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兰

【摘要】 本文以成都地区“说唱俑”的艺术特征为题，介绍了成都地区“说唱俑”的文化背景与发展情况。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陶俑，浅析“击鼓说唱俑”的造型特征，内在神韵的表达，分析“说唱俑”的造型艺术特征对中国当代雕塑的影响。最终通过对成都地区“说唱俑”的艺术特征的研究，汲取汉代陶俑造型艺术的精髓，探索其时代文化蕴涵，使其在以后的雕塑创作中有着积极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 说唱俑;写实性塑造;写意性表达;陶塑式造型;影响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5-0080-02

一、“说唱俑”创作题材的由来

（一）文化背景

成都地区，是蜀文化的地域中心，具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在汉朝，成都是自由都市，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经济昌盛，吸引周围大批百姓移民该地区，同时更是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流寓，使得该地区文化包罗万象，上有质朴的中原文化，下有充满激情的荊楚文化，左有奔放豪迈的游牧文化，致使民间的休闲娱乐方式也多种多样，尤其是说唱艺术最受民间百姓的喜爱。再者，那时盛行以俑代替活人殉葬的古老传统，想让死人过上生前的富贵的生活的一种厚葬文化，因地域、经济与习俗文化的影响，进而该地区的“说唱俑”别具一格，富有独特的韵味。

（二）发展概况

从历史考古的文献资料所知，“说唱俑”亦称“俳优俑”。俳优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那时的俳优，主要侍奉的对象是君主，为君主排忧解乏。到汉朝时期，因汉朝经济发展的繁荣，国力的强盛，导致说唱艺术在民间也盛行起来，俳优的侍奉对象不单单只是君主，他们的取乐对象更加的广泛，表演形式也多种多样，致使汉代出土的“说唱俑”更加的灵动与讨喜，神采飞扬，形神兼备。据文献资料图片得知，在西汉时期的“说唱俑”，造型比较粗糙，体积也比较小，神情的表达也是木讷呆滞，是一个模仿过渡时期，到了东汉时期，“说唱俑”慢慢走向成熟阶段，造型上丰富多样，神情生动活泼，动作姿态上也是自然和谐。随着朝代的更替，实践的累积，“说唱俑”从春秋战国时的出现，秦时代的发展，到汉代时已经普遍出现，这是一种流行趋势与发展。

二、“说唱俑”的造型艺术特征

（一）写实性的塑造

雕塑家罗丹曾说过：“在艺术中，有个性的作品才算是美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们的思想和个性，艺术不是简单复制，而是思想和灵魂的创作，体现着艺术家对自热生活的感悟及思考”。因蜀地的地理优势，融合了各地的特色文化，致使了成都地区出土的“说唱俑”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特色。如成都天回镇出土的“击鼓说唱俑”，描述了一名正在绘声绘色地讲着民间故事的说书艺人，这名艺人上身赤裸着，左臂环抱着鼓，右臂手握鼓槌的，表情的塑造有着独特的感情色彩。取材于百姓的生活，选用民间流行的说唱艺术的艺人，真实地反映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使“说唱俑”极具亲和力和感染力，让人倍感亲切，使欣赏者产生共鸣。

（二）写意性的表达

东汉雕塑是写意雕塑的确立与成熟阶段。东汉时期的陶俑注重对神态的表现和意趣的抒发，在成都出土的“说唱俑”对比秦朝的兵马俑，形体塑造上没有那么壮硕写实，在人体结构也没有准确的按照真人的比例结构，为了突出神韵，人物神情刻画也比较夸张，在衣纹的处理上更是简介概括。而兵马俑所表现出的雄浑之气在于它的规模之宏大，数量之多。在成都地区出土的“说唱俑”，在造型上，没有常规的限定，无拘无束，简洁概括，不注重追求形体的比例结构的准确性，而注重的是人物的动势所能体现的韵律和节奏感以及人物表情的刻画是否符合其姿态形象。唯一的细节是脸部神情的刻画，采取夸张的艺术手法，刻画出说唱艺人生动活泼的形象，表现出幽默的神态韵味。虽然楚国的木俑对于造型的塑造也是大刀阔斧的概括，但是表现出的神情韵味就显得有点木讷。可见，东汉成都地区“说唱俑”的经典之处在于它的神韵塑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那张发自内心而又富有亲和力的笑容，那咧到耳边的“笑”，仿佛能感染着每一个欣赏者，让人忘却烦恼。通过形体的概括化、造型的夸张化来表达说唱艺人喜剧色彩，通过作者捕捉说唱艺人的精彩瞬间来塑造出夸张而有趣的形象。“神情激昂一瞬间，完美凝固是永恒”，东汉时期的雕塑匠人对于陶俑的塑造与表现，注重写意性表达，塑造的人物形象更是形神兼备，气韵生动。

（三）陶塑式造型

东汉时期“说唱俑”大体分为坐式、立式两大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四川成都地区的“说唱俑”。一个是1957年在成都天回镇出土的坐式“击鼓说唱俑”，高56厘米，红陶制，一个是1963年在郫县宋家林出土立式“击鼓说唱俑”，高66.5厘米，灰陶制，两者的特征为男性，在身体比例上塑造的不符合实际人体身高，为上身长，下身短，人体塑造的也比较夸张，上身袒露，双乳下垂，肚子圆鼓鼓的，表情浮夸，身体的整个大动势富有强烈的运动感。不同之处是形体的姿态不同，脸部的刻画神情。为了与身体姿态相符合，一个把脸部表情刻画的滑稽可笑，另一个则是开怀大笑，身体的简介概括与脸部的仔细雕刻形成鲜明的虚实对比。与1982年新都三河镇的马家山出土的这尊坐式“击鼓说唱俑”相比，虽高度只有48厘米，没有前者的高，但它们的动作姿态非常相似，它们的不同也在于脸部的神情，后者比前者“笑”得更加肆无忌惮，因此可以看出东汉成都地区陶塑式造型的特别之处。

与唐朝的说唱俑造型相比，雕塑艺人在造型塑造上没有其随意夸张，比较写实，形体比例也符合真人的比例，姿态上也循规蹈矩的，脸部上的神情似乎没有那么的生动活泼，有那么一点严肃的感觉。可见，东汉成都地区的“说唱俑”极其精彩地呈现出了工匠们瞬间的捕捉能力与思维能力，间接说明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环境，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陶俑都是通过塑造陶俑的匠人们他们眼中所看到的，根据自己的理解，呈现的是一个欢乐而又愉悦的状态;通过对说唱艺人的细致地观察，深入地思考，捕捉其精彩部分，瞬间用线条勾勒出其造型，不拘于泥形式，使线条更加的飘逸灵动，表现出了“说唱俑”的形神兼备，神采飞扬。

三、“说唱俑”造型艺术特征对中国当代雕塑的影响

东汉“说唱俑”不仅有着楚文化的浪漫激情，还特别注重写意的表达，为突出其神韵，在造型上简洁概括，衣纹处理方面，上半身袒露，下半身大刀阔斧，没有特别的细节刻画，但整体塑造的非常生动活泼，一下子吸引住了观者的眼球，这种夸张的造型手法对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的创作，对喜欢民族文化和艺术传统的雕塑家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当代雕塑不仅继承与发扬东汉成都“说唱俑”具有概括性的，夸张性的艺术处理手法和极具戏剧性，浪漫性的表达方式，而且还塑造出说唱艺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持有的积乐观的态度。如何鄂老师作品《绣花女》，运用夸张、浪漫的手法，塑造了一位体格健壮的并且拿着针绣花的农村少妇的动人形象，深刻地表达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渴望。如张琨老师的《土坡坡》，运用夸张变形的表现方法，塑造了即使生活在艰苦环境中也依然热爱着生活的一对农村夫妇，都是大胆地采用雕塑写意的表达，陶塑式的造型，塑造出对生活持有乐观积极的态度。

四、结语

东汉成都地区“说唱俑”，作为汉朝陶俑经典的代表之作，不仅展现了汉代高超的雕塑艺术，还证明了汉代娱乐方式的多样性，最重要的是表达了东汉成都地区百姓的乐天精神。本文从成都地区“说唱俑”的文化背景，发展概况了解它的题材由来，再者为了了解其造型艺术特征，分别从它的陶塑造型、写意表达、写实性塑造逐一观察分析。通过采用不同时期陶俑对比的手法，更加深刻地了解東汉“说唱俑”造型的经典之处，对比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说唱俑”，也深入了解它的神韵表达的经典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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