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波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

金钱、俸禄、美女，与书联系在一起，是古代读书人的理想之所在，书，故而成为一种信仰与宗教般的什物。想想也是，穷文富武，那时候，一介寒儒连粥都喝不上，如果没有一点理想激励他，早把书本扔在脑后了。

书与书生，似有一种递进转换互补的关系。明人于谦诗曰：“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很准确地道破了这层关系。人们往往先是读书、买书、找书，甚至偷书、抄书，学问一旦做大了，这种主仆关系开始转换，变为批书、评书，当然还有著书、编书和印书。

司马迁写《史记》，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那是读完了书之后为书立下的汗马功劳；李贽、金圣叹批书、评书，也属书们的真正知音；曹雪芹蘸着血泪写“红楼”，高鹗先生又涕泗横流地补齐，二人都应列入书痴队伍；只有玩世不恭如清人龚自珍，才能吟出“著书都为稻粱谋”句，换句话说是商品意识，以文换米，著书便多了一重别样的目的。

谈书、谈书斋、谈书房，写到这个时候，本来高雅的书房空间好像透出世俗气。其实不然。面对着书房里这一摞摞、几柜子的书，忆及自己与书的交往，其实全由大俗引发，具体点说，与少年时代的“偷书”有关。

偷者，窃也。读书人窃书不为偷，先贤曾多有辩白。只是我“偷书”时是云南军营中的一名新兵，还够不上“读书人”三个字。

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我17岁多一点，当然还没有自己的书房，不过却受命管理着一个炮团暂时被封存的图书馆，那真是一个别样的文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