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军

罗晓韵摄

两次登临滕王阁，却难觅落霞孤鹜、秋水长天的意境。我想，如果那个时候的诗人王勃有相机呢？

或许是两种结果。一则，给我们留下了1300年前的滕王阁的影像记录；二则，也许我们再也看不到《滕王阁序》这样的千古名篇了。一波又一波的技术浪潮，将人类从文字识别拉升到影像识别，抽象的美学逐步被具象的认知替代。科学复原着人类对自然事物的认知，却也解构着人类的想象力。以《天净沙·秋思》（元·马致远）为例，“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枯藤老树昏鸦，容易拍得到；小桥流水人家，也容易拍得到；古道西风瘦马，也很容易拍得到；夕阳西下，更容易拍摄得到；但是，断肠人在天涯，就显得没有那么容易了。恐怕我们再也回不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想象时代了。俱往矣，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可怜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如若摄影作品能从技术主义现实到人文理想的表达，扩展到大地与精神的共鸣、现实与理想的映照，那么好的作品可能就会出现了。

相机连接物我，便进入“五系统”

表达系统。

表达系统或可称为视觉系统、镜像系统。艺术表达是人类的本能。早在20世纪，学者朱光潜、钱钟书等就对盛极一时的艺术工具论——语言学转向，展开奋力的批驳。他们认为艺术语言和审美意象不可区分，审美意象和审美体验也密不可分，否则，会摧毁人类诗意。然而，影像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艺术语言获得新的工具并不断升级，成为当前人类最普遍、最直接的艺术表达。

农耕文明时代，人们将植物和矿物质研磨成颜料，开始描绘五彩世界。工业时代，法国的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技术。人们惊讶了，自然世界可以这样描绘。1895年，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第一次用自己发明的放映机放映了《火车到站》影片，人们震惊了，用这样的东西还能讲故事。在影像互联网时代，影像不仅是艺术的工具，还是社交的工具，以即拍即发的“图”的形式连接人们的情感。

审美系统。

摄影是审美活动。春熙日沐、秋肃风悲，壁立万仞、花香万里，坚冰锐日、皓月长空，都是人类无处不在的审美体验。感谢摄影，使人们有如此直接而简单的途径和载体去体验美、表达意、传达情。

我认为摄影有“五要素、五维度”。即，器材是条件，技术是保证，审美是基础，文化是内涵，机会是关键。器材是外部因素，技术是内部因素，审美是基础因素，文化是根本因素，其他是必要因素，机会是决定因素。比如拍鸟，什么都具备了，按下快门的一刹那，鸟飞走了。机会决定成败，这就是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在诸多因素中，唯独“审美”具有天赋。久而久之，影像从技术实现到学科实现，再到体系建构，推动影像审美的系统化。

文化系统。

人类口头语言大概形成于3万年前，文字形成于公元前500O年左右，摄影作为影像语言的存在不足200年。人类从口传文化、读写文化、图像电子文化再到网络文化，是文明发育的过程，更是文化塑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摄影作为影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其最大的贡献是为人类提供了与工业文明对接的文化符号，开启了人类读图时代。实验心理学家赤瑞特拉（Treicher）的实验证明：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视觉。实验还证明，人类对图像所传达的丰富信息接受最为充分，保持记忆的时间最为长久。读图时代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获取知识的效率，也表达和交流着人们的情感。于风景摄影而言，一幅图景，一定是先打动你，你才会拍它。久而久之，感动就变成认知，认知就成了文化。

社会系统。

当读图时代向读屏时代迁移和跃升，摄影活动的社会属性便成为普遍属性。早在东晋时期，文人没有相机，只有书法和绘画。永和九年，受会稽（现在绍兴、苏州一带）内史王羲之的邀请，在兰亭举行“兰亭修禊”。四面八方，天下文人墨客在此雅集，写诗作画。“修禊”过后，王羲之将此汇集成册，作《兰亭集序》一篇，为千古遗墨。历史上的“修禊”和现代的笔会，都是社会化的产物，如今的摄影节展、各类活动也是社会化的产物。影像社会化是当前全民摄影现象最为重要的特征。

治理系统。

不同时代的艺术发展史，折射出这个时代社会发展的特征。当今摄影的文化参与、社交参与，必然反映到经济社会发展之中，经济社会发展又为摄影提供了广阔天地。

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美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发挥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更多美术元素、艺术元素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中”“把美术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三个“相互”（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两个关键词“应用到”和“服务于”，鲜明地指出艺术与推动经济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为艺术工作指明方向。

艺术实践是如何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的呢？举个例子，暮日西垂、晚霞夕照，当你站在北京景山的万春亭往南看，我认为是全世界最美的黄金中轴线。中间望去，左手为东，右手为西。东边，现在是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过去是太庙；西边，现在是中山公园，过去是社稷坛。太阳东起西落，先有列祖列宗，后有江山社稷，这反映着当时基于礼治的中华建筑理念。当我们沿着这条中轴线继续往前走，驻足在毛主席纪念堂阶下回头往北看。右手为东，左手为西。东边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左边是人民大会堂。这又是什么理念呢？太阳东起西落，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条中轴线，不同的时代，两种历史观。艺术与社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再一个例子，摄影活动已经成为各地经济转型、拉动旅游的重要手段，广泛的摄影活动已经日趋“应用到”并“服务于”社会转型中，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变革中的重要文化因素。

罗晓韵摄

理想国：柏拉图乌托邦与陶渊明桃花源

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来的一个政治文化概念。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乌托邦，陶渊明的理想国是桃花源。西方的审美特点是物我两立，我是自然之子，自然是自然之物；东方文化的审美特点是物我一体、天人合一。我即自然，自然即我。在西方，学者就是学者，画师就是画师。在中国，文人即画者，画者即文人。潘天寿曾说过：笔墨取于物，发于心；为物之象，心之迹。今天，我们来到毕拉河，共同讨论自然生态摄影，意义何在呢？

从趋势看到未来。

审视当今摄影界，一方面深度融合，一方面加速分化。表现在其社会系统，去专业化、去机构化、去分工化潮流涌动。人们不再受专业限制，人人都是摄影家，甚至人人都是自媒体。于是，影像社区诞生了。摄影，特别是风景摄影，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社交参与。表现在文化系统，摄影日益被市场渗透，被流量驾驭，摄影达人、网红与摄影家们共同成为摄影潮流新的制造者。表现在治理系统，摄影活动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文化参与，以“打卡地”的文化形式，给摄影热持续加温，也为拉动旅游提供新动能。表现在美学系统，由于影像产品巨量增长，产品过剩，影像语言泛化并且单一，因此，影像加速碎片化、泡沫化，糖水片盛行。在这种情况下，摄影个性已经很难形成，摄影主题已经很难寻觅，创作空间被严重压缩，摄影大片已经很难产生。

风格化特征向追求极美和加速细分两个极端发展在风景摄影领域，表现为两大时代同时来临。

大片时代。艺术创作、技术和器材最大化结合，极致表达自然生态的丰富性。比如，极地摄影、野生动物摄影、极端气象摄影等。

魔片时代。影像创作想象力在技术赋能下的超级发挥，惊艳股的手法运用，个性化表达自然万象的多样性。我们去参观罗红艺术馆，罗红拍摄的作品“巴塔哥尼亚”已是平常摄影家难以企及的，一亿像素下巨幅“黄山”让人有群峰围绕、穿云破雾之感。我不敢想象未来技术再前行一步会是什么样子。技术高度逼真复原景象，未来的摄影想象力会不会被终结呢？难怪有一位摄影家跟我说：风光片别拍了，拍不出什么花样了。技术已经过度参与内容创作了。技术与智能解构着艺术家的想象力，市场和流量也在分散着摄影家的灵感。

技术和艺术不能偏废。《周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材和技术的发展，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打开并实现人类的想象力。但是，也要防止为“器”所误，因“器”废“道”。警惕技术主义陷阱，防止人工智能把人类的思想吃掉。

艺术与市场难以割裂。过去的人，带着画笔走天下.后来.带着相机走天下，现在，带着手机走天下。于是，巨量摄影市场形成。这是好事，没有巨量市场，怎么可能有“人民摄影”？但是，要警惕消费主义，警惕出现“有巨量，缺巨匠”，防止见“影”不见“人”，见“景”不见“民”。什么叫见“影”不见“人”，见“景”不见“民”呢？我们拍毕拉河，除了拍这里的自然风光，还应关注这里的风土人情。比如，如何挖掘和保护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的文化遗存。公元386年，鲜卑人的领袖拓跋珪在这一带建立了北魏政权。鲜卑族和汉族一步步走向文化融合，从而在隋唐时期，形成新的汉族种群，这里有没有留下文明的“印记”？

野生动物摄影家谢建国说，生态摄影不同于风景摄影。生态摄影也有风景，但他更关注野生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即便是风景摄影，如果有野生动物融入画面，那就活了，有了灵性。不仅如此，这次拍摄中，我们观察到林间湿地有灰鹤飞翔鸣叫，这个季节正是灰鹤的繁殖季，不排除有灰鹤在毕拉河繁殖。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灰鹤野外产卵孵化的影像记录，如果能拍摄到，那就填补了这方面的影像空白。还有，我们发现和传播毕拉河之美的时候，一定要把镜头对准我们一代又一代毕拉河的林场人，他们才是这片优山美地的维护者、保护者。他们是这里最鲜活、最有生命力，也最有正能量的内容部分。

让梦想照进现实。

1989年，摄影家于云天凭借组照《九歌》，荣获第一届中国摄影金像奖。他的作品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写尽了日月星辰，碧海云天。他的不少照片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作品是对黄河文明无尽的赞美，抒发对这片土地的眷恋，表达的是对文明激荡的旷古忧思，是对祖国山河壮美的大爱，反映了摄影家的艺术追求与祖国情、人民情的血肉联系。他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九歌》，《九歌·国殇》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为追悼楚国阵亡士卒的一首挽诗。“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出不入兮往不反，首身离兮心不惩、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引起一代人从视觉到心灵的强烈共鸣。他拍摄的作品是风光大片吗？是，却又好像不是。是人文大片吗？似乎不是，又似乎是。当时还没有自然生态摄影这个概念。自然生态摄影与风景摄影究竟有何区别？我找到了答案——理想国的映照。柏拉图曾说，无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要的是开始后就不要停止；无论你从什么时候结束，重要的是结束后就不要悔恨。他用这句话定义理想国——心停靠的地方。

这一代的风光摄影师，是端着相机的徐霞客，是用镜头写诗的屈原。改革开放，理想照进现实，他们视摄影为生命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一种灵魂的存在。在天涯海角中开始自己的思想行走，在大自然中寻觅精神灵性，找到人生的价值和尊严。他们的作品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这对我们的启发是，新时代摄影人，要技术的赋能，不要思想的弱者；要做流量的主人，绝不做市场的奴隶。

文化力，自然生态摄影之根性

自然生态摄影，脱胎于风景摄影，是一个新的摄影概念。其与风景摄影不同之处，在于“生态”二字。通过影像，反映景观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的审美关系。

自然生态、景观文化和文旅经济，三者是共生的关系。2021年4月，第六届中国景区创新发展论坛暨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第二届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雒树刚同志讲话中有一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景区文旅融合，文化力决定竞争力。借用文化力这个词，套用在自然生态摄影里，我觉得自然与人文相连，文化力决定生命力。

什么是文化力？1914年5月1日，黄炎培以申报记者的身份第一次到黄山，邀请摄影家吕颐寿随行拍摄。这次黄山之行，黄炎培写的《黄山游记》一文，发表在当年的《小说月报》上。摄影家吕颐寿为我们留下黄山最早的真实影像，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11月出版了画册《中国名胜第一种：黄山》，于是，黄山被广大国人所认知。黄炎培和吕颐寿造不出黄山，但他们用文字和影像记录并传播了黄山。

今天，我们拍摄毕拉河，也要跟随先人的足迹，以他们为榜样，创新毕拉河的文化表达，学会复制并创新毕拉河的文化符号。用影像为这片森林“说话”。说什么样的话呢？“十三五”以来，全国森林旅游产业规模快速壮大，森林旅游游客量达60亿人次，平均年游客量达18亿人次，占国内年旅游人数的近30%，创造社会综合产值1.75万亿元，森林旅游成为我国林草业重要的支柱产业和极具增长潜力的绿色产业。在产业融合的大背景下，通过摄影平台助推共谋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是生态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在实地体验互动传播及消费升级、招商引资等多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要由点及面，发挥影像对新时代绿色文明的文化塑造作用。

可喜的是，年轻一代的摄影人，以他们独特的艺术行走，参与社会文化建设。我一直在关注环球行摄作家、极地摄影师、自媒体摄影达人罗晓韵。罗晓韵的成长有三个阶段，两部代表作划分出她的两次转型。第一部代表作《冰岛迷梦》，表现的是她从摄影达人到摄影潮流制造者的转型。第二部代表作《格陵兰消逝的梦》，表现的是她从“摄影大V”到沉静的摄影思想者的转型。在她过去的作品里，画面里的她是风景照片里的视觉中心。现在的罗晓韵，有时也出现在画面里，但与过去不同，她成了消逝的冰山、濒临灭绝的物种和一步步退化的文化族群的注视者。彼时画面里的罗晓韵不仅是照片上的视点，更是一个对人类生态和文化变迁的关切者、思考者、呼吁者。罗晓韵摄影是此时此地自然生态残酷变迁的“时间戳”，是此时此刻文明激荡的“标引符”。于是，在她的作品里有了丰富的思想性。

我第一次采访她时，是疫情刚过去不久。那时，她在完成第三次转型，成为纪录片的拍摄者和独立制片人。她的第一部纪录片《余声》，反映了武汉人民怎样战胜疫情、如何在疫情中成长。后来又有了《晓星球，大中国》微纪录片等。我注意到，她的每一次转型，都带来极高的流量。这一点，她可能察觉不出来。她的粉丝在一步一步“跟着走起”。从而，她把粉丝带向一个新视角去观察世界、带入一种新境界去对话人生，带向一个新高度去参与建设。我在想，这恰恰是基于网络和社交文化的影像力量之所在——改变着我，也影响着你。正如她跟我说的：后疫情时代，摄影人特别是风景摄影师，一定要走出自然闭锁和心理寂寞。主动创设观察、纪录和思想主题。

1300年前，先辈没有照相机，他们用恢弘的文字，给我们留下无比伟大的自然中国。今天我们有相机了，更有了大数据。我们有理由为1300年以后的世界，留下影像意义的自然中国，更有理由留下人文意义的自然中国，以生态摄影之名，向大自然致敬，向伟大的祖国致敬，向这片森林致敬，向这里的人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