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张爱玲一部颇具争议的小说，《连环套》开辟了书写两性关系的新领域。张爱玲以深刻冷静的笔调，讲述了一名社会底层女子跌宕起伏的情感与生活的传奇故事。借霓喜悲惨苍凉的一生，张爱玲揭示了旧社会传统女性缺乏自我意识、丧失话语权利的生存境况，展现了男权制度之下女性群体的命运悲剧。

【关键词】张爱玲;《连环套》;霓喜;命运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1-0010-02

1944年初，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开始在《万象》杂志上连载。然而，正如傅雷所说，“ 《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 [1]10，该小说仅在连载六期后就中断了。文坛对该作争议颇多，但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对主人公霓喜的形象多有维护。霓喜漂若浮萍、韧如劲草的一生所折射出的封建男权统治下女性沉沦而失语的生存境况，具有丰沛的悲剧意识与时代意义。

一、连环套中的挣扎与沉沦

（一）情爱的无果与精神的空虚

从豆蔻年华到年老色衰，霓喜的一生都与爱情无缘。“从生物学家的观点来看，赛姆生太太曾经结婚多次，可是从律师的观点来看，她始终未曾出嫁。”[2]203霓喜有过三个男人，却从未获得良好的两性情感体验。作为女性，她对情爱有着正常的心理诉求，但在雅赫雅、窦尧芳和汤姆生那里，她仅扮演了女佣、生育工具、姨太太和姘居情人的角色。与绸缎店老板雅赫雅姘居的十多年来，雅赫雅只将她视为便宜的女佣和性工具，转而心系其他女人，且将她赶出了家门;同春堂药铺老板窦尧芳心悦霓喜，见她活得可怜，便纳她为姨太太。然而在他死后，霓喜因没有正规名分被逐出窦家，再次失去了生活支柱;与外国工程师汤姆生同居后，霓喜重享优渥的生活。然而，汤姆生也只将她视作一个挥之即去的玩物，他在英国与富家女子结婚后，便毅然与霓喜断绝了关系。

男人们只垂涎于霓喜的肉体而不愿与她组建家庭。在与他们周旋的时光里，霓喜从未体味过爱情的浸润，更没能得到身份的肯定与婚姻的保障。情爱的无果让霓喜始终缺乏精神慰藉，她孤寂无依，选择放纵自己投向情欲的海洋，通过与其他男人调情来汲取短暂的欢愉。“她需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3]190，霓喜从最初对爱情抱有一些幻想的少女，逐渐被炎凉的世态打磨成一个唯利是图的庸俗妇人。她一次次被欺骗、被抛弃，一次次“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3]140。

（二）物欲的膨胀与自我意识的缺失

从道德立场来看，霓喜的生存状态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她是个“性欲活跃，主动追求异性，利益无所不至的女人”[6]。霓喜始终对丰足的物质生活与较为体面的社会身份有着强烈的渴求，并且在她看来，女性生存的价值便是美貌与身材，这是女人得以在男权社会中立足的全部资本。因此，物欲膨胀且缺失自我意识的她便将依附男性视为自己扎根社会、保障生活的有效途径。

“……唯一的维持她自尊心的方法便是随时随地的调情——在色情的圈子里她是个强者，一出了那范围，她便是人家脚底下的泥”[2]218，霓喜将自己一身好皮囊视为全部的家当，周旋在各色男性间，通过“性”来树立自尊、保持优越。人至中年，霓喜容颜渐老，在与汤姆生对峙时，她忽地醒悟过来，自己“再打扮些也是个下等女人”[2]271，于是“在他面前蓦然地萎缩下去”[2]271，失去了从前“悍然的美”[2]271。当得知雅赫雅的弟弟想与自己十三岁的女兒订婚时，霓喜蓦然间“知道她是老了” [2]272，“她里面仿佛有点什么东西，就这样破碎了”[2]272。肉体带给霓喜的物欲根基与精神支撑已经轰然崩塌，迎面袭来的是她女性尊严的彻底粉碎。在环环相扣的不幸遭际中，霓喜曾经怀有的那种淳朴与灵性渐渐泯灭殆尽，她缺乏个体意识，始终依赖于性的手段，深陷在物欲编织的陷阱里，最终沦为了在男权秩序下被无情抛弃的附庸品。

（三）童年阴霾的戕害

情爱的幻灭、物欲的膨胀和对于自我价值的错误认知，促成了霓喜于这苍凉浮世中挣扎沉沦的悲剧性命运。此外，究其悲惨命运的根源，正是童年阴霾的戕害在她人格养成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消极作用。

童年时期生活在广东农村的霓喜饱受养母非人的虐待，早早地便经历了生活的艰辛苦痛，更是在心中埋下了对农村的仇恨。“霓喜一辈子恨黑色，对于黑色有一种忌讳，因为它代表贫穷与磨折”[2]208，“人身上黏着汗酸的黑衣服;走几里路见不到可说话的人，闷臭了嘴”[2]258，这种黑色“远远不是指一种物质的力量，而是生命的空白”[7]，是穷困潦倒的农村与童年的阴霾对霓喜生命的无尽销蚀。姘居生活让她得以远离农村，然而被两度赶出家门时，那些在乡下受过的创痛袭上霓喜的心头，深深勾起她对贫穷饥饿的恐惧，这使得霓喜在挣扎求生的过程中牢牢抓住物质条件的凭依，将物欲视为自己的生命真实，以野草般坚韧强健的生命力去试图挣脱命运的漩涡。

（四）耀目的母性光辉

虽说霓喜的求生手段不合乎道德规范，但她在生存的艰难求索中从未卸下作为母亲的重任，这是她身上所展现出的最为耀目的人性光辉。被雅赫雅赶出绸缎店时，她并没有为了生活费撇下两个孩子，而是选择带着他们一同离开;被窦家赶出门后，她毅然带着四个小孩离开同春堂去谋生，即使这会给她没有着落的生活撕开更多难补的窟窿;香港沦陷时期，晚年的霓喜省钱打点好每月的包裹，为身陷集中营的儿女们送去罐头。“女人纵有千般的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都有点‘地母’的根芽”[3]67，艰难困顿的生存处境始终没能磨灭掉霓喜骨子里镌刻的母性，她坚守着自己心中那份最为质朴动人的母爱良知，“一次次吃力地挣扎在苦痛的泥潭，牢牢抓住生存的最根本形式——对生命的维系来完成对命运捉弄的抗争”[8]。

二、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失语与苦难

“在中国的女作家里，还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那样以对女性深切的同情和关注去孜孜于女性凄惨、悲凉的命运的写生。”[5]当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先进思想如一阵春风吹入中国时，一些深陷封建囹圄的女性受其鼓舞，对陈腐的封建社会制度与思想传统做出了斗争与反抗，诸多作家作品中的新时代女性形象便体现了这一点。与之相反，张爱玲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旧时代女子群像，她以深刻冷静的笔调，对男权社会中女性屡遭压榨、饱受践踏的生存境况予以血淋淋地揭露。这些女性人物在封建社会与男权秩序面前以屈从的姿态谋求生存，她们或许也发出过一些试探与反抗的声音，但最后均以失败告终。《连环套》里的霓喜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出身低微、身世凄惨的霓喜没有像新时代女性那样受到自由平等新思想的鼓舞，她始终缺乏独立、自主、自强的女性意识，甘愿成为男性的附庸以保障自己对物质生活的需求。而她并非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形象折射出的是那个时期女性群体缺乏自我意识，丧失话语权利，逐渐异化为父权统治权威下被藐视与奴役的“他者”的普遍现象。

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洪流中，父权秩序所设立的封建传统将女性封锁在旧式家庭里，腐朽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思想文化又助长其气焰。自古以来，女性便要牢牢遵守“三从四德”等规矩，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借此实现人生的全部价值。若有叛逆的言说行事，便会被冠上违背伦理道德的罪名。

社会地位的低下使女性鲜有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的机会。除过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外，绝大多数女性的收入来源便是帮工、佣人之类薪水微薄的活计，因此，男女群体之间横亘着一道难以跨越的经济鸿沟。财力上得不到足够的支撑，她们便将求生的目光转向传统的婚姻关系以谋求生存保障。社会地位低微与经济实力悬殊的双重打击，使得绝对话语权始终由男性牢牢掌握，女性则从精神到肉体都承受着无尽的践踏与戕害。面对绝境的威逼，大多数女性选择了接受和屈从，她们缺乏主体意识，精神空虚无依，有意忽视自己的个体价值，在失语的生存境况中咀嚼艰辛、吞咽苦难，一度沦为社会底层的卑贱角色，畸变为男权秩序下被扭曲和异化的附庸品。如张爱玲所说：“她们束缚在陷阱里的锁链正是她们自己心灵和精神上的锁链，这是由于错误的思想，未被正确解释的事实，不完全的真理和不真实的选择构成的锁链。”[4]30

三、结语

《连环套》中的霓喜在尘世中几度浮沉，她苍凉惨淡的人生充斥着物欲与情色、饱含着苦痛与磨难，从中也迸发出强劲如野草一般的生命力。从霓喜沉沦而失语的悲剧性命运中可以看到旧时代女性群体艰险的生存处境，同时也能探察到，张爱玲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来关照和书写她们为生存所做出的挣扎与努力。在当代社会语境下，《连环套》所呈现的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对人性的剖析以及对社会的反思等，仍具有丰沛的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傅雷.傅雷文集·文学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张爱玲.张爱玲全集·流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4]張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刁克利.西方作家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89.

[6]李婷.套中的挣扎—— 《连环套》霓喜人物分析[J].名作欣赏·中旬，2009，（1）：50-52.

[7]乔向东.从缺失中引出生命传奇——由被腰斩的《连环套》和一次争论看张爱玲的小说世界[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03）：167-179.

[8]周娟.漂若浮萍，韧如劲草——浅析张爱玲《连环套》中霓喜的人物形象[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4，30（6）：79-82.

作者简介：

王凡，女，汉族，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