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2009-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是否会对地区工业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以及该影响是否会受到现行市场化改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显著的促进地区工业发展，但随着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财政分权对地区工业发展的影响效果不断减弱。另外，市场化对财政分权作用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这一发现对更好地认识财政分权的制度效应，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助力地区工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财政分权;市场化;地区工业发展

一、引言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行业，其对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十四五”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工业发展将进入一个关键发展阶段1。我国工业发展具有良好的基础，但也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我国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还伴随着财政体制安排的持续调整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十四五”时期应根据发展条件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定位，壮大地区工业发展。

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经济自主权，在要素流动、资源配置和产业发展中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傅勇和张晏，2007）2。但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地方政府在来自上级政府经济绩效考核的压力下，多偏好将资源投向能够较大幅度增加税收的生产性领域。田艳平等（2018）3认为财政分权会给地方政府带来晋升激励，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工业规模的扩张。李雪瑜（2020）4基于199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得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显著地促进地方工业发展，且财政收入分权的促进作用更强。

此外，纵观我国经济社会体制变革的历程，可以发现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并非独立进行的，与其相伴的还有一种关键的制度变迁——市场化改革。财政分权改革是政府在财政体制方面的重要改革，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同时会受到私人部门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一方面，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就越少，市场机制能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体制和市场化进程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两种重要的制度安排，交融在一起作用于經济时，并非产生“1+1=2”的综合制度效应，交融后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均可能发生质变（任亚星和王宝顺，2017）5。因而，在讨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市场化水平的作用不可忽视。

综上所述，目前有少数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探讨财政分权对地区工业发展的作用，但是未有学者将市场化水平一同考虑进去，已有研究忽视了在财政分权作用的过程中市场化水平对地区工业发展的影响，最终可能高估或低估了财政分权的作用。因此，本文将财政分权制度与市场化改革两种重要的制度安排结合起来，在模型中引入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系统性研究财政分权、市场化对地区工业发展的影响，为地区工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成果提供补充，同时也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助力地区工业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2009-2016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因数据的可获得性，此处剔除了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地区。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和国泰安数据库等。

（二）计量模型与变量描述

1.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财政分权、市场化对地区工业发展的影响，基本的模型设定如下：

Companyit=βFDit+γMIit+δFDit*MIit+θControlit+μi+λt+εit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年。Company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i省t年的工业发展程度，FDit表示i省t年的财政分权程度，MIit表示i省t年的市场化水平，Controlit表示影响地区工业发展程度的一组控制变量，μi、λt分别为省份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2.变量描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地区工业发展程度。采用地方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的数量来进行衡量，以Company表示。

核心解释变量有三项：一是财政分权（FD）。本文充分借鉴了陈硕、高琳（2012）6的研究，选取学术界最常用的三个指标——收入分权度、支出分权度与财政自主度，来全面衡量与反映地方的财政掌握能力。其中用收入分权度指标和支出分权度指标进行模型模拟，用财政自主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收入分权度（FDin）=省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全国一般预算收入

支出分权度（FDex）=省本级一般预算支出/全国一般预算支出

财政自主度（FDfd）=省本级一般预算收入/省本级一般预算支出

二是市场化水平（MI）。本文采用樊纲、王小鲁等（2018）7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总指数得分来表示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三是财政分权与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FD*MI）。

另外，为了尽量降低遗漏变量问题的影响，防止模型估计中发生偏误，模型中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它们分别是：经济发展水平（GDP_cp），利用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1998年为基期进行平减调整，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人口数量（POP），利用各地区年底人口数进行衡量;对外开放（OPEN），采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对进出口总额以相应年份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计价;产业结构（STRUC），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基础设施环境（ROAD），采用各地区公路里程和铁路营业里程之和来表示。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4软件对方程进行回归，以考察财政分权和市场化对地区工业发展的影响。根据Hausman检验，模型适合固定效应模型。从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两个维度展开，对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1）到模型（3）是将财政支出分权作为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进行回归，模型（4）到模型（6）将财政收入分权作为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进行回归。

由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当不考虑财政分权与市场化的交互项时，无论是财政支出分权还是财政收入分权，其对地区工业发展的影响均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财政分权与地区工业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分权程度越高，财政自主性也越高，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就会将更多的资金应用于给企业的资金补贴以发展地方工业，还可能挪用公共服务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生产性投资领域（范子英，2016）8，对工业规模的扩张产生促进作用，进而提高地区工业的发展水平。

同时，无论是支出还是收入分权指标，交互项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从总体上看，随着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财政分权对地区工业发展的影响效果不断减弱。这一结果不难理解，当中国市场化改革逐步向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逼近时，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弱，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强大（邵传林，2016）9，那么政府对地方工业发展的干预程度总体就会减弱，相应地财政分权对地区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会被削弱。

（二）分样本回归分析

为了比较不同区域间的影响差异，本文将各省市自治区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分析样本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当不考虑财政分权与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时，财政分权的系数符号均为正，与全国范围估计结果一致，表明财政分权对地区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另外，无论支出分权指标还是收入分权指标下，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与全国估计结果相反，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普遍落后，市场化水平不高，但是中央政府在政策和经济上的扶持力度要远远大于东部地区，政府对地区工业发展的干预程度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市场化水平对地区工业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是否稳健，本文采用了两种方法。首先，考虑到财政分权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年份效应会导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存在偏误，本文将财政分权和市场化同时作为内生变量，参照已有研究的常规做法，用滞后一期的财政分权度和市场化指標作为工具变量并加上年份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基本回归结果并未发生显著性改变。其次，考虑到回归结果可能受到指标选取以及测量方式的影响，将财政收入和支出分权指标换为财政自主度指标进行度量，重新估计其对地区工业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中主要解释变量的符号皆未发生显著性改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9-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将财政分权制度与市场化改革两种重要的制度安排结合起来，研究财政分权是否会对地区工业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以及该影响是否会受到现行市场化改革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得出结论：第一，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收入分权均会显著的促进地区工业发展，但随着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财政分权对地区工业发展的影响效果不断减弱。第二，市场化对财政分权作用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市场化改革会抑制财政分权对地区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则对财政分权对地区工业发展的正向效应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适当延长官员任期。长期以来，GDP增长是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考核的主要指标，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官员的短视行为，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生产性领域。财政分权对地区工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若不加以约束将远远超过最优水平，导致过度投资、资源浪费等财政分权负外部性的产生。所以有必要从源头改变地方官员绩效考核的方式，转变地方政府官员的理念。同时，适当延长官员的任职期限，增加地方官员与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共荣利益，削弱地方政府官员的短期化行为。

第二，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发挥好“方向盘”的作用，为财税体制改革引领正确的方向。根据本文的研究，市场化改革会抑制财政分权对地区工业发展的正向影响。市场化改革是多层次、全方位的，由于现阶段市场化改革还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有待进一步推进，因此财政分权对地区工业发展最终影响方向和大小是不确定的，因而需要动态处理财政分权、市场化与地区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要从方式创新上，还要从深度拓展上，稳步推进现行的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源分配基础，释放经济活力。

第三，继续加强工业转移战略，实现东中西高水平对接。虽然我国制定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振兴战略，但是这些区域工业发展仍与其他地区相比呈现了低资源使用效率状态，仍然有较大的工业发展空间。因此，我国应该持续改善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环境，增强中西部地区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史丹.“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0（02）：5-27.

[2]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03）：4-12+22.

[3]田艳平，徐玮，顾贾能.影响工业高质量增长的制度性因素——基于中国式分权的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8（05）：40-50.

[4]李雪瑜.财政分权与地方工业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J].中国产经，2020（21）：109-111.

[5]任亚星，王宝顺.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研究——基于市场化进程的视角[J].财政经济评论，2017（01）：69-90.

[6]陈硕，高琳.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J].管理世界，2012（06）：43-59.

[7]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 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8]范子英.土地财政的根源：财政压力还是投资冲动[J].中国工业经济，2015（06）：18-31.

[9]邵传林.中国式分权、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J].统计研究，2016，33（03）：63-71.

注释：

1.东部地区包括辽宁省、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福建省和海南省;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作者简介：王莹莹（2000—），女，山东潍坊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