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世龙 郭佳钰

摘要：公众舆论并不全是理性判断，其中既存在合理部分，也存在情感预判。在网络环境中，大众媒介的传播特质为恶性舆论的形成和爆发提供了触发条件，一件小事可能被放大并得以蔓延。碎片化的传播内容和方式还会造成信息的误读，从而发生规模化的公众不信任现象。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信息交流和舆论传播正式进入全媒体时期，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下，舆论传播、信息沟通与全球共享等平台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的地域边界和时空的限制，数以亿计的网络用户可以同时对数据、观点和理念进行交流与共享，传统媒介在氛围和传播速度上的局限性得到突破，这也给信息治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关键词：“信息疫情”；大众传媒；信息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5-0084-02

2020年春，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同时，也让人们不得不关注到了另一种特殊的、新型的、潜在的公共安全风险，即“信息疫情”。

随着“信息疫情”的散布和蔓延，海量的疫情信息涌现到公众面前，依托多元化和立体化的网络媒介空间迅速集中，通过爆发式汇聚、流通、扩散和交织，在极大程度上颠覆了公众认知，影响着社会秩序，极其严重地弱化了信息治理和安全防控的有效性。“信息疫情”的出现，也让人们意识到大众媒介提升信息治理手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新闻事件的应对与处置，是大众媒介信息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大众媒介如何参与信息治理，在公共事件中如何找到有效引导舆论的方法，仍是一项非常有必要开展的新课题。

一、“信息疫情”的传播特征

所谓“信息疫情”，从字面上来看，其集结了公共舆论和公共卫生事件等多重语义。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信息疫情”是以传染性疫情为基础，利用互联网、媒体、手机等通讯方式快速地对小道消息或者谣言进行传播的行为，它使人们获取到的信息不够可靠，由此得到的指导也无法保证其正确性，对疫情预防控制都会有负面影响[1]。公众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获取、讨论和共享疫情信息，这种汇聚与传播还能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得以进一步扩大，导致疫情舆情负向传播。有关疫情的大量信息出现，彼此之间相互博弈、交叠，大众情绪也随之变动，大众很容易因某些信息产生愤怒的情绪进而导致社会动荡[2]。其实质是一种非传统数字线程的新型公共安全风险，具备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信息疫情”具有传播的超载性。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社会成员不仅能够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自由地浏览各类疫情信息，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表的对疫情的评论和观点，吸引公众注意力。另外，互联网媒介的传播速度能使疫情信息快速蔓延，造成了疫情信息的过载。在信息的洪流中，公众的注意力被迅速瓜分，这与公众的有限认知形成了冲突，公众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筛选有效、真实的舆情信息。

第二，“信息疫情”具有传播的隐匿性。自媒体时代，互联网匿名、分散和广泛的特征使用户可以相对无障碍地表达自己的态度与意见，有些用户甚至会通过“换马甲”的方式谩骂起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个体的道德自律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社会现实告诉我们，仅仅依靠道德力量并不能维护社会秩序。凭借传播主体的隐蔽性这一特征，网络舆论往往会毫无顾忌地走向极端，人们会因此产生极端的观点和情绪，这增加了网络舆论在讨论疫情时的非理性因素。

第三，“信息疫情”具有信息来源的模糊性。“信息疫情”出现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虚假疫情信息泛滥成灾，一些疫情信息内容没有得到权威、及时的认证或澄清，信息没有真实确凿的来源，未经筛选排查即可散播，潜在地影响着受众的观念，这极大限度地影响了受众的判断，部分公众由于信息识别能力差，不听从科学的建议，偏听谣言。信息的不断反转和虚假传播也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组织的不信任，更使新闻媒体不得不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辟谣和回应当中。

第四，“信息疫情”具有影响的显著性。人们的意见表达可以带来某种心理安全感，焦躁、焦虑、愤怒不安、不满的情绪集中在一起得到了共鸣，而人云亦云却引导着舆论的风向，导致舆论发展愈加失控。这些信息在传播媒介得以汇聚和宣泄，并借助平台的传播力蔓延在网络中，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不仅助长了公众的恐慌和焦虑情绪，也给疫情防控和公共治理带来了极大挑战。

二、大众传媒参与信息治理的作用及面对的挑战

2020年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被纳入“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这次疫情具有集聚性、快速传播、突发性等特点，而相关信息的管控也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3]。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媒体，都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网络平台为网民提供了自由言论的渠道，也为了官方及各类媒体提供了发布信息的平台。平台作为网络服务与信息交互的提供者，发挥的不仅仅是多方交流或交易的“撮合者”的作用，还有着维护社会道德规范、保障公共利益的运营方责任，是信息发布和传播的初始监管者。因此，在公共突发事件中进行舆论引导时，媒介平台自身的监控和管理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果这些信息未经审核而被网友快速传播，则会引致危害社会的舆论形势。而如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平台的实名认证和信息审核等管理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一些虚假、不满、偏激及煽动性言论的散播。

互联网时代，大众传媒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信息传递的便捷性。在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期间，网民也可以通过多个媒介平台快速了解国家当下疫情治理的最新情况。同时，在此特殊时期，大量虚假、失真、失实、失范的信息滋生，给社会秩序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大眾传媒正面临全新的信息治理挑战，这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主流媒体的运营能力有待提升。作为重要的信息发布源，主流媒体对用户有着极强的号召力，同时，在疫情期间其发布的各项信息都得到了民众更大程度的关注与重视，这对媒体的信息掌控、编辑能力来说都是巨大考验。如果发布的信息来源可靠性不足，一些不可靠的信息未经审视便轻易发布，就会引起公众的情绪恐慌。第二，网民的信息素养不足。网民的平均信息素养较弱，并非人人都具有较强的信息识别能力，在浩瀚的信息中，网民的信息辨别能力弱直接影响了新闻传播的质量和效果。

三、大众传媒参与“信息疫情”治理的方法

疫情期间，“信息疫情”是引起大众恐慌、社会动荡等不良结果的主要原因。要通过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应用多种方式发挥引导作用，强化预警防范机制，提升公众素质等手段，提升大众传媒参与“信息疫情”治理的效果。

（一）主流媒体引导作用的充分发挥

主流媒体在引导公众信息接收与输出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应对信息传播内容严格控制，把控信息发布的时间、内容、进程乃至舆论效果。主流新闻媒体要强化理性和专业性，不能带有个人情绪、色彩和偏见，要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把控，引导公众建立积极的认知和看法。在舆论爆发时期，主流新闻媒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在无形中将某一方面舆论放大，从而加快主流舆论的聚集。因此，主流媒介需要注重方法的科学性，实事求是，帮助大众建立认可与共识，进而协调信息秩序，引导舆论向良性转化。

（二）应用多种形式提高吸引力

为了帮助公众快速抓住要点，新闻媒体可配合多种信息发布方式传递信息，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有文字、照片、链接、视频以及直播等。在发布信息时，媒体应提取海量信息中的核心内容，凸显重要信息，使受众能够在短时间内掌握重点。多样化的发布方式更契合大众多样化、节奏快的阅读习惯，有利于受众在浩如烟海的疫情信息中快速、直接、全方位地了解疫情进展，及时掌握要点信息。

（三）强化预警防范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目前未发现人传人”“青少年不易感”等，这些结论未经科学严谨的证实，带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由此看出，信息疫情时代，大众传媒在信息治理中要更加注重前瞻性，采取有效的预警防范机制。要重视舆论的宣传和引导，加深公众对问题重要性及紧迫性的认识，这也能为决策者提供辅助参考作用，提升信息治理能力。

（四）提高公众素养

从信息舆情的角度来看，其创造者、消费者和传播者都是大众。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信息素养的提升十分重要，需加强大众辨别、分析、创造和共享信息的能力。网络的出现在使言论更加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虚假传言，导致公众无法认清真相。对信息进行正确性、合理性筛选，鼓励用户学会查阅信息，主动接受信息，做观点与意图的领导者，才能使大众在参与信息治理时更加积极主动，并且更具创造性，真正发挥出大众的监督职能。

四、结语

疫情终会过去，但“信息疫情”带来的恐慌和诋毁会对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结果将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在网络时代，实时性、高效性、互动性等是新型传播媒介的重要特征，“信息疫情”在新媒介技术下快速发展，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传播的界限都实现了较大程度的突破。“信息疫情”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了提高传播媒介信息治理能力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对传播规律进行深入全面的探究，进而对危机应对体系进行优化和完善。不仅要发挥好主流媒体的“把关人”角色，提升其专业精神，客观公正地引导舆论，还要引导公众增强自律行为，提升公众信息素质，从而合理、合情、合法地运用网络舆论信息，在“病疫”和“信疫”的战场中形成共识，赢得胜利。

参考文献：

[1] 徐剑，钱烨夫.“信息疫情”的定义、传播及治理[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8（05）：121-134.

[2] 尤江东，夏素敏.信息素养：“信息疫情”现象下的反思[J].竞争情报，2020，16（06）：41-44.

[3] 高慧敏，疫情信息傳播中建设性新闻的可行性论证[J].当代传播，2020（03）：42-45，57.

作者简介：蒋世龙（2000—），男，河南周口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广告学。

郭佳钰（2000—），女，河南洛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广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