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形象的“他者”传播：来华留学生的中介机制

2021-09-08宋海燕

新闻爱好者 2021年8期

宋海燕

【摘要】国家形象的认知与传播具有主观性，来华留学生在中国的亲身感知有助于其修正之前基于境外媒体形成的对中国形象的虚拟认知，使其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的“他者”主体，从而通过留学生这一群体的中介作用提升中国形象的国际认同。要做到这一点，应树立全民传播观念，为留学生塑造正向认知环境，并通过多元途径的教育引导，提升留学生对中国的深度认知。

【关键词】国家形象;传播;“他者”;来华留学生

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不仅必要而且重要，提高中国形象亲和力是提升国际傳播效能的必要着力点，通过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推动民心相通是习近平主席强调的必要途径。[1]来华留学教育正是这样一种人文交流活动，“是发挥大国影响、传播中国文化、树立中国形象、推动世界认同的奠基工程”。[2]2020年5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给北京科技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回信中提到“希望大家多了解中国、多向世界讲讲你们所看到的中国”[3]，“讲好中国故事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4]。习主席的希望正体现出对来华留学生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的重要期待，来华留学生也是其强调的“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要广交的重要朋友。因此，探讨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作用机制，在来华留学教育及面向来华留学生的传播活动中促进这一机制发挥效用，对传播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家形象认知及传播的主观性

不同研究者对国家形象的界定体现出其内涵的丰富性。具有代表性的如“国家形象是指其他国家（包括民众机构和政府）对该国的综合评价和总体印象”。[5]“国家形象是指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象、看法、态度、评价的综合反映，是公众对国家所具有的情感和意志的总和”。[6]“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各项行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体评价和认定”。[7]这些解读从不同侧面阐释了国家形象的主要意涵。从认知客体来看，国家是国家形象的认知客体，具体包括国家本身、国家行为表现、性状特征、精神面貌、国家各项行动及其成果等。从认知主体来看，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外部主体观，刘继南认为其他国家的民众、机构和政府是国家形象的认知主体;一种是双重主体观，臧具林等认为包括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从认知性质上看，国家形象是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印象、看法、态度、情感、意志、认定等。很明显，这些界定国家印象的词汇都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国家形象的认知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作为客体的国家的相关方面为认知主体提供了相应的国家形象认知资源，而对国家形象认知的最终建构有赖于认知主体的主观态度和解读，这种解读“有可能与客体本来的面貌有所出入或相去甚远”，换言之，国家形象认知主体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具有鲜明的主观性。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E. Boulding）在探讨国家形象与国际体系时曾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些人所做出的足以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决策并不是对于客观事实的反映，而是基于他们对真实情形的想象的反映。正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决定了我们的行为，而不是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形。”[8]这一论断恰好说明了国家形象认知的主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主体行为反映的主观性。

国家形象认知的主观性带来了国家形象传播的主观性。对国家形象的传播是认知主体的主观行为，在传播中会加入自己的态度和情感倾向。从历史上看，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认知源于特定的“他者”传播，马可·波罗可以说是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先驱“他者”，根据其讲述编著的《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的早期代表性作品。之后一些传教士、旅行家、商人、外国使节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国形象的传播，他们的信札或著作是早期国外认知中国形象的重要媒介来源。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成为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渠道，由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文化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国外传媒在传播中国形象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偏见，或多或少表现出一定的误解扭曲的主观性，造成国外受众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曲解甚至“妖魔化”认知。这就使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塑造面临着“真实形象”与“媒体形象”“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以及“期望形象”与“现实形象”的三大不一致性挑战。[9]

二、来华留学生基于真实体验的中国国家形象认知发展

（一）修正其基于境外媒体形成的对中国形象的虚拟认知

来华留学生首次来中国之前认识中国的主要途径是境外媒介，这些媒介在满足受众信息需要的同时，也通过它所构建的信息环境界定和塑造着受众的认知及现实行为，留学生通过境外媒介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是一种虚拟认知。在传播媒介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真实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即客观真实、符号真实和主观真实。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形象的元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以其所接触的媒介所构建的“符号真实”为中介，由此形成的认知不可能是对中国形象客观真实的“镜子式”的反映，而必然会产生一种偏移[10]，往往体现为一种刻板印象，而亲身感受与体验是克服刻板印象的重要途径。来华留学生在真实的中国环境生活实践中感受和体验着鲜活的中国，这种感受和体验有助于修正之前基于媒体符号真实所形成的虚拟认知，形成自己的主观真实，从而构建自己主观认知中新的中国国家形象。同时，来华留学教育工作从业者通过有针对性地深入教学，加深其对中国历史传统、行为习惯、风俗民情、价值观念等的理解，更有利于其形成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认知。

笔者就此做过一项调研，问卷中“总的来说，来中国以后，我对中国的印象变好了”的陈述涉及来华留学生对于中国认知印象的改变，144人中，选择“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共101人，以70%的优势比例表明真实体验对改善留学生中国形象认知的积极意义。问卷同时了解了被访者来华时间，通过赋值计算，来华时间和对中国总体印象评价的相关系数r=0.18，相关性不强，说明来华留学时长并不是形成对中国形象正面认知的必要因素，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家形象认知的主观性。访谈中一蒙古国女生说，来中国之前是通过对在蒙古国的中国人的印象认识中国的。她在蒙古国见到的大部分中国人是劳工，“他们模样看起来不太好看，态度有点儿粗暴，例如，不把垃圾扔在垃圾箱里，随处抽烟（蒙古国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禁止抽烟）。那时候，我以为中国人都是这样的。来中国以后，我发现我对中国的感觉都是误会的。我感觉好像看到了别的世界。中国的发展比我们国家高（快）多了，人们也不是我以为的（样子）”。这正是对真实的中国情境的接触体验修正之前主观认知偏差的例证。从具体效果上看，留学生对中国的亲身接触体验能减少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逆意受众”，扩大“顺意受众”的范围，增加知华友华的朋友，因为“越是对中国了解不多，知识都来自第二手资料甚至道听途说，对中国的诋毁也就越多，而越是亲历中国、有直接的丰富的中国知识者，对中国的态度也就越温和”。[11]

（二）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的“他者”主体

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存在自我传播和“他者”传播两个向度：一方面，国家主动面向国外受众构建自我形象并积极向外传播，这是自塑形象;另一方面，国家形象也需要通过关键“他者”来传播，形成他塑形象。根据阐释传播效果的“循因理论”，任何传播行为都存在劝服的动机，而受众会探寻这一动机，传播者的传播意图和动机与传播效果成逆相关的反比关系，因此出现了所谓的“第三人认同法”，即用与自身利益相关性少或与之保持距离的独立第三方或中立方传递信息，最能获得受众的认同。[12]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外受众对中国作为传播主体的中国形象的塑造会产生一定的抵触或警惕，如海外受众认为中国媒體是严格受到把控的，因此报道难以保证客观公正，导致中国媒体的海外影响力较弱。[13]从国家形象的他塑角度来看，来华留学生恰恰是最好的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他者”主体，他们通过“他者”立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国故事的讲述更能获得国外受众的认同以产生积极的传播效果。

通过调查得知，来华留学生常常主动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分享中国美食、旅行风景、文化体验活动、学习情况等。这些积极的信息从不同侧面展示着“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有助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对与其相关的国外受众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69%的调查者表示其父母和朋友因其在中国留学而对中国更感兴趣了。这种兴趣会转化为认知中国的积极动机，在留学生自身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作用下，他们的父母和朋友又极大可能成为中国形象积极认知的潜在受众。

（三）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作用机制

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Allport）在“群际接触假说”基础上提出的“群际接触理论”认为，群际偏见是由于某一群体对另一群体缺乏充足信息或存在错误信息而产生的，群际接触则为获得新信息和澄清错误信息提供了机会。来华留学生在国外受众和中国形象之间正起着这样的中介群体的作用，一方面，他们从媒体塑造的关于中国的“拟态环境”的想象中进入真实的中国情境，在中国生活实践中的亲身体验、来华留学教育机构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和中国人的群体互动从不同侧面补充深化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促进他们构建对中国形象的正向积极的主观认知;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和本国亲友的人际互动与群体交流，以及自身通过个人社交账号等媒介对中国故事的讲述和中国形象的传播又为其所联系的国外受众群体提供了了解认知中国形象的补充信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国外受众对于中国形象的刻板印象，促进其对中国形象的积极认知。

三、提升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国国家形象效能的策略

（一）树立全民传播观念塑造正向认知环境

留学生来华以后在真实的中国情境中生活，他们每天间接看到的听到的或者直接接触到的人和事都是其眼中中国形象的直接“代言人”，他们在这些亲眼所见的感受和之前认知的互相碰撞中逐渐形成新的关于中国形象的主观认知。访谈中发现，很多学生谈到对中国的印象时都提到了对中国人的感知，其中有积极的方面，如一印尼学生表示感觉中国人对外国人非常热情;一蒙古国学生觉得中国学生很认真很努力;一越南女生特别提到，来中国之前在国内媒体上看到过越南和中国关于南海问题的新闻报道，以为中国人因为南海问题会对越南人很敌意，来中国时怕一个人不安全，妈妈和姐姐随行陪同，因为带的行李比较多，在机场遇到一个年轻人主动帮忙，一开始有所怀疑，后来年轻人一直帮她们把行李带到目的地，这一小事马上改变了她们母女3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印象。当然也有负面的印象，比如访谈中被提到的中国人随地吐痰、公共场合说话声音大等。对于来华留学生这一群体来说，比较起来，群体和人际传播对他们构建中国形象的认知影响更大。从认知习惯上说，个体更相信并依赖于自身的感受和体验去构建对于客体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看，塑造一个积极正向的认知环境对于来华留学生形成对于中国形象的积极认知至关重要。国家形象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体人民的积极参与，每一个中国人都应成为国家形象建设的主体。因此，媒体要加强宣传，使大众更深刻认识到来华留学生对国家形象传播的积极意义，自觉规范修正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积极塑造文明向上的国家形象。

（二）多元途径提升留学生对中国的深度认知

通过对留学生的教育传播提升其国家认同是美国很早就开始实施的策略。有研究认为，美国对外外交呈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富布赖特教育交流项目是其重要途径之一。[14]除了留学生在生活实践中的直接观察和感受，来华留学教育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应该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加强留学生对中国的深度认知，引导其设身处地根据中国文化自身的内在基因和发展逻辑来理解认识中国人的言行，从而修正其认知偏差。比如，对于吐痰、公共场合说话声音大等行为，要引导学生放在悠久的中国农耕社会农业文明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理解，当时的生活情境中人们根本不会意识到随地吐痰有什么不妥，大声说话也是农民群体中最直接最有效的信息交流方式。要让学生意识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渐进的过程，其间必定有过去文化行为传统的烙印出现，但其整体方向是积极向前的，不能仅以个别的特殊的现象去概括整个群体。从具体途径上看，面向留学生的课堂教学是主体，专题讲座、互动研讨、文化体验、比赛展演等是有效的补充。来华留学教育机构的组织者、管理者、服务者和教师等是重要的把关人，要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创设多元途径，形成合力，在潜移默化中提高留学生在心理和情感上对中国的接纳，进而在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理性认同。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2020年规划项目（2020BXW01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2020年度科研课题（CAFSA2020-Y019）、郑州大学2020年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示范课程（2020ZZUKCSZ062）、河南省首批本科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团队《中国概况（留学生）》教学团队建设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1-06/01/content_5614684.htm.

[2]魏礼庆.来华留学与国家战略[N].中国教育报，2015-11-25（011）.

[3]新华社.习近平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的回信[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518/c64094-31713303.html.

[4]姚旭，展资.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家形象[J].新闻爱好者，2017（2）：79-81.

[5]刘继南.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25.

[6]刘小燕.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J].国际新闻界，2002（2）：61-66.

[7]臧具林，陈卫星.国家传播战略[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29.

[8]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04.

[9]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35.

[10]李智.国际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92.

[11]姬德强，吕玉洁.中国反腐的国际传播：困境与出路[J].对外传播，2016（12）：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