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令钊 赵文慧

摘 要：文清学派兴于南宋，盛于元明之际。文清诸子的理学思想由元代中期的正统色彩向“心学”前行，而文学则历经了由“师古”“师心”向关注诗歌的教化功能转变。以陈樵、宋濂为代表的文清诸子的学术成就，成为象山“心学”向阳明“心学”发展的中间环节。他们的文学思想或张扬生命欲望、体现个体意志，或提倡文学复古、主张经世致用，分别成为了明代中后叶文学领域个性解放运动和文学复古的先声。文清诸子的学术各有所承，各有所守，各有所创，共同造就了元末明初理学与文学“双峰”并峙局面的形成。

关键词：元末明初;文清诸子;理学;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6-0052-05

元末之际，朝政日非，社会动荡，由于士人们的行为和心理受传统儒家思想规范的束缚渐趋减弱，反映在学术上则是理学与文学的依存关系渐趋疏离，理学与文学呈现出“自性”的发展狀态，即理学由元代中期的正统色彩向“心学”前行，而文学历经了由“师古”“师心”向关注诗歌的教化功能转变。

这一时期，以黄溍、陈樵、宋濂、王袆、金涓、戴良等为代表的文清诸子，他们“以英敏绝人之学，一时咸集，文名德业，超出前辈”[1]的才华，活跃于浙东的文坛与政坛。他们在学术追求上各有所承，各有所守，各有所创，造就了元末明初理学与文学“双峰”并峙局面的形成。

一、文清之学的渊源及其与婺学之关系

黄溍《石先生（一鳌）墓表》载：“文清之学，盖亲得于考亭，而秘书丞王君世杰，则有得于文清者。”[2]“文清”即南宋政治家、理学家徐侨，因其卒后谥号文清，故学者称其及门下弟子为文清学派。徐侨从学吕祖谦门人叶邽，复登朱熹之门。因此之故，文清之学的源头为吕学兼之朱学。

文清诸子成员以金华籍学者为主体，在学术上深受金华学派的影响，并且与金华学派有着密切的关联，如宋濂、王袆等人既是金华学派的嫡系传人，又是文清学派的中坚力量。论元末明初文清之学，自然绕不开金华婺学。

婺学兴于南宋乾淳之际。在婺学开创之初，即有吕祖谦道德性命之学、陈亮事功之学、唐仲友经制之学三家。按照顾旭明《元末明初“婺学三家”思想特色及影响》所言：“此时婺州朱子之学，懒其婿黄幹，而又由北山四先生之并力相发，才得以在婺流传。其时，吕学由文清学派而盛于婺地。陆学由慈湖任婺州儒学教授而传叶由庚、傅大年，至元则陈樵而大显。至元末明初，婺学则演播为许谦金华朱学、陈樵慈湖心学、宋濂（王袆）东莱吕学三家并驱的局面。”[3]

由宋入元时的婺学，已非“性命”“事功”“经制”三家可以涵盖。已然把自己的外延逐渐扩大到了“朱吕陆”三家的境域。到至元前后，许谦、黄溍、陈樵、柳贯、吴莱、吴师道、宋濂、王袆、胡翰、戴良等一干婺中大儒，于战乱中相继而起，各家争鸣，遂以金华朱学而显的许谦学术，以守慈湖余绪而特立的陈樵学术，以振兴吕学为己任的宋濂学术，三家学术蔚成鼎立之格局。

二、文清诸子的理学成就

元末在朱元璋占据浙东以前，文清诸子大都隐居读书讲学。文清作家群在面临着腐败的政治现实和出仕无门的境况下，往往都以道统自任，怀有强烈的用世精神，坚守着传统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陈樵与宋濂。

（一）陈樵的学术思想及影响

赵香砂《述史传》云：“自朱吕倡学东南，学士承传之惟谨。迨元末，而精思力诣者各以所造自成学，若蜀资州黄泽、金华陈樵最显名。”[4]陈樵弱冠即博综群籍，精熟六经;以“屏去传注，独取遗经”之治学旨向，精探其理十数年;一旦神会心融，以为圣贤之大意断然而趣可识，片言而道可尽焉。于是隐居山野，著书十余种，终成一位独具创见的理学大家。

1.“心之精神曰性”：直接慈湖之余绪

“心之精神曰性。神者性（命）之本，体言动性之用，知觉性之知，喜怒哀惧爱恶性之情，饮食男女性之欲，仁义礼性之所知。”[5]

“心之精神曰性”这是陈樵最著名最具有创见的心学命题。从学理上看，陈樵对“性”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定义。“性”之内涵为“心之精神”;外延包括性之本、用、知、情、欲、知等。陈樵把“性”定义为“心之精神”，极具创新意义，可谓出宋元心性学之新。陈樵“心之精神曰性”这一命题，溯其源则出自慈湖杨简之“心之精神是谓圣”。慈湖乃象山高足，而“心之精神是谓圣”，则是慈湖为学要旨。清四库馆臣纪昀等也认为，慈湖“以‘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为道之主宰”[6]。可以说，陈樵心学思想直接慈湖之余绪。

2.“良知得之自然”：肇阳明心学之先导

“神者性命之本，体言动性之用，知觉性之知，喜怒哀惧爱恶性之情，饮食男女性之欲，仁义礼性之所知。知不待学，知天下之分曰礼，知事理之宜曰义，知与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曰仁，而智者知此之谓也。良知得之自然。”[5]

在这里，陈樵从“神者性命之本”这一命题出发，推及“知觉”“知”而至“智”，最后得出“良知得之自然”的结论，可谓创儒家心学之新论，实为开王阳明“致良知说”的先导。

陈樵以易学“神道设教”论为基点，强调“知觉”神性特质，把“性”放置于人心精神层面加以阐发，构建起以“谓神所知之谓智”“心之精神曰性”“良知得之自然”等论断为核心，以“神本”为特质的“良知”形上学说，超越了慈湖“心之精神是谓圣”心学境界，为阳明心学的最终完成提供了理论基础。是故清初大儒孙夏峰称其为“守先待后之儒”[7];纪昀等则称其“‘谓神所知之谓智’，实慈湖之绪余，而姚江之先导”[8]。

（二）宋濂的学术思想及影响

宋濂之学，出自黄溍、柳贯、吴莱、闻人梦吉四家。而此四家又同出北山学派，上可以溯黄幹而达朱子，是为金华朱学的绪。如全祖望在《宋文宪公画像记》中云：

文宪之学，受之其乡黄文献公、柳文肃公、渊颖先生吴莱、凝熙先生闻人梦吉。四家之学，并出于北山、鲁斋、仁山、白云之递传，上溯勉斋，以为徽公之世嫡[9]。

同时，宋濂又以“学孔子必自学吕祖谦始”的学术自觉，面对元末明初吕学几绝的境况，与王袆等一起决然奋起。以振兴吕学为己任，恪守“以《六经》为根本，以史学为波澜”的吕学归旨，开创了“以经为本，经史文并重”的吕学中兴之局面。对此，王袆有云：

初，宋南渡后，新安朱文公、东莱吕成公并时而作，皆以斯道为己任。婺实吕氏倡道之邦，而其学不大传。朱氏一再传为何基氏、王柏氏。又传之金履祥氏、许谦氏，皆婺人，而其传遂为朱学之世嫡。景濂既间因许氏门人而究其说，独念吕氏之传且坠，奋然思继其绝学，每与人言之，而深慨之。识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盖本于圣贤之学，其自任者益重矣[10]。

宋末元初，朱学大盛，吕学却不大传。婺州乃吕祖谦倡道之邦，北山四先生皆为婺人，作为婺州学者的宋濂与王袆，他们决然奋起，而决心“继其绝学”。

1.崇经薄书：“六经皆心学”的心性之学

《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说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极也;说事莫辨乎《书》，由吾心政之府也;说志莫辨乎《诗》，由吾心统性情也;说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恶也;说体莫辨乎《礼》，由吾心有天叙也;导吾民莫过乎《乐》，由吾心备人和也。……大哉心乎！正则治，邪则乱，不可不慎也[10]。

由“心”至“理”再到“经”，这是宋濂“六经皆心学”理论最根本的一条逻辑线。所谓“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在这里，“心”是逻辑起点，“无是心则无是理”。在“心”的基点上，推出“因心有是理，故经有是言。”宋濂的“六经皆心学”观，是基于“心性之学”而生发的。其学术归旨是通过“明经正心”“以心感心”，以达到“乡有善俗、国有善治”的“成德”境界。

2.经史并重：“作史立心”的史学观

宋濂史学观基本上传承了吕祖谦的史学思想。他认为，“心”是决定历史治乱兴衰的根本因素。因此，他在对历史运动的解释上，强调人的道德行为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在对历史的表述上，更重视对人的德行表彰，而相对轻于对政事的总结与品评。

如宋濂在《龙门子凝道记》中说：

或问龙门子曰：天下之物孰为大？曰：心为大……曰：何也？曰：仰观乎天，清明穹隆，日月之运行，阴阳之变化，其大矣广矣。俯察乎地，广博持载，山川之融结，草木之繁芜，亦广矣大矣。而此心直与之参，混合无间，万象森然而莫不备焉。非直与之参也，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10]

宋濂基于“天地之心”本体论，在继承吕祖谦“读史读心”说基础上，在这里提出了“以心为大”“作史立心”等史学观点。宋濂认为，天下之物，以心为大。“心”至广大而通变化，“万象森然而莫不备焉”。及宇宙万物一切客体皆备于作为主体意识的“此心”之中。万物之所以“位育”，亦皆“由此心也”。对“心”体察程度的不同，构成了圣贤学者与小人之差异，同时构成了国家治乱兴衰的标准。

作為文清学派的两位重要人物，陈樵与宋濂交往颇多。陈樵学说深为宋濂所接受，宋濂在《元隐君子东阳陈公先生鹿皮子墓志铭》载：“元统间，濂尝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速坐之海红花底，戒侍史治酒浆葅醢，亲执斚献酬，歌古词以为欢。……濂受其说以归，间尝质之明经者，或者曰：‘近时学经者，如三尺之童观优于台下，但闻台上语笑声，而弗获见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论伟矣。”[10]当时的婺中学术，在许谦等人离世后，陈樵成为执牛耳者。宋濂与陈樵虽无师徒之名，却有师徒之实，他们同声相和，谈道论学，一时学者为其马首是瞻。

其他文清诸子如王袆、戴良等都有着深厚的理学背景，他们不像吴中文士“躲进小楼成一统”，也没有像南宋末期的理学家不问世事，空谈理性。他们坚守着文清学派作家群体的理念，主张文与道并重，经世与审美兼顾，既原道教化又不废抒写自我，创造了与理学相媲美的文学成就。

三、文清诸子的文学成就

（一）标奇竞秀、张扬生命的陈樵

元末，陈樵隐居小东白山圁谷涧少霞洞，常着鹿皮衣，自号鹿皮子。性至孝，幼承家教，继师事李直方，受《易》《诗》《书》《春秋》之学。樵不入仕途，专意著述。生平足迹未尝越出家乡，而声誉远达朝廷，知名人士多有投书谘访。年八十八卒，著述甚丰，有《鹿皮子集》四卷。

陈樵“诗学温李”，“陈居采诗，学温、李而有清奇之气。”[11]如其七律诗《碧落洞》：“灏气翻衣露满怀，人言天上我惊猜。近从月里种花去，遥见鼎湖飞叶来。使我加餐有黄独，为人题榜是青苔。杖头化作光明烛，愿逐东皇下九垓。”诗歌描绘出幽静空寂的意境，自然景物的变化，都凝聚为时间上的一种永恒，展露了作者清空闲适的心情。诗歌中的物象清新脱俗、明净温馨，意境朗净清丽，玄远飘逸。天人合一，纵浪大化，绝无尘埃。自然物的形象似乎都含蕴诗人超脱世俗的高洁正直之情。

陈樵是浙东诗人的领袖与代表，时人多誉之。此可征之于董肇勋言：“其七言律新逸超丽，如玉树璚葩，天然自放，实有不可及者。”[5]

黄溍在《寄陈君采》诗中言：“江淹文采碧云消，潘岳才华玉树凋。后尔千年开捷钥，森然作者见风标。”[2]黄溍认为，“江淹文采”和“潘岳才华”久已失传，而陈樵诗歌则再现华美绮丽诗风，是为异代继响，其评价相当高。

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评价陈樵：“东阳陈居采（樵），标奇竞秀，各自名家。”[12]顾嗣立认为，在元诗发展嬗变的链条中，陈樵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其特点正是“揣炼六朝以入唐律，化寻常之言为警策”。就是说，陈樵将六朝重抒情、重华美，“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诗风熔铸进富澹精工、流转圆熟的唐律之中，从而取得了“奇”“秀”“警策”，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效果。这是对陈樵精准而合理的评价。再加上陈樵对陶渊明的推崇与效仿，其“宗唐得古”之迹甚明。

（二）注重世教、诸体皆善的宋濂

宋濂，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有《宋文宪公全集》七十五卷。

明初，以宋濂为代表的文清诸子，为朱元璋所重用，他们或进入内阁，或奉旨编史。在诗文创作上，他们主要信奉儒家的传统诗教，多为应酬奉制之作，也能反映现实，文风或质朴剀切，或雍容典雅，说理说教成分强，与陈樵等人以情韵为主的文风不同。如宋濂在《龙门子凝道记·终胥符第三》中所言：“我岂遂忘斯世哉？天下之溺，犹禹之溺;天下之饥，犹极之饥。我所愿学禹极者也，我岂遂忘斯世哉？虽然，予闻之：道之兴废系诸天，学之进退存诸己。存诸己者，吾不敢不勉也;系诸天者，予安能必之哉？予岂若小丈夫乎？长往山林而不返乎？未有用我者尔，苟用我，我岂不能平治天下乎？”[10]充分表露了自己济世安天下的功名心理。

宋濂的文学观，在其《文原》中有明确的表述：“世之论文者有二：曰载道，曰纪事。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10]宋濂认为，文有两种。一为载道之文，一为载事之文。经属于载道之文，史属于载事之文。在这里，“经”与“史”在“文”上统一起来。无论是“经”还是“史”，离开了“文”无以表达，无以传承。作为散文创作的“一代之宗”，宋濂在当时引领一代文风。他推崇典雅醇厚的台阁文学，“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10]宋濂的散文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

《明诗纪事》则评其诗曰：“景濂于诗亦用全力为之，盖心慕韩、苏而具体者。……集中小诗，犹是元习;长篇大作，往往规橅退之，时亦失之冗沓”[13]从中可知，宋濂的长篇古体诗，主要是学习韩愈、苏轼、欧阳修诗风，质直古朴，散文化、议论化特色明显，且内容上多为应制奉酬。这类诗规模巨大，结构缜密，语言雄丽雅致，手法上以铺陈排比为主，洋洋洒洒。这种诗风，为后来的“台阁体”所张本。宋濂最为人所称颂的是其格律诗，如其《艳阳词》：“南国佳人玉作腰，闹装香带斩新雕。醉骑宝马踏青去，嘶入城东第四桥。”从表面看，这首诗与艳体诗无别，其实为讽喻之作。故王夫之评曰：“雅人高唱，自然玄至。且道是美是刺，且道是群是怨。”[14]由此可见宋濂的诗歌风格多样，诸体皆善。

（三）远追汉魏、宗法盛唐的王袆

王袆名声仅次于宋濂。他主张师法盛唐雄浑壮丽的气魄，并立足于诗歌的美刺、教化作用，提倡远追汉魏风雅之遗。王袆曾提出：“余尝闻之杨公之言曰：‘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以唐为宗也。’黄公之言曰：‘诗贵乎平实而流丽也。’嗟乎！言诗之要，无易于此矣……三百篇之下，莫古于汉魏，莫盛于盛唐，齐梁、晚唐，有弗论矣。”[15]在此王袆明确指出诗歌应该远追汉魏，宗法盛唐。

这种师古的观点可谓明前七子复古的先声。宋濂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及来京师，又得好谦从弟文昌诗阅之，冲澹类汉魏，雄健如盛唐。”[10]评价诗歌也是以汉魏、盛唐诗为审美标准。

王袆也善為文，有的甚至认为，王袆的诗文在宋濂之上。《静志居诗话》[16]中说：“子充文，脱去元人冗沓之病，体制明洁，当在景濂之右。唯诗亦然。”《明诗纪事》谓王袆之诗“质坚体洁，时作小诗，亦有风致。《南城曲》云：‘索罗束发双髻拖，大红衫子小红靴。并马早出南城路，问人杏花多未多。’余谓此可补人枫江渔父《本事诗》也。”[13]

文清学派传承数代，受地缘、师缘、亲缘、友缘的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如《宋元学案》评价黄溍：“君子称其清风高节，如冰壶玉尺，纤尘弗污……溍之学博及天下之书，而约之于精。”[9]全祖望称其文章“雅驯不佻，粹然有儒者气象”[9]。王可宗评价金涓《青村遗稿》：“其文章简古而纯粹，峻拔而清和，渊深而严慎。”[1]

陈樵、金涓等“宗唐得古”的诗学追求启示了后来的“复古”诗风，又是明中后期“性灵”诗风的先声，而宋濂、王袆等人的诗风则成为了稍后出现的“台阁”诗风的先声。

四、结语

从中国学术史、文学史的发展流变来看，文清学派不过是当时众多的学术流派中不起眼的一支，但其学术与文学成就并没有被浙东学派、东莱学派、北山学派（金华学派）等名气更盛的学术流派所湮没。文清学派这一群体，他们既以理学为学术根基，又以诗文创作显名于世。如查洪德先生所言：“造就了一批精于理学的诗文作家和文采斐然的理学家……许多人有着学者与文人双重色彩。”[17]

文清诸子在理学上仍然延续着朱学的正统脉序，并成为象山“心学”向阳明“心学”发展的中间环节;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可浙东其他学派的文士争长的成就。在元末明初那个动乱的时代，他们确乎创造了理学与文学双峰并峙局面，并成为了明代中后叶文学领域个性解放运动和文学复古的先声，对开创明代文学与学术新局面的到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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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金涓.青村遗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黄溍撰，王颋点校.黄溍全集（下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721.

〔3〕顾旭明.元末明初“婺学三家”思想特色及影响[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215-216.

〔4〕王崇炳.金华征献略（卷五），赵一生主编.东阳丛书（15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129.

〔5〕作者不详.亭塘陈氏宗谱（内部资料）[O].康熙25年，木活字本，2006年重修.

〔6〕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孙奇逢.理学宗传（二）[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1257.

〔8〕紀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集部21》《别集类20》，文渊阁影印本.

〔9〕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11〕翁方纲著，陈迩冬校点.石洲诗话（卷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4.

〔12〕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3-84.

〔13〕陈田编著.明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4〕王夫之著，周柳燕校点.明诗评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364.

〔15〕王袆.王忠文公集[M]//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12册）[M].安徽：黄山书社，2013.541.

〔16〕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4.

〔17〕查洪德.元代理学“流而为文”与理学文学的两相浸润[J].文学评论，2002（05）：35-39.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Two Peaks"Coexisting： Neo Confucianism and literature of Scholars in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CHEN Ling-zhao1， ZHAO Wen-hui2

（1.Zhejiang Guangsha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Construction， Dongyang 322100， China;

2.Shandong Zibo No.4 High School， Zibo 255100， China）

Abstract： The school of Wenqing bega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flourished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and early Ming Dynasty.The Neo Confucianism thought of the scholars of Wenqing moved forward from the orthodox color of the mid Yuan Dynasty to the "Heart Study"， and the literary education changed from "learning from the ancient" and "learning from the heart" to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function of poetry.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the scholars of Wenqing， represented by Chen Qiao and Song Lian， became the intermediate link in the development of Xiangshan's "mind study" to Yangming's "mind study". Their literary thoughts either publicized the desire for life， embodied the individual will， or advocated Literature Restor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which became the forerunners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Literature Restoration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scholars of Wenqing had their own academic inheritance， defense and creation， which together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double peaks" of Neo Confucianism and literature in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Keywords：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 School of Wenqing; Neo Confucianism;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