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湘

古人对“文人”一词的运用极为广泛，在史家、儒者、官吏的评价中，“文人”逐渐凝结一些负面含义，衍生出一代代论者讨论不绝的话题。文人无行、文人无用等言论在古代典籍中屡见不鲜，成为古人对文人的常见认知方式，此可视为文人之“污名”。儒学、德行、世用、际遇是文人“污名”产生的四个主要领域。如果仅把这些污名当作古人对文人的偏见，那为之辩驳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之事，从中我们并不能挖掘出多大意义。远比话题是否属实更重要的是话题传播的思想动机、舆论效应，及其与当事人处世心态、身份认知、创作主张之间的相互作用。换言之，只有关注到文人直面身份定位时对污名集中反应、辩驳的过程，才能揭示其根植于社会政治土壤的独特意义，此类文学批评话题的现实效用和内涵才能全面展示。在搜检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明后七子的核心王世贞身上。纵向来看，王世贞及其周围士子对文人身份认同的表达与书写，对文人污名的反应与辩驳，无论在密集度上，还是强烈程度上，都是极少见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等人的文人身份认同直接关乎其处世心态、文学思想和共同体意识，且与中晚明政治环境、思想潮流、文坛格局密切相关。文学批评话题所激起的群体效应，及其尚未被重视的文学史、批评史意义由此能够得到清晰的认识。故本文以王世贞为中心，探讨其文人身份认同和群体意识，并揭示其意义。

一、 “文人无用”观念下的辩白及心路历程

嘉靖二十六年，王世贞进士及第。当时聚集在京师的大都是像他这样的新晋进士，倾心于诗文创作，时常结社唱和，“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张廷玉7378)，颇有文人习气。由于初入仕途，政治上尚未大展身手，这一批已被打上文人烙印的士人不免在吏治、世用方面遭到质疑。王世贞就曾受到“文人少年，不习为吏，第饮酒赋诗为豪举耳”(王锡爵160)这样的评价。即便多年后，能声著于都下，士人仍有“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陈继儒199)之叹。因此，我们首先要考察的，就是王世贞对这些批评的反应。

王世贞考中进士不久，便为将要到新喻任知县的李先芳作序。文中提到：“[有人认为]诗人之累，多高旷，少实，好怪奇而不更事。天下所必无而不可信者，彼以为必有。而至其所自得，以为断然而必可行者，乃不可施之于举步。”(《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8册32)以诗人疏于吏道，认为李先芳不堪新喻之任。对此，王世贞从两方面予以反驳。一是强调《诗经》中有大量反映民事、治道的诗歌，足可为吏治之用。他说：“是故豳风，诗也；周公，诗人也。”(《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8册32)试图为诗人从政寻找强大后盾。二是指出李先芳既然能以殚精竭虑的态度来作诗，同样也能以殚精竭虑的态度来处理政事。李先芳赴任后，王世贞又听闻不利于李氏的传言，他不予置信，并在《送孙元之明府之新淦序》中重申前言，批驳“以诗厉政”之说。

嘉靖三十二年，蔡汝楠在京师与王世贞相见。他与唐宋派王慎中、唐顺之交好，文学主张也相投契。王世贞在写给李攀龙的信中，提及蔡汝楠对李、王的责难，以及王世贞的反驳。当时李攀龙刚出守顺德，蔡汝楠以李攀龙为文人，“易事自喜，宜不称为守”(《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8册47)，其中暗含文人不善政治的观念。王世贞通过《史记》《汉书》在辨风土民俗、叙循吏等方面有益于治理郡国，政事与文章无二，政事属于一时，而文章乃万年之业等主张，对蔡汝楠之论予以坚决的辩驳。

这几次辩驳发生在王世贞中进士后的头几年，我们除了看到他对朋友的维护，还能感知他所坚守的文章本位、文人本位的立场。王世贞受家庭背景影响，怀揣仕进之心。初入仕途，风华正茂，对文人用世抱有积极的心态和强烈的愿望，深信文人(诗人)能够胜任吏治。细细分析论辩的内容，我们会发现王世贞的反驳完全避开了重点。对方立论点是文人因习性不佳，不能担当官职。王世贞闭口不说习性问题，抬出《诗经》《史》《汉》，讲了一通“周公诗人”“文章不朽”等高标独立的话。他对文人不善吏治说法的反驳停留在理论层面，具有些许不切合实际的理想化色彩。

上述理想化认同方式并未维持多久，我们将其与《乔庄简公遗集序》相比较，会发现明显的变化。该文约作于嘉靖四十年，开篇言成化弘治朝重文偃武，乔宇从学于李东阳、杨一清，又与李梦阳、王阳明相切磋，善为古文辞。用简明的语言勾勒出一个文人形象。接着说乔宇任吏部郎中，转而认为他“有大臣风业，不以文士少年目之矣”(《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8册153)。随后又言乔宇在任职期间喜为诗文，多游历题咏之作，于是“稍复疑乔公文士，少实用”(《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8册153)。在此疑问下，作者叙述乔宇的功业，将其与立功西北的杨一清、平定宁王之乱的王阳明相提并论，并言“而后文士之用可知也”(《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8册154)。王世贞将对乔宇文章功业的介绍穿插在文人身份认同的逻辑理路中，用乔宇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文章与政事可以兼备，而不再像早期那样借助经典立豪言壮语。“文人-世用”的叙述套路在古代诗文集序中虽不少见，但王世贞秉持文人立场，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多重转折来推出自己的主张，其思路和用心都较为特别。这种有意为之的叙述模式突出了传主在文人与政事(实用)之间的反复回环，甚或揭示出涉世多年的王世贞面对“文人无用”的传统说法时，内心的体认和思考过程。

对文人世用描述的前后不同，折射出王世贞经历世事之后的心态变化。就在为乔宇集作序的前几年，王世贞遭遇了不少打击。嘉靖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鞑靼兵多次入侵，王世贞之父王忬因战事不利而被停俸、降职。加之王氏父子与严嵩矛盾加剧，王世贞仕途受挫，心里惴惴不安，作《挽歌》三首，说自己“预探所遇，以待叵测”(《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7册285)，序首云：“在昔文章之士多不待年，昆冈一炎，并命玉石。”(《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7册285)大有借古人之际遇，抒发一己感慨的意味。嘉靖三十八年，王忬论罪下狱。王世贞设法营救却又无能为力，顿生心灰、挫败之感，在写给俞允文的书信中深有感慨地说：“虞昃日之将逮，怅寻壑之无机。叹文人之鲜永，测功业之难终。”(《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9册157)对文学与功业双美的强烈渴望，在现实遭遇面前变成无可奈何的喟叹。王世贞将自己视为文人，他于人生波折、宦海浮沉中的深切体悟，与其对文人的身份认同密切联系，使文人世用与文人命穷绾结成一对不可分割的话题。由此催生出“文章九命”的话题也是理所当然的。

王世贞的“文章九命”，实际上是“文人九命”。现今能看到的《文章九命》主要有两种版本： 王世贞《艺苑卮言》本、晚明华淑《闲情小品》本。《艺苑卮言》本《文章九命》是王世贞自己编定并不断修改、调整的，最后收入《弇州四部稿》。与《闲情小品》本相比较，《艺苑卮言》本更贴合王世贞的思想和心态。仅从体例和材料编排方面分析，就能发现王世贞的用心之处。首先，整个叙述笼罩于“诗能穷人”主题之下，每一则均反映出文人不佳的命运。其次，每一则几乎都是选取大量的事例(典故)，以排比的方式呈现，且每一则最末都会列举明代的事例。可以说，王世贞有意识地在《文章九命》中集中反映文人的悲惨命运，如其所言：“循览往匠，良少完终，为之怆然以慨，肃然以恐。”(罗仲鼎389)如果说“怆然以慨”还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感慨他者的命运，那么“肃然以恐”则表明文人悲惨的命运会与自己及朋友密切相关。《艺苑卮言》本《文章九命》就提及了友人宗臣、梁有誉的早逝。所以说《文章九命》浸透了王世贞对文人悲惨命运的深切体悟和思考。

早逝只是一种极端悲惨的命运，围绕在王世贞周围的，更多的是自己及友人坎坷的经历，包括仕途的挫折。万历三年，汪道昆请告归里。万历四年，王世贞被弹劾，罢归里中。万历五年，吴国伦中谗言，自大梁罢归。自己及友人的遭遇使王世贞深有所感，他在写给徐中行的书信说道：“造物者颇汲汲我辈，第文士尚未脱阳九，若登匡庐顶，上有朗照而蒙气下蔽。”(《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9册67)在写给林近夫的书信说道：“公亦知文士运否，犹在阳九，蒙气未涤。伯玉请急，遂成高卧。明卿憎口，顿尔削籍。家弟与李本宁俱妒，金马三尺地，仅一子与硕果耳。”(《弇州续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2册535)在写给范钦的书信也说道：“念徐生之硕果，怅文士之百六。”(《弇州续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2册455)

自始至终，王世贞对文人无用之说耿耿于怀。尽管时不时会说一些文章不朽之类的话，但经历仕途坎坷，甚至无意仕进后，在文人世用问题上，不再像初入仕途时那样高标独立。他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文人不善吏事的说法，却又心中不平，于是将世用之眼光投射到周围，通过观察友人的仕进来建立文人世用的自信。万历二年，王世贞为汪道昆作五十寿序，其中说道：“吾虽孱弱不自立，然不敢信文士无用于天下，则于汪伯子征焉。”(《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8册108)这句话颇可反映王世贞自己不行，求于诸友的心态。所以他才会对徐中行说：“文人无用，须足下洗之。”(《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9册65)评价宗臣“差为文士吐气”(《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8册364)，晚年对屠隆也说道：“仆生平愧文人无用一言，今日赖公吐气。”(《弇州续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2册705)此类例子甚多，不再赘举。尽管王世贞晚年醉心佛道，欲谢笔砚，自悔雕虫，但他对文学与文人的态度并无太大变化。总之，通过王世贞对文人世用、命运的书写，可以探知其在仕宦之中的心路历程，也得见王世贞对文人的深切体悟和认同。

二、 德·才·情： 王世贞对“文人”身份的内部认同及价值取向

“文人无行”是一个囊括力极强的话题，文人轻薄、自大、不务实、虚言浮词等都是其中应有之义。甚至文人不推尊儒道，违背儒者之义，也可视作“文人无行”。王世贞对文人德行有深刻认识。万历元年，王世贞除湖广按察使，其间作《湖广策问》，其中一篇问及事功、文章、节义、理学四者孰益孰损。他自己的策文详细分析了该问题，认为：“文士类多沾沾自喜，上者厌薄一切，而下者相倾为竞也。自喜则途分而不为党，厌薄一切则多避而无所营，相倾为竞则各露其短而不能掩。故其为损浅也。”(《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9册46)这是一段为文人辩护的话，辩护的方式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文人性格、言行上的缺陷，然后再指出这样的性格使得文人坦白直率、不结党营私。这以退为进的辩护方式完全揭示了他的立场。该文中，王世贞对文士“少伸而多抑”不以为然，这除了他念念不忘的文人世用之外，应当还有其他原因。

对此，我们能从《文章九命》中看到更多信息。第三则“玷缺”集中讨论文人无行的问题，起首引用《颜氏家训》对文人轻薄的叙述。颜之推完全是站在旁观者角度，列举大量事例，批判文人无行。在颜氏之前，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列举“文士之疵”，并通过打破文人与污名的必然关联来反驳这一成见。相较而言，王世贞立场与颜之推相反，认同方式又与刘勰有别。他对文人轻薄予以承认，在引用《颜氏家训》的叙述后，又增加了很多文人无行的事例。最后说：“宁为有瑕璧，勿作无瑕石。”(罗仲鼎397)这与王世贞在策问中的论辩路径相似，先承认文人之污名，然后以退为进，在别处寻找文人的价值根基。大致而言，“有瑕”与“无瑕”是德行层面的问题，“璧”与“石”是才性(包括文才)层面的问题。这句话等于是将文人身份属性——文才——视为体现文人价值的主要标准，以突破传统以德衡人的价值判断方式。这是以王世贞为代表的文人在寻找自我认同标准时的典型表现。再如第五则“流贬”云：“穷则穷矣，然山川之胜，与精神有相发者。”(罗仲鼎404)第七则“夭折”云：“兰摧玉折，信哉！”(罗仲鼎409)这都是在文人蹇运主题下突出作者对文才的重视与怜惜。

王世贞不讳言文人德行的玷缺，但“有瑕璧”“无瑕石”之说不免含有意气之言的成分。首先，重视文才，不代表轻视德行。在《(湖广)第四问》中，王世贞对节义之士评价甚高。其次，文才解决不了社会交际和道德评价中出现的问题，以文人自任的王世贞，必然会对“文人无行”产生辩白的心态。“无瑕璧”(即有德行之文人)成为潜在的渴望。所以他才会说“文人无行，赖于鳞一吐气”(《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9册65)。万历十二年九月，宋世恩大宴宾客，屠隆与之，宴上酒酣作乐。刑部主事俞显卿劾其淫纵，屠隆因此被罢官。王世贞致信魏允中，提及此事，为之叹息：“才之为人害也，即尽明州东湖水，何能洗文人无行四字，为之怅然。”(《弇州续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2册732)在朋友的仕途遭遇面前，他没有鼓吹“有瑕璧”。是以文才只能在面对文学作品，以作为文人的角度来看时，才具有超越“德”的可能性。现实世界中，德行的玷缺时时影响着人们对文人的认识和判断，这与王世贞对文人文才的重视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万历十四年，王世贞在写给王锡爵的信中说道：“文人落魄，弟故怜之；文人无行，却不能讳。奈何奈何。”(《弇州续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2册466)这句话虽然由他事而发，但确能照见王世贞对此矛盾的无可奈何。

关于王世贞及后七子重视修辞、才情的问题，已有研究者予以阐发。需要补充的是，王世贞等人多以“才”“情”并称，从内涵上讲，前者偏向文章的创作能力，后者指涉文章的情感内容。王世贞又将“才”“法”并举，他评价宗臣：“[其诗]足无憾于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尽于才，乃往往屈才而就法。”(《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8册134)这里“才”的含义应为创作主体融合学识、主观体悟、文辞表达后得心应手的创作能力，倾向于无意和自然的表达。“法”则是指“才”之外的诗文创作法度，倾向于刻意地追寻创作规则。质言之，“情”代表内容，“才”与“法”偏向形式，文辞理所当然属于“才”与“法”的范畴。重文辞确实被王世贞视为文才的核心内容。王世贞文以明道的观念比较淡薄，在修辞与明道之间，他多强调前者的作用。《赠李于鳞序》中探讨“辞”与“理”之关系，反对唐宋派“辞不胜跳而匿诸理”(《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8册46)的创作风尚，就是典型的一例。他说扬雄自悔雕虫，乃是因作赋不及司马相如而发出的“谤言欺人”的藏拙之语(罗仲鼎89—90)。说作词“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9册411)。这都突出了他对文学本位的重视。“文以明道”已成极为强势的批评话语，于理学家口中，大有以儒道(理学)覆盖所有诗文创作之势。王世贞这类文人创作的很多作品无关乎儒家道义。有友人批评王世贞“弊精神于小技”(《弇州续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2册613)，王世贞说道：“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若仅以忠孝二言，或粗征其实以示天下，后世安能使之感动，而得其所谓兴与群与怨也。[……]藉令深山一田父偶创此语，又孰听而孰传之也。”(《弇州续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2册613)他借圣人之言为自己辩护，说白了就是为自己喜好文辞找一个理由。即便是阐说忠孝，也当用力于文辞，使之有传播与交流的效用。文人的作用就在于有效地运用文辞，在借助文才传播道理的过程中，说粗实之语的人、深山田父，均不与焉。

由上可知，与德行、儒道相比较，王世贞有意突出文才的重要性。他将修辞与粗语对应，将“才”视为区分文人与非文人(田父、伧父)的标准。这意味着并不是人人都能作文，也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文人。为了给予王世贞以充分合理的定位，我们将其与唐顺之的观念作一对比。

唐顺之重视儒道，后期更是鄙薄文辞、沉溺心学。嘉靖二十四年，他致信陈昌积，为其“有可以一变至道之资力，而仅用之于文”(277)感到可惜，同时自罪于“文士”雕虫篆刻之好。唐顺之鄙弃雕虫之文士，却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挖掘文人、作家的内核。他在《与陈两湖主事》中说道：“乃知千古作家，别自有正法眼藏在，盖其首尾节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于笔墨蹊径之外，则惟神解者而后可以语此。”(277)后来又在写给茅坤的书信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法师，至于中间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295)其所云“正法眼藏”“精神命脉骨髓”超越了“文法”，成为作家、文章家创作的内在价值，这也是唐顺之“本色论”的核心。文章以有本色为最上，那么文人则当以本色为鹄的。所以他在写给蔡克廉的书信中，给予文人较为理想化的界定：“自古文人，虽其立脚浅浅，然各自有一段精神不可磨灭。开口道得几句千古说不出的语话，是以能与世长久。惟其精神亦尽于言语文字之间，而不暇乎其他，是以谓之文人。”(300)唐顺之此言的目的不在于以文士自任，而是表明自己的文章不够格，以拒绝为自己刻文。不过他对文人的认定与前述“作家”“文章家”同一思致，是文章“本色论”的人格化表达。

关于唐顺之的本色论，左东岭先生指出： 道、风格、法则等外在因素都被他置之度外，“作家的自我心灵成了最高的权威。这是对‘法’的否定或曰超越，是对形式的忽略或曰颠覆”(461)，这与典型唐宋派以道衡文的方式有别。然而，唐顺之强调内在精神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儒家之“道”在他心里被完全去除。他推崇“文人”之精神，却也说自己的文章未能如古人“阐理道而裨世教”(300)。质言之，唐顺之深受阳明心学影响，其“文人论”一方面充分重视自我心灵、精神的重要性，颇有我手写我心的意味；另一方面仍有世教理道横亘其中，尚未完全降落到个人性格与感情上。此外，明代的心学自王阳明始，主张向内心寻求道理。经王学左派的阐扬，“百姓日用即为道”“人人可以成尧舜”等成为消弭等级、身份界限的理论支撑，而情与欲作为人类共通的内核被充分强调。在至情说中，“情”成了文学的绝对主导。因为情之共通性(人人有情)的存在和被强调，文学及其文人之边界便有消弭的危险。如黄宗羲所说：“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则天地间街谈巷语、邪许呻吟，无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无一非文人也。”(19)这与王世贞的观念截然对立。王世贞敬服王守仁，但对才情的重视与王学左派以至重情说的发展基本不在一条路线上。总而言之，唐顺之试图从自我精神的角度提升文人价值，却牺牲了文人文学的纯粹性。至情说过于强调情对文的主导性，消弭了文人与伧父的差别。王世贞强调才情，是对文人属性的合理认识，以及对文人边界的有效维护。

三、 王世贞的“文人”共同体意识及其与政治之关系

不论是辩驳“文人无用”，还是喟叹“文人无行”，都可以说是在为最广泛的文人群体说话。不过，王世贞的回应超出了一般的泛泛之谈和套路化表述，其身份认知似未停留在这一泛化的文人群体上。根据《弇州四部稿》(不包括《文章九命》)及《续稿》，王世贞从世用、际遇等角度对以下同时代士人冠以文人之名： 李攀龙、宗臣、张九一、徐中行、汪道昆、吴国伦、屠隆、张佳胤、魏允中、李维桢、王世懋、陈宗虞、顾孟林、丁应泰。显而易见，绝大多数都是后七子群体中人。尽管王世贞未完全将“文人”所指限定在后七子群体中——《文章九命》就是如此，但他当是有意在文人身份的框架下建立与同道友人的身份认同，从而体现较为明确的共同体意识。

对此，王世贞与魏允中之间的一段故事值得称述。万历十一年，王世贞将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列为“末五子”，作《末五子篇》。他致信魏允中，附上该诗作。魏允中却明确表示不愿位于末五子之列。面对魏允中的回绝，王世贞倒是很宽容。他说：“仆近有五子篇拟，魏懋权似不欲以文士名也。”(《弇州续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0册297)在写给魏允中的信中也说：“向草五子篇，觉犹以文士名兄，宜兄之不我肯也。”(《弇州续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2册731)作为后七子核心的王世贞，向来有结盟的意识。而后七子正是以文事结合而成的群体，“文人”是他们相互认同并向外宣称的基本身份。以此推之，在他的关系网络中，非但“末五子”以“文士”为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重纪五子”等均被视为与自己一体的文士群。

考察王世贞等人身处的环境，会发现其文人群体意识的形成与加固，并不纯粹是文学内部的作用。大致而言，“文人无用”的观念可追溯到汉以前，并在经世致用的儒家理念主导下不断发挥。“文人无行”的话题自南北朝始就蕴含着不能用于世、招致人生祸败的理论倾向，对文人蹇运的哀叹，对文人不通儒道的批判，均可归结到世用上来。故世用问题是文人诸多负面批评的关键，它已然触及古代士人最为敏感的神经。因此，王世贞的文人群体意识须从世用即政治角度切入分析。在古代政治史上，士人结党现象实属多见，党派间的互相攻击一定程度上加固了本党派的群体认同感。后七子中人多有结党的性格，不同的是，他们以文事相交，非政治派别，却又深陷政治斗争当中。其文人群体意识在政治场域下就有了较为特别的形成机理。

严嵩是对后七子人生影响最大的政治人物，他们之间既有文学层面的矛盾，又有政治层面的冲突。政治层面的冲突当然是最剧烈、最直接的，但我们更关注以下问题： 政治因素和文学因素如何关联，以达成严嵩对后七子的压制？尽管已执国柄的严嵩最终未能像杨士奇那样将文柄攥于手中，但身为内阁首辅，其文学话语权和文坛地位也是相当重要的。王世懋《徐方伯子与传》说道：“相嵩者贪而忮，亦自负能诗，谓诸郎皆轻薄子，敢出乃公上。相继外补，或斥逐。”(359)从中能感知到严嵩借用国柄来左右文坛，甚至操持文柄的意图，这在他有意扶植、拉拢唐宋派的行为中表现得更明显。换个角度看，后七子所受到的政治打压也可能通过文学批评层面的因素表现出来。政治的对抗往往伴随着语言的攻防，比如王世贞对严嵩时有讥刺之语，严嵩也称其为“恶少年”“轻薄少年”。就后七子一方来说，他们入仕之初结社唱和，视当世无人的姿态已招致“狂傲”“轻薄”的批评。在政治对抗中，其一贯的狂放之态极易成为对立者攻击的口实，文人“轻薄”“无行”“无用”等“污名”也就随之被当作对立者语言攻击的武器。后来王世贞也承认自己“负轻薄文士名”(《弇州续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2册540)。作为内阁首辅，严嵩有更强大的手段来对付后七子，这种舆论实在算不上什么。然而，对后七子来说，在政治冲击之外横加一层舆论冲击，其压力不可小觑。“文人无用”“文人无行”等传统批评话语介入政治对抗当中，一方面加强了后七子与文人身份的关联，另一方面配合政治打压，起到了强化后七子凝聚力和文人群体认同感的效果。

面对这些舆论，王世贞或可作言语上的攻防。但当面临真正的政治打击且无能为力时，之前的言语攻防也就转换成对文人命运的哀叹。这在其父王忬从入狱到被杀的那几年表现得很明显。总之，王世贞的文人群体意识是在严嵩执政时期建立并加固的。严嵩倒台后，后七子的境遇有所好转，但也非一帆风顺。王世贞致信张九一，说道：“迩来鼎革一新，某生启事，药物殆尽，然多采似笼尔。详步雅语及性命二字，便得要官。此曹厌薄文士，以为无尺寸用。”(《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9册99)张居正柄政，推行改革，敦本务实，重用循吏，形成强调吏能、实干的政治大环境，这既使文人无世用的舆论效果加剧，又在实践层面对文人的仕途造成了一定打压。王世贞也曾说“江陵相当国，颇左抑文士”(《弇州续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1册696)，“今庙堂之不右文士久矣”(《弇州续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2册510)。基于这一认知，王世贞时常在致友人的书信中称赞对方能洗“文人无用”之耻。再如王世懋致信张佳胤，说：“仆居常扼腕众口谓操觚者岂办作吏。见足下继踵家兄，领天雄节，稍稍为向来文人吐气。”(550)张佳胤致信张九一，认为王世贞、王世懋等友人将“洗文士无用之诮，是一快也”(669)。屠隆《上汪宗伯》专门反驳“文人不善吏治”之言，致信丁应泰时又说：“此后有谭文士无用者，野夫当举足下揶揄其面。”(328)李维桢、胡应麟等人的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表达。这种言说策略表面上是友人之间的互相吹捧，实则是王世贞等人在政治环境和舆论压力下，通过文人世用的话题不断表示对方是自己人，由此维护着他们之间的身份认同。

受政治环境及传统观念的作用，“文人无用”等话题会不断发酵，同样，后七子的言论反制也会得到一定的扩散与延续。与王世贞、屠隆等人相识的士人，如梅鼎祚、梅守箕、蔡献臣、王穉登等都曾重复同样的话题，对“文人无用”之说颇有微词。由此形成晚明相对立的两股舆论风潮。陈懿典《萤囊阁集序》就说：“世每嗤文士为鞶帨，无益殿最。而词人又自夸为麟凤之不可少。”(687)后七子之一的宗臣就有以文章之士比灵鸟、麒麟之言。仅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双方的争论没有为“文人无用”的批评话题增加新内涵，然而，我们却能通过后七子观察到一幅特别的图景。在这里，“文人无用”“文人无行”不是停留在文学批评层面的理论话题，它们成为社会舆论，进入政治场域，切实地与这批重视文学本位的士人发生了作用，并强化了王世贞等人的文人群体认同感，使其对文人污名的强烈反应具有了根植于嘉靖万历特定政治土壤的独特意涵。

四、 王世贞“文人”身份认同的文学史意义

文人与其他社会身份的不同之处在于，文人作为“文章创作者”，其身份认同直接关乎认同者的文学观念，而古代文学观念又时常受到政治、儒学的深度影响。也就是说，文人遭受的负面批评和标签主要立足于政治、儒学场域下，古人对文章创作行为及创作倾向的价值判断。王世贞的身份自任以及对文人污名的辩驳，在以自己的文学观念为支撑的同时，也与明代学术思想产生了密切关联。

文道关系是古代文学的核心论题。中唐古文运动就已标举“文以明道”的主张，宋代理学进一步强化“道主文从”“道本文末”的观念，创作无关乎儒道的闲篇章、重视修辞、文辞艳丽虚浮等成为古人对文人的成见。士人回避，甚至否定文人身份的情况也就时常出现。元明之际的宋濂、方孝孺等都明确表示不愿为文人，即是理学影响下文道观念与身份认同的延续。明初，理学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它所统属的文学价值观占据绝对的话语优势。这种价值观具有居高临下的姿态，通过文官培养制度、科举制度等途径不断由中央向下层和地方渗透。理学、政事、文章合一——从身份角度视之，即儒者、官员、文人三者合一——随之成为官方意识主导下的理想人格范型。台阁文臣作为明前期文坛权柄的执掌者，不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主张层面，都力图展现并宣扬理学、政事、文章合一的形态。在这三者之中，文章的附属地位显而易见。“道主文从”“重道轻文”等观念也使得台阁文臣不会以偏重文辞的文人名世。前七子群体以郎署身份夺取文柄，同时，其出现打破了台阁文学主导下理学、政事、文章合一的局面。重气节，反对理学及虚伪化道德，未必意味着反对官方意识下的文道观，前七子中就不乏有人重视理道，强调“道主文从”的论述。然而，前七子的复古思想确已显现出向重视“文”这一方向滑动的迹象。罗宗强先生在比较明代两次复古运动的差异时，指出：“第一次文学复古常提及道的问题。[……]第二次文学复古，则并道亦不提。”(859)其实非但不提“道”，王世贞以文坛巨擘之地位强调修辞，重视文才，并以之为文人身份的基础，建立文人身份认同和群体意识，这表明后七子在“重文”的方向上比起前七子更进了一步，从明代复古序列来讲，后七子可以说是达成了从重道向重文的转移。王世贞“代表了士学中‘文’与‘道’选择的分离”(李思涯44)，这在中晚明文学思想史上，自是不可轻忽的重要变化。不过，描述出这一变化并非我们的最终目的，思想分化所带来的不同观念的冲突更值得关注，从中或能深入把握王世贞文学观念、身份认同的时代内涵和意义。

可以想见，王世贞的复古运动及观念所受到的正统文学价值观的冲击是相当大的，他晚年自悔雕虫，也难免有这一层外在因素的影响。从重修辞、重文才的立场出发，站在王世贞对立面的，不仅是具有卑衍之弊的唐宋派文风，还有根深蒂固的、隶属官方意识形态的文道观念。传统的“道主文从”观及“复古道”思想所要解决的往往是道德伦理和政治改革方面的大问题，故而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而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要就文学内部进行，不涉及政治革新、儒道弘扬层面的问题，从客观上说，确实更具文人质性。以文人的身份逆迎传统文道观，试图占据文坛核心和文学话语权，并进入官僚体系和理学场域，这必然带来不通理道(文人无行)和不习吏事(文人无用)的批评。因此，后七子标举复古，重视修辞，确实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将此勇气简单归结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狂傲作风，尚属皮相之论。狂者的个性施之于外，是激烈的言辞、傲放的行为；见之于内，则是对自我本心的肯认。后者得到明代心学家的反复阐说和发挥，已然成为狂者人格的思想基础。王畿《与阳和张子问答》称赞“行不掩言”的狂者，就是因其具有贤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从人转换”(349)的人格精神。樊献科《子相文选序》评论宗臣“意气多激昂，不能谐俗，独自信其心，淡然忘毁誉也”(宗臣452)，“自信其心”这一评语放在李攀龙、王世贞身上也是合适的，对他们来说，狂傲的言行和自信本心的精神兼而有之。不过，心学主要是在思想层面上激发此种人格，心学之外，榜样的树立和士风的熏染是“自信其心”的精神得以散播的重要因素。比如，同举复古旗帜的文坛前辈李梦阳的“狂直”性格对后七子的影响就值得重视。再如，王世贞“宁为有瑕璧，勿作无瑕石”一语就出自明初颇负狂名的解缙，我们虽不能仅凭这一句就将解缙与王世贞的个性强行关联，但从中确能看到“自信其心”的精神在士人之间的传延。王世贞文集中还有类似的表述，如《徐汝思诗集序》论及诗歌复古的问题时说：“宁玉而瑕，毋石而璠。”(《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8册135)《宗子相集序》提到宗臣在诗文创作上“宁瑕无碔”(《弇州四部稿》；《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18册133)的态度。此种取舍所蕴含的不随俗论、跟从本心的自主人格，才是后七子不顾浮议、力倡复古的内在支撑。由此还可看到，张扬自我的主体精神渗透到了文学师法路径的选择、创作态度的坚持、文人身份的认同等层面，比起通过强调气节、真情、性灵来展现明代士人主体精神的一贯路数，这更能凸显明代个性思潮在拓展士人言行和精神空间方面的作用。

上述思路可继续用来观察明代文学。明代士风和心学思想很大程度上促发了重情的文学思潮，情与理的对抗成为明代文学和文论发展史上一条显豁的脉络。然需注意，理学主导下的文学观主要有两个表现： 一、通过“理道”来钳制个人真实情欲的表达；二、强调“理道”在文学创作中绝对重要的地位。因此，对理学主导下的文学观的反驳会从“以情反理”和“重文轻道”这两个方向展开。明前期，重视文辞的观念多被官方话语压制，或潜藏于创作实践当中，难以得到价值论方面的伸张；明中晚期，李梦阳、杨慎，以及以祝允明为代表的吴中士人在“重文”路向上有所推进，但又容易被重情、重性灵的思潮所掩盖。王世贞等人的理论主张及身份认同突显了明代文学思想史上“重文”的思想脉络，这不但激化了“文”与“道”的冲突，还使得“重文”与“重情”“重性灵”的潜在矛盾浮现出来。从“重文”的角度来看，“重情”“重性灵”与传统理学文学观均从文章思想价值角度立论，强调主体精神在学文、作文中的关键作用。它们在相互对立的表象下，遵循着一以贯之的文学批评逻辑。唐顺之本色论，李贽“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276—277)的言论即与理学家“道盛文自生”的观念同一思致，强调的都是主体精神的主导地位，这与“重文”思想的取向明显不同。晚明士人批评前后七子模拟，可以说正是在“重理道”“重情”思想与“重文”思想对立的框架下展开的。

“重文”与“重情”“重理道”等思想因矛盾而产生的碰撞、调适与融合，深刻影响着彼时的文坛格局及发展态势。一方面，晚明部分士人尽力调适“文”“道”间的矛盾，如李维桢重新主张文儒合一的人格范型，再如科举制艺的书籍既要指示具体的学文路径，又要贯彻官方意识，也往往兼重二者。这些举措都蕴含着“以道约文”的路向，进而向官方、正统文学观靠拢。另一方面，王世贞等人遭受的“文人无用”“文人无行”的批评说明这样的文学观和身份认同不适合在理学和政治场域展开，也不符合官方意识下士人培养的要求。“重文”思想因疏远官方意识，强调适性，又与“重情”“重性灵”思想有融合的可能。因此它们在与官方意识冲突之后，其势下潜，体现出向下的，疏离理学、政治场域的倾向，在走向地方，走入市井、山林的士人那里得到发挥，形成一种有学识、重文才、具个性的文人风貌。晚明吴中文人华淑《题文章九命后》说：“彼肥皮厚肉，坐拥富贵者，类皆声销气沉，寒烟衰草其归灭没。独文人诗士，其流风余韵，尚与山川花月相映不已。”(13b)此论虽非独创，却可代表王世贞的文人身份意识和文学观念在晚明地方及中下层人士中的推扬与流衍。由此视之，在重情、性灵论已占上风的中晚明文学史上，“重文”思想依然关乎明代文学流派的更替演进，中央与地方文学的对峙、交流、互动，以及明代文坛的某些发展动向，仍旧是值得考掘和深究的潜在的脉络。

注释[Notes]

① 文人在际遇方面的污名主要包括蹇运、命穷等，它是对文人经历、命运共性的认定，与儒学、德行、世用等根据主体能力与个性的认定方式有别。严格说来，命穷不一定是污名。因为文人对“薄命”之说完全可以站在“理解与欣赏”的角度来认识。(参见吴承学：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0—91页。)本文考虑到蹇运、命穷是对文人际遇不好的描述，且影响深远，足以有与前三者相提并论的分量，故仍将其纳入污名之中，以方便下文的论述。

② 对于文人在儒学、德行方面遭受的批评及其发展过程，及相关话题的产生演变，参见党月瑶、熊湘： 《文人与德行： 中国古代相关话题的生成与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5(2018)： 155—162。熊湘： 《儒者视阈下的“文人”及其批评理念的演进——以唐宋为中心》，《新疆大学学报》4(2019)： 89—95。经笔者考察，王世贞以前，为文人正名，强调文人的正面价值的论者不少，如王充、刘勰等，但他们要么留下的相关文字不多，要么论述零散，要么没有与个人遭遇相结合。从这个角度来说，王世贞对文人的认同具有前所未有的价值与意义。

③ 对此，参见郑利华： 《论王世贞的文学批评》，《复旦学报》1(1989)： 34—35；《前后七子研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47—458，473—476页。

④ 关于严嵩与后七子的冲突，参见廖可斌： 《严嵩与嘉靖中后期文坛》，廖可斌《诗稗鳞爪》，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7—194页。叶晔： 《严嵩与明中叶上层文学秩序》，《中华文史论丛》3(2018)： 157—160。

⑤ 关于李梦阳及前七子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参见张德建： 《论“血气义气”与“文章气节”——以李梦阳为中心》，《兰州大学学报》6(2018)： 52—56。

⑥ 杨士奇《前朝列大夫交阯布政司右参议解公墓碣铭》记载解缙“教学者恒曰：‘宁为有瑕玉，勿作无瑕石。’”见杨士奇： 《东里文集》，北京： 中华书局，1998年，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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