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振宇

蒲松龄起点很高，19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得了县、府、道三个第一。但是，此后的五十多年，他一直卡在秀才这个级别上。他一辈子的谋生之道，是在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日子过得非常紧巴。

其他的文人，即使在仕途上不顺利，但还是可以将文学创作的成就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李白诗名远播，连唐玄宗都要召见他。杜甫诗名远播，被剑南节度使严武关照，所以才有成都的杜甫草堂。但是蒲松龄不同。蒲松龄每次下笔时，都有一种凛凛的敬重感。一字不苟且，一笔不草率。他心里的读者，一定不是当世的人。

蒲松龄对标的人不是写小说的，也不是写诗词的，他对标的是司马迁。《聊斋志异》中许多篇小说最后的那一段“异史氏曰”，也是借鉴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其实，这两个人都以一人之力，创立了一种文体。更重要的是，在创作的时候，他们都极其孤独，都是一个人，以一杆笔面对千秋万代，都花了一生的心血，著作都篇幅巨大，都是在写的时候不知道它能不能流传下去。但是，他们都写了。

蒲松龄对于社会事务也非常尽心。他写过《农桑经》，传播农业知识；编过《药崇书》，讲解医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向村民普及文化。他平时还为老百姓写过很多状子，参加救灾救荒。到七十岁时，他还上书检举贪官。

蒲松龄的一生高开低走，以世俗的眼光看，他没有什么成就。可蒲松龄一直是我的一盏灯。认真做平凡的事，就像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样。认真过短暂世俗的生活，就像面对千秋万代一样。如此，再普通的人生，也能够拥有无穷无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