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庆法

范仲淹（986-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与包拯（包公）同为北宋名臣。少时家贫好学，“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因三次上书批评弊政遭贬。

庆历新政的缘起

提起范仲淹，就不能不提及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改革。这次最终虽因触犯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中途夭折，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璀璨一页却是那么光焰夺目、难能可贵，同时也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总的来说，范仲淹的主子宋仁宗赵祯在历史上还不算是坏皇帝。只是其当政的日子并不好过：陕甘宁一带逐渐强盛起来的“西北狼”西夏三天两头侵略和骚扰大宋，北邻辽国也动辄“混水摸鱼”甚至“趁火打劫”，弄得老实巴交的仁宗皇帝进退两难、焦头烂额。接二连三的兵败倒戈、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仁宗整天紧张兮兮、“压力山大”。国内情况也十分糟心，揭竿而起的张海、郭邈势力日盛，已经发展到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地步……

内外交困的仁宗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接受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等人提出的改革建议，并下旨由范仲淹来主持改革。50岁刚出头的范仲淹正值年富力强的“当打之年”;几上几下的坎坷仕途又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清政廉洁、精明干练、宽容大度、博古通今的个人素质也让他口碑甚好。尤其是他在陕西前线率部遏制西夏进攻的壮举，受到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的交口称赞，许多官员对他都以“圣人”相称。“天下翘首以望太平”，皇上的极度信任，百姓的强烈要求，终使他欣然接受“庆历新政”改革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领受任务几天后，范仲淹就写出了名为《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折上交仁宗。奏折中他动情地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收到奏折，仁宗立即和内阁大员们进行认真研究，最后认定，除范仲淹所提十条除军事建议尚待商榷外，其余九条悉数“照准”，并命范仲淹补充细则，陆续下诏推行全国。由此，“庆历新政”改革拉开了序幕……

庆历新政的难点

皇帝的支持是范仲淹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动力。庆历（1041—1048）是宋仁宗赵祯的年号，北宋使用该年号共计不到8年，“庆历新政”由此得名。

“新政”重点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自古以来，这一政治体制范畴的玩意儿都是块难啃的“烫嘴山芋”;冗官太多是宋代的知名“弊政”，五花八门的当官路子“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除了正宗的科举考试，“门荫”“纳粟”等旁门“官路子”大行其道。

“门荫”就是每逢重大庆典、皇家祭祀，皇帝为显示皇恩浩荡，总要当场大批特批官员子女及亲属、门人“入仕为官”。“纳粟”即遇有地方官员“缺员”，当地土豪可以花钱买官。这“跑官”的大好机会谁肯放过？一时间，“跑官”的请客送礼之风盛行，找路子，托门子，你来我往，热闹非凡。因为要官的人实在太多，皇帝最后也没了办法，为了搞平衡只得“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以致有些“官二代”“官三代”还在吃奶就早早地被许愿封了官。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基础上，范仲淹又主持起草了《任子诏》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下发全国，提出了限制官员子弟世袭当官、鼓励他们勤勉入仕的制度。这种制度上的创新，极大激励了官员子弟的学习精神和奋斗意识，成为北宋官场的“活力之源”……

在和“门荫集团”过招的同时，范仲淹也没放过对“门荫”变种——宦官专权的治理。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规私占首都“肥缺”单位一把手位子长达十几年。范仲淹和力主改革的富弼、韩琦等人商议后报请皇上同意，把这些单位领导任期一律定为三年，而且不得连任;凡任期超过三年的直接由皇帝下诏罢免，让位于考核合格的官员。范仲淹还派出“考察团”到各地对现任地方官员明察暗访，处罚罢免庸吏贪官，发现并提拔德才兼备的干部。每每看到“考察团”的调查报告，范仲淹总是大笔一挥，抹旧立新。站在一旁的富弼对他说：“一笔勾了容易，可你是否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用了一句千古名言作答：“一家哭总比万家哭好。”

新政的实施使地方吏治有了很大起色，“在其位不谋其政”“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现象大为改观。尝到新政“甜头”的宋仁宗，也不由沾沾自喜起来……

庆历新政的失败

可是，那些断了官路的人岂能善罢甘休？一些大官僚带头向仁宗提出各种理由要求恢复旧制。听多了，仁宗也就慢慢怀疑起了“庆历新政”的作用和“改革派”的初心，逐渐疏远范仲淹等“改革派”。

恰在此时，范仲淹的“改革挚友”——大文学家、谏官欧阳修洋洋洒洒写了篇《朋党论》呈交仁宗。他本意是想提醒仁宗注意朝廷内的“朋党现象”，明辨“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建议“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从而为新政推行扫清道路。不料一些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却利用此文大做文章。他们暗中勾结串联，破坏“新政”实施，策划铲除范仲淹等“改革派”的阴谋。极力反对“新政”的“死硬派”、监察御史梁坚趁机上书弹劾范仲淹的“新政中坚”——时任陕西地方官的滕子京和西部守将张亢……

眼见反对改革的“死硬派”如此猖狂，范仲淹不惜以辞职为两人辩护。“死硬派”们针锋相对，同样以辞职威胁仁宗，御史中丞王拱辰提出辞呈后还真不来上班了。这下仁宗慌了神：一大堆工作没人干怎么行？又想起滕子京曾经直言批评过自己，弄得自己很不爽的事，心中的天平渐渐向“死硬派”倾斜了，于是，一怒之下将二人贬官外放了。

“庆历新政”涉及的本来就是十分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加上朝野上下的反对声连绵不绝，为维护“王权”，宋仁宗痛下决心，终于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了朝廷……

群龙无首，新政的大部分措施陆续被迫“停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改革仅仅进行一年多就夭折了。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1619-1692）在其《宋论》中的一番话颇有意味，意思是宋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一开始，他对“庆历新政”確实很有信心，对范仲淹也很信任。但对改革的阻力估计严重不足，首鼠两端，投鼠忌器，听到反对声就打起了退堂鼓。这是历史的悲哀，是“庆历新政”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作者系南京钢铁厂退休干部，曾任《南钢报》记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