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汇洲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帛书《老子》两种本子出土之后，一直被认为是所见到的最古老的《老子》抄本（或版本）。但是，时隔二十年后，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字竹简730枚。竹简主要是儒、道两家文献。其中属于道家的有2种，即《老子》（甲、乙、丙三组）和丙组所附《太一生水》。楚简《老子》出土时，其竹简长度有三种不同的规格，整理者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简长32.3厘米，共39枚;乙组简长30.6厘米，共18枚，丙组简长26.5厘米，共14枚。三篇合计有1741字。楚简《老子》（简称简本）在文字数量上，只相当于帛书甲、乙本《老子》（简称帛书甲、乙本）和王弼本《老子》（简称王本）的三分之一左右，把这三分之一左右的部分，同帛书本和王本相应部分作一个大致的比较，虽然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也存在着文字与内容上的一些差别。从文字上来说，简本与帛本更接近些;从内容上说，简本同帛本和王本各有出入，有些出入还比较大。从这些差别中，研究者得出了简本《老子》是一种古本，但仍是一种传抄本的看法。简本作为古本，它的发现，无疑能推动我们对《老子》的研究，帮助学者解决一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并能进一步确证一些结论，修正一些结论。

《老子》的成书年代，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现代学者的主要看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早出说，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前，《老子》成书于春秋未年，郭沫若、吕振羽、高亨、张岱年、陈鼓应等人持此观点;一是晚出说，认为《老子》成书于秦汉之间或汉文帝之时，顾颉刚、刘节等人持此观点;一种在早出与晚出之间的战国说，即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时期，王国维、梁启超、冯友兰、侯外庐等人持此观点。帛书《老子》的出土，在解决《老子》一书成书年代问题上所产生的一个直接作用，就是否定了《老子》一书晚出的看法，证实《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要早，至少在战国时期。但也有遗憾，就是不能确定是战国早期还是中、晚期，或者是更早的春秋未年或更早时期。简本《老子》的出土，对解决上述问题，无疑提供了新的非常有力的证据。由于可以确认一号墓墓主的身份是东宫之师，陪葬的竹简，可能与他的身份有关。而墓葬的时间，可以确认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所以，可以肯定，竹简抄写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从简本用“亡”而不用“无”来看，可以断定《老子》成书于战国晚期的说法不能成立。通过对简本同帛书本和王本的比较，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简本《老子》是不同于帛本和王本的另一种传本。据李学勤先生的猜测，简本《老子》可能属于关尹一派的传承之本。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过关时，应关令尹喜之请，“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老子》一书最初的传承者应该是关尹。关尹所得的《老子》五千言应是《老子》的原本，现在简本《老子》只有其三分之一左右，没有分上下，也没有 “德篇”和“道篇”之名，可能是关尹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传的一种本子。老子所著原本在时间上不仅早于《孟子》、《庄子》，而且肯定比战国初期还靠前，至少在春秋后期，它应比《论语》、《墨子》还要早。《老子》出现不同的传本，一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一次次的传抄中，慢慢发生变化，成为后来不同的传抄本。关尹作为老子的嫡传，自己也有著作。《庄子·天下》引关尹的话“其动若水”，《吕氏春秋·不二》言“关尹贵清”，这与简本同出的一组简文《太一生水》在内容上有所联系。

学界普遍认为，与楚简《老子》同出一墓的《太一生水》，是一篇道家佚文，出土时与楚简《老子》丙组合为一卷。正因为它同简本《老子》同出于地下，就引出了它的成文与简本《老子》的成书有没有时间先后的问题。学界对此有不同的观点。王中江在《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中认为，简本《老子》不是《老子》的原本，重复章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内证，简本《老子》当是原本五千言《老子》的“部陪本”。根据周秦子学广泛引用《老子》的例证，它应该有更早的起源，《太一生水 》当受它的影响而产生。但它的宇宙创生模式在时间上又与《老子》的宇宙观距离最近，并且又有明显的自身的特色和构造，比如“道”的观念在它那里的地位显然不像在《老子》那里突出，它还没有《老子》那种非常重要的“德”的观念以及比较重要的“气”的观念。可能是残缺的关系，《太一生水》是不完整的，但它已清楚地显示出了解释宇宙起源和创生的主题，这与大概处在同一时期的《恒先》类似。这一批竹简的出土，让我们重新看到了有关宇宙生成的新模式。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一般来说是“生成论”，它不僅设定了宇宙的“开端”，而且也设定了宇宙生成的过程;宇宙产生以后它在时间上极其久远，在空间上非常广大。它虽然没有说宇宙是有始有终的，但只要有开始，那就意味着宇宙的生命不管多么长久，最后一定是会终结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宇宙论者一般关注的是宇宙的生成和过程，而不去考虑宇宙的最终归宿问题，他们不是宇宙的“未世论者”，更不是终结论者。人们提出的宇宙问题集中在它是否有开始，它又是如何开始的。《太一生水》也没有追问宇宙和世界的终结，只是说明宇宙的创生和起源是“太一”。“太一”是《太一生水》宇宙创生模式的起点。研究者指出，“太一”相当于老子的“道”在宇宙生成中的地位。在《太一生水》中，并没有对“太一”作出描述，而老子和其他宇宙创生模式，都对所设想的宇宙起点和原初状态给予了说明。如老子称“道”是“惟恍惟惚，其中有象”。一般认为，老子的“道生一”的“一”是一种“气”，老子也说过“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说明老子的宇宙观模式中是有“气”的位置的。在《恒先》的宇宙创生模式中，“气”也是重要的一环;《庄子》的宇宙论更表现为“气化论”。与这些不同的是，《太一生水》没有涉及到“气”。而是选择了“水”作为宇宙创生过程中的重要的环节。“水”被认为是处于终极性的“太一”和“天”之间的一个有“辅助性”创生能力的存在。这是从“五行”之中将“水”独立出来并为之赋予“独立的”创生能力，同时也把老子思想中的“水”提高到了宇宙创生过程的阶段上。研究者们大都倾向于认为《太一生水》对“水”的转用，受到了老子有关“水论”的启示，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在《太一生水》的宇宙创生模式中，首先是“太一”创生了“水”。但下文没有接着说“水”又创生了“一种存在”，而是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水”不是直接创生“天”，它是反过来辅助“太一”成就“天”的。“太一”是最大的创生者，它直接产生了“水”，但它既没有赋予“水”直接的创生能力，也没有使“水”偏离和异化自己，“水”又返回到“太一”，辅助“太一”创生出“天”。从“天”开始，宇宙创生和演化的过程是“成”。“成”要说明的是宇宙演化中不同力量相互起作用的“促成”和“成为”特征。“太一”和“水”的关系确实微妙，“水”辅助“太一”促成“天”出现后，“水”就退出了宇宙演化过程，“天”不是反过来辅助“水”促成“地”，而是越过“水”反过来辅助“太一”促成“地”。据此来说，“天”和“地”从根本上说，都是由“太一”创生的，所以，《太一生水》说：“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在此，“水”的作用看不到了。但《太一生水》又说：“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这说明“太一”又没有离开“水”，“水”还是它的藏身之地。

《太一生水》在内容上，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论述了从太一到宇宙，从宇宙到太一的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以及“太一”“为万物母”的理论;后一部分讲“天道贵弱”“益生”，和天地万物互补互存的辩证法理论。《太一生水》明确提出了“天道贵弱”的说法，引人注目。它是《太一生水》与《老子》思想存在密切联系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在强弱、刚柔、先后等一系列相反关系中，“贵弱”、“尚柔”和“取后”等，构成了《老子》思想的鲜明特征。

《太一生水》所呈现的宇宙观，为先秦时仅见的崭新的道家宇宙观。因而在学术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自文献面世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热门话题。在中国哲学史上，虽然老子首先提出了宇宙演化学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各复归其要根”的宇宙大循环系统。但讲得十分抽象和笼统，许多演化环节还没有交代清楚。《太一生水》在这方面有所深入。可以说，《太一生水》是西汉《淮南子》以前，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对老子的宇宙观的具体而系统的发挥。因此在哲学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