悟到的诗歌追求：“把苦涩/转化为甜蜜的技艺”。胡正刚虽然不是追求诗歌语言之“甜”的头一个倡导者，张枣早就提出过诗歌语言之“甜”的观念。但如果胡正刚真的能够始终不渝坚持这一诗歌理想，那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技艺转化经验过程的自觉和全神贯注的投入，对完美诗歌文本的不懈追求。在这方面，胡正刚还是有不少提升空间的。譬如他的《乙未年早春，过蛮耗》，是一首面对江水生出无限感慨，进而反省写作意义的诗。这首诗的感觉、情境和结构都还不错，但语言与技巧并非无懈可击。就诗句而言，“红尘即浮生。春日登高”，为什么要用“即”这个限制性修辞破坏“红尘”“浮生”的互动相生关系，以及更好的节奏感？而就主题和诗意的发展而言，结尾也显得过于简单草率：“……在山顶的白日梦里/打铁，驯鹤，越狱，借纸隐遁/这些过时的技艺/无用而艰辛，却隐藏着/生活的全部真相”，为什么要用直说的“道理”作结，而不用感觉和意象开放人们的想象？这样简明的说理既不能承接“借纸隐遁”同时向内向外的双重指向，也不能引起更丰富的想象，应该是一个苍白失败的收束。

这样看来，写出的诗，只是胡正刚诗歌写作一个不错的起点，“借纸隐遁”，前路正长。

（本文根据2018年11月24日《诗刊》社、云南省文联、云南省作协联合主办的“云南青年诗人研讨会”发言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