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恩

摘要：文学批评的“当代性”命题，具有历史批判性的功能，须由历史本身赋予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个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根本体现，是人民性的立场，但它又必然地采取个性化的风格。真正坚持人民性立场进行文学批评，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要求研究者和批评家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研究者和批评家的个人修养及其实践，明显是落实当代性命题的更为积极、更为主动、更为活跃的方面，这就向研究者和批评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关键词：文学批评;当代性;人民性;个性化;融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樊骏先生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性问题，他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性命题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历史表明，这门学科的一切发展变化、进退得失总是受时代条件的制约;第二，因而我们必须从今天的时代高度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新的研究，自觉地追求本学科与新时代的结合，才能取得无愧于新时代的、超越前人的崭新科学成果，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1]樊骏敏锐地意识到了从新时期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也面临着重要的考验，即如何从新的时代高度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研究，把学科的发展与新时代结合起来，开创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换言之，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性命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领域内完成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任务，让研究工作回归学术的本位，并且无愧于新时代的使命。

仔细考察，这个影响很大的当代性命题，是樊骏对此前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批判性审视。他要求研究者解放思想，把握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推向新阶段。不过，与特定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当代性”，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樊骏也无意把它作为一个超时代的独立批评范畴来使用。说得更明确一些，樊骏是着眼于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提出“当代性”的命题。它在新时期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中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是因为新时期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所依据“当代性”，已由历史本身赋予了它正当性和合理性。研究者和批评家以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开展文学批评，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当代性”与特定时代的历史规定性结合在一起，难以成为一个能被不同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所共用的批评范畴，比如它不可能在进行回溯式研究时，假定为被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學批评所超越了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时期的文学研究坚持它们那个年代的“当代性”的理由。

“当代性”具备历史批判性的功能，但是这种批判性又以当下的正当性为条件，这实际上会使“当代性”范畴失去批判的功能，成为证明当下合理性的工具。这是单纯作为否定性思想工具的“当代性”范畴的内在悖论，注定这个范畴难以应用于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一般性研究，比如不允许从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当代性”看问题，像研究“文革”时期的文学，不能拿“文革”时期的那个“当代性”来为“文革”时期的文学研究进行合法性辩护。

樊骏先生提出“当代性”命题，当年还是年轻人的我们曾与他进行过讨论。他主张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要体现“时代精神”，我们的问题是“时代精神”如何确保其自身的正义性？如果说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趋势，那么此前的历史曲折时期有没有“时代精神”;如果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它能成为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所应遵循的原则？这样的讨论，当时不可能有结论，樊骏先生说要再深入地思考。但今天或许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当代性的命题不仅仅是否定性的思维形式，它还应该包含价值的规定性，而这个价值规定性不能用“当代性”来自证，它必须有另外的标准，原因就在“当代性”的正不正当，与时代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是正义占据上风的。

作为批判性思维形式的“当代性”，其正当性与合理性的价值规定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人民性立场和个性化风格的融合与统一。

人民性立场，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性原则和最高的标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之所以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主要也是因为研究者和批评家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澄清了被极左思潮搞乱了的思想观念，纠正了此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存在的失误，特别是按照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深入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经验，阐释和发掘了现代文学经典的意义，不仅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而且使它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翼。

樊骏先生的文章《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这种以纠正‘左’的错误为主旨的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正好对学科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扫除障碍的作用。但政治毕竟不等于学术，政治上的平反也并非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和目的。相反，关于作家作品的政治上的重新评价，倒只有从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和理论上作出充分的论证，才得以确立和具有说服力量。”“在徐志摩、沈从文等作家的评价问题上，过去无疑是有很多差错的，但有关他们思想艺术得失的真正发现和准确判断，却不是简单地否定原先的结论，或者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就能获得的……我们的工作进入正常的学术建设阶段以后，从‘破’到‘立’和以‘立’为主的演进，成了主要任务。”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是这样“从局部问题评价上的变动扩展而为对整个学科体系进行新的思考，从具体结论的立异深入到基本观念的创新，从就方法论方法到新的研究方法与新的文学观念统一起来——这一切的根本目的，都不再限于消极地纠正过去的失误，而主要着眼于学科本身的正面建设和发展了。它们又殊途同归地集中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对于文学这一艺术形态提出新的理解，确立新的观念这个总的课题上。这些探索也因此含有更为丰富的思想性和理论容量，在学科的发展史上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是研究者遵循时代精神的指引，解放思想、勇敢开拓所取得的成绩，实质就是坚持人民性立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大成果。这时的“当代性”命题，就是人民性立场的集中体现。

不过今天考察人民性立场的贯彻落实，要从历史的比较中来总结经验。问题似乎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我们年轻人与樊骏先生讨论过的那个“时代精神”上，即时代精神并不等同于某个时代占主导倾向的价值取向。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构成了激励广大人民意气风发地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精神，创造了中国现代化的奇迹。但这是在纠正了此前一个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方面的失误所取得的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此前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左”的倾向，它占据了主导地位，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的挫折。这一曾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倾向，尽管当时掌握了成千上万的大众，但从历史正义的观点看，它不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用来研究文学的“当代性”的标准。

代表人民利益的思想，从发展的观点看，必定被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但从具体的过程看，它完全有可能在一个时期里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受到过“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排挤，他是在革命实践中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实际的行动影响同志，争取越来越多人的信任，终于领导红军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确立起了他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晚年的失误，又是依靠一批老革命家的力挽狂澜才纠正过来，从而拉开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社会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机会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真正坚持人民性立场进行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它向研究者和批评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基本国情和文学发展的规律有深入了解，能够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准确理解人民性的内在要求，真正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不少时候，这需要独立思考和大无畏的精神。这意味着人民性立场的落实，许多时候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和批评家的个人素质。个人素质与时代主导思想有密切关系，但两者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个人素质更主要的是个人在历史理解和现实关怀基础上所做的一种选择，其中有信仰的因素，认知能力的因素，更多的还是一个思想品质和文化修养的问题。

从个人与时代的这种关系看，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当代性命题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社会性的规约，具有时代性的特点，为研究者和批评家所应共同遵守;另一方面，它的实现形式却是个性化的。不仅如此，当代性命题的社会共性一面，还正有赖于众多研究者和批评家的个体去自觉领会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通过研究和批评的实践来体现。它是社会性的价值规约和个性化的表达形式的融合和统一，是人民大众生龙活虎的社会实践在审美领域的生机盎然的反映，是自由的审美想象所汇集起来的大众心声。

在社会性规约与个性化的实现形式这一两重性的内部关系中，研究者和批评家的个人修养及其实践，明显是落实当代性命题的更为积极、更为主动、更为活跃的方面。以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为例，它们之所以能取得突破，主要就因为众多的研究者解放思想，勇敢地正视实际问题，从肃清和纠正学术领域里的极左思想影响开始的，进而从学科建设的角度重新思考曾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论课题，比如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被置于新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和理论发展的历史中，厘清它的特点，评估它的贡献，使一大批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史地位得以恢复。鉴于思想领域里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造成学科严重受害的沉重教训，一些研究者和批评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人是目的的思想，发出了尊重人、尊重人的主体性的人本主义呼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推动了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的发展。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从根本上说，就是作家和批评家乘时代之东风，齐心合力、大胆探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此前已有深厚学术积累的一些领域，比如鲁迅研究，新时期许多研究者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同样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鲁迅研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被置于政治革命的思想框架里，鲁迅的伟大被认为是因为他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诸如革命的领导权，革命与群众的关系等。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着眼于中国革命自身的逻辑。中国革命的正确性和伟大功绩需要通过鲁迅研究来加以证明，这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后向广大民众进行宣传教育的需要，而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理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充分理解和掌握时，这样研究的价值就下降了，而且越来越显露出它学术上的欠缺，因为这不符合鲁迅前期创作的思想实际。虽然这样做提升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是实际上又降低了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历史功绩。真正提出并解决中国革命这些根本问题的，是毛泽东等人，不是鲁迅。鲁迅的独特历史贡献，是他解剖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深刻的批判，体现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思想高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从学术上加以系统的论述，影響了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众所周知，是以王富仁为代表的一批鲁迅研究者。[2]他们在鲁迅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破，以其鲜明的当代性构成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坚持当代性的原则，越是要发挥研究者和批评家的个性，沿着人民性的方向，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创造性地发掘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大胆探索新问题，推动研究的深入和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都是独特的“这一个”，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主要是历史的局限和个人认知能力的局限。文学，又是复杂的精神产品，兼具审美属性与社会属性，尤其是文学经典，它要向读者提供意外而铭心刻骨的经验，其丰富的人文内涵是历史性地展开的。因此，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这种以审美鉴赏为基础的复杂的精神活动，研究者和批评家的不同意见许多时候并非对与错的关系，而是个性化的感受和思考的表达，是文学本身复杂内涵的立体呈现。不同意见彼此互补，深化了对于文学以及文学现象的理解和认识。当然，由于主客观的复杂原因，人们也会判断失误，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新时期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并非没有这方面的教训，比如整个80年代出现过或“左”或右的思想倾向，但重要的是这些问题通过思想碰撞和意见交锋逐步得到了纠正。这是不是反过来证明了，学术讨论要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使之成为提高人的思想认识和审美判断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批评家因为不能正确认识个人的局限性而陷于片面和独断的现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对《原野》的批评，就是一例。《原野》出版后，一些颇有名望的批评家指责它是失败之作，如杨晦认为曹禺对现实的农民复仇题材的处理是通过毫无根据的想象来进行的，歪曲了事实。[3]吕荧在《曹禺的道路》一文中也说《原野》是“纯观念的剧”，它的主题是非科学的、纯观念的，可以理解为“原始的憧憬——天之道的再现”[4]。这些批评家的理由，是《原野》给仇虎复仇的故事加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结局——仇虎向惡霸地主焦阎王报仇，最后居然精神崩溃？可是人与人千差万别，问题出在这些批评家忘了他们不是曹禺，不去理解曹禺的创作意图，只根据他们自己片面理解的左翼文学观念，认定仇虎与焦阎王的矛盾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又根据农民与地主的一般冲突模式来要求曹禺，然而仇虎不是这些批评家所想象的农民。仇虎家有良田，被焦阎王看上，才受到祸害。他与焦阎王的矛盾是地主与地主围绕财产而展开的矛盾。曹禺不是在写一个农民向地主复仇的故事，而是要在极致状态中考验人性的复杂和尖锐，写一个惊心动魄的人性悲剧。曹禺后来说过，“它（《原野》）是抒发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当时我才26岁，十分幼稚！）。它没有那样多的政治思想，尽管我写时是有许多历史事实与今人一些经历、见闻作根据才写的。不要用今日的许多尺度来限制这个戏。它受不了，它要闷死的”[5]。理解了仇虎与焦阎王的冲突是围绕财产归属的血腥冲突，你才能理解曹禺为什么不给仇虎的复仇“创造”条件——他居然没让焦阎王活着，好让仇虎回来一刀杀了;他也没把大星写成一个小恶霸，可以让仇虎杀了他后没有一点道德的负担。曹禺本有充分的权利和想象自由来写仇虎顺利复仇的故事，可是他刻意为仇虎的复仇设置了各种难以克服的障碍。很显然，他不是要写一个阶级斗争的故事，而是要让仇虎陷入困境，最后在其自我毁灭中完成一个惊心动魄的人性悲剧。

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向读者提供意外而又铭心刻骨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是读者自己很难经历的，然而又是他铭心刻骨的。一部作品的内容，如果尽在读者的掌握之中，你看了开头，就知道它的结尾，比如像批评《原野》的这些颇有文化修养的批评家所要求的那样让仇虎最后顺利地报了仇，来向大众宣示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这样写固然符合特殊年代文学的政治动员的功能，但作品肯定不是现在的《原野》了，更难以保证它的艺术生命力。这说明，当年批评《原野》不够真实，说它仅仅是曹禺头脑中一种观念的产物，这一判断是错误的。真相恰恰相反，是这些批评家自己陷入了一种观念的幻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文学经典所提供的经验，超出读者和批评家开始时的认知和理解范围，这非常正常。谁能夸口说自己活遍了世上的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各色人生，完全理解和把握了无数不同的个性？杰出的文学经典，是独特而非凡的心灵的产物，后来者通过它感受到自己无法经历的人生，让自己的心灵丰富起来，扩大视野，深化了对历史、对人、对社会也对自己的理解，他的人生由此变得更为精彩，这是文学经典最为重要的审美功能。对文学经典的超出读者认知和理解范围的属性，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抱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不能仅仅因为它们在自己经验范围之外就说它们不够真实。这也就告诉人们，对文学欣赏和批评这样复杂的精神活动中的个性化现象要有起码的尊重，尊重不同的个性，尊重不同的意见，通过学术探讨，让不同意见发生碰撞和交锋，来深化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理解，甚或纠正不正确的、错误的看法。学术讨论，主要的不是对文学经典求得一个最终的统一结论，而是为了联系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不断地深化对文学经典的理解，不断地从文学经典中发掘出新的意义，使之成为永远的具有“当代性”的文学经典。

人民性立场与个性化风格的统一，使文学批评的当代性品格永远充满勃勃生气，代表着历史的正义。

[注释]

[1] 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2] 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他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1986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 杨晦：《曹禺论》，《曹禺研究专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39—340页。

[4] 吕荧：《曹禺的创作道路》，田本相、胡叔和编：《曹禺研究资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

[5]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页。

本文系武汉大学“建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研究专项“新中国七十年人民文艺的成就及历史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