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果　黄湘

年 鉴，作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呈现加速度、跨越式发展态势。初步统计，至2018年，全国各级年鉴3200种，近年来年均递增200余本……显然，无论从组织、规模上，还是成就、影响上看，年鉴都已成为方志文化中至关重要的核心构件和成果符号。

三十而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主要省级年鉴为代表，我国年鉴编纂事业已走过30年的发展历程;然而，与快速发展同步，许多被粗放式扩张和阶段性繁荣所掩盖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其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意义的年鉴框架设计行为，更是始终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与思考中苦苦寻找自己的定位坐标。年鉴框架怎么搭建更加科学？有没有比较通行的分类模式？这是年鉴界一直在努力回答的一个根本性课题。

2017年5月，《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出台，开宗明义，明确了优化年鉴结构的“分类科学、层次清晰、领属得当、编排有序”①16字标准;其中，如何分类首当其冲，成为框架设计中需要首先考虑的核心要务之一。由此可见，对年鉴分类的研究确实具有相当迫切的现实价值和操作意义。

一、当前年鉴框架分类存在的两种基本模式

年鉴是“汇集截至出版年为止（着重最近一年）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计等资料的工具书”②，也是系统记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③。显然，作为一种拥有鲜明功能属性和时代烙痕的文化样式，它并非常规意义上普通文字产品的创造物，而是记录现实、反映社会的文化载体;年鉴成果，确应归于显性的方志文化范畴，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