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威

1988年6月23日，“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逝世，至今已届33个春秋。

去世前一个月，梁漱溟对来访的记者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期望，就是“顺应时代的潮流”。

梁漱溟是中国文化独特价值的坚定守护者。他从来“师古而不泥古”，一生撰述，都在中西比较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重生之机，也为此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建构。

重生机会，埋藏于中西文化的协调、融合、互补之中，实现之途上，人力诚然可贵，天时却无法左右，这大约便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深意所在。

今天的中国，文化重生的天时渐现。这一切应该都在这位“文化先知”的预料之中罢。

中国不是落后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自那以后中国开始山河变色。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后代史家，往往把这一年作为500年中国史的分界。因为它明确界定了完整意义上的“传统中国”的终结，以及以受西方冲击为特点的“现代中国”的开端。

文明的苦难也正由此开启。在现代化过程中，内心最痛的一批人，就是王国维、辜鸿铭、梁漱溟这样的决不在文化上投机的知识分子。

比照西方的科技、制度和文化，人皆说中国落后，梁漱溟独不以为然。

“当近世的西洋人在森林中度其野蛮生活之时，中国已有高明的学术、美盛的文化开出来千余年了。

四千年前，中国已有文化，与其并时而开放过文化之花的民族，无不零落消亡，只有他一条老命活到今日，文化未曾中断，民族未曾灭亡。”

比较的科学性值得怀疑。梁漱溟认为，如果中国不与西方接触，那么再走三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它将永此终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