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亭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这所学校2021年的中考录取分数线是674分。

早高峰堵车是太原这个二线城市常有的现象。双职工家庭照顾上学的孩子也是家长的一大难题。

早高峰堵车是太原这个二线城市常有的现象。双职工家庭照顾上学的孩子也是家长的一大难题。

公立学校，公参民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在山西太原，今年夏天，刘青和几位小升初的家长围绕这个话题讨论了几个月。他们的孩子在小学同班，几位家长常有往来。

公参民学校和私立学校，在教育部门的政策中被统称为“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相对应。今年，对太原家长来说，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之间的选择变得更为艰难。从2020年开始，小升初的家长需要在网上报名系统中给孩子填报志愿，第一志愿只能填报一所学校，家长可以给孩子选择民办或者公办学校。不过，能否如愿去到第一志愿学校最终是由电脑随机派位决定的，没摇中的学生，需要在没招满的学校里挑选学校再填志愿、再摇。

在刘青所在的家长群里，讨论的中心人物是一对医生夫妇，他们陷入了严重的选择困难当中，卡在了“什么是适合孩子的学校”这件事情上。

在刘青的形容里，这对夫妻是“除了忙工作，还在忙恩爱”。如果两人可以早下班，就相约一起看电影;都晚下班，那就在小区门口吃烧烤。孩子从6岁开始，经常一个人待在家里。

太原的私立学校因为全封闭、寄宿制和严格的时间管理出名，一位单身父亲建议医生夫妇选择私立学校，因为“你没时间管孩子，学校可以替你管”。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但刘青劝他们考虑给孩子报每天能回家的公立学校或者公参民学校。因为女孩和父母感情更深，哪怕家长和孩子一起吃外卖也比孩子一个人吃食堂好。

刘青和丈夫都在学校任职，他们生活在太原市杏花岭区，这是太原城北最早的城区之一，有几所历史悠久的公立中学聚集。今年小升初的是他们的大女儿，刘青给孩子报的公参民初中离他们的住处骑车十多分钟，和她自己骑电动车上班的时间差不多。他們的二女儿今年6岁，除了寒暑假，刘青的公婆都会来到家里帮忙照顾孩子。这时，刘青会把两小时的午休时间充分利用，半小时在往返路上，半小时吃饭，余下的陪大女儿弹半小时琴或者陪小女儿玩上半小时，下午再去单位上班。

最终，说服医生夫妇的并不是以上任何一方，而是他们在填志愿截止前夕打听到的一项数据—全市填报民办学校的学生人数，大大超过了填公立学校的人。这意味着第一志愿报公立学校并摇中好学校的几率会比报民办学校更大。“如果公立好学校都没报满，那不用摇号也能进了”，他们这样想。

位于太原老城区的校外教培机构集中的大厦。

为了更高的“中奖率”，他们暂时放下了住校还是不住校的问题，填报了公立学校。

时间拨回10年前，和刘青一样的家长已经有不少：在家附近给孩子选好的公立学校;或者多交一些学费，去公立学校主办的“公参民”学校。公参民是一种由优势的公立学校用自己的资源和声誉办的民办学校。来这里上学的学生，事实上是以民办学校的学费，享受公办学校的师资和环境。这类学校在太原最早于2004年前后出现，政策的目的是让更多人享受优势公立学校的教育，公办学校本身也因此多了一项收入来源。

这类学校相比公办学校在小升初阶段有更多自主招生的权利，所以它可以“掐尖”获得好的生源。在一些家长看来，某几所“公参民”学校成了兼具公办学校好老师和小学阶段成绩好的学生的优势初中。

不过，和个人、企业出资的私立学校相比，“公参民”学校往往不是全寄宿制，甚至不见得有能容纳全校学生吃午饭的食堂。他们在学生管理上和公立学校更接近：孩子每天回家，午饭也在家解决，放学后的时间由家长安排。在10年前，以及更早的时候，这应该是一个太原家庭的常见图景。

这塑造了像刘青和她的家人一样的家长，他们需要有时间、人力和能力给孩子提供生活和学习上的支持。在老牌公立学校、旧的宿舍和楼盘聚集的杏花岭区，保持这样的生活方式仍是一种选择。

“太原经济一般，城市规模小。朝八晚六，中午也能回家，竞争压力小。除此以外，上寄宿学校花销都不小，经济压力也是个问题”，在体制内工作的刘青这样解释她选择这种生活的原因。《第一财经日报》在2020年曾经采访了一位太原市高校学者，对方表示“我们这里的学生毕业后，一般都是当公务员，或者进大型国企。总而言之就是进体制内，体制外的很少”。

尽管如此，主打全封闭寄宿制的私立学校仍然在这10年间进入了太原工薪阶层家长的视野，经历了“崛起”的过程，知名的学校有山西现代双语学校、太原北辰双语学校等。这类学校在教育局的政策及公告中和公参民学校一起被统称为“民办学校”，但在家长心里它们有明显的差别。家长们选择私立学校，是最近几年才流行的趋势。

从太原市教育局今年公布的民办初中报名情况来看，报名人数最多的前5所中学中，有3所是区别于“公参民”的私立学校：山西现代双语学校南校、太原杏岭实验学校＼太原新希望双语学校，它们都主打封闭式、寄宿制。其中，山西现代双语学校的招生计划人数最多，有1350人，报名人数是1702人。

从刘青生活、工作的区域向南十公里的小店区，是另一位小升初家长张乐鹏所住的区域。他们的住处离全市热门的山西大学附属中学不远—这所学校2021年的中考录取分数线是674分，比第二高的太原五中（龙城校区）高出13分。与山大附中相关的民办初中今年也竞争激烈，其中太原市志达中学计划招生526人，有1558人报名。

竞争激烈是张乐鹏放弃给孩子报名山大附中、志达中学的原因之一，他觉得儿子浩浩“是个普通孩子”，没法坚持把难懂的奥数学下来—山大附中是因为学生参与奥赛保送大学出名，他有一位邻居的孩子从小学奥数，成绩不错，现在就读于此。

行知宏学校高中部校长阎兆。

行知宏学校高中部位于太原市晋源区的王郭村，校门外是一片玉米地。

张乐鹏给孩子的第一志愿报了山西现代双语学校。作出这个决定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6岁的小儿子不久之后也要上小学，如果浩浩上的是每天都需要接送的公立初中，他和妻子要接送两个孩子一共8趟。在浩浩讀小学的时候，张乐鹏和妻子就因为没法辅导孩子写作业发过愁，“只要拿回家写，能写到9点、10点”。

最终，他们把孩子送到了课后托育班，晚上8点写完作业后接孩子回家。张乐鹏和妻子想，一方面他们选中的私立学校中考、高考成绩不错，“和山大附中是一个水准的”;全封闭、寄宿制也让他和妻子省事。浩浩是个男孩，张乐鹏也比较放心，“锻炼一下，怕啥了”。

张乐鹏在太原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妻子在民营企业上班。“小摊子，前几年还行”。不过张乐鹏自己没有创业的心思，“第一上班没时间，第二也没这个本钱”。

房子是2007年买的，“听说整个太原市都往南发展”。他记得当时附近的体育路、南中环街不通，还是荒地但十几年过去，附近的变化不小，“好像一下子成了中心”。2020年，南中环东延工程完工通车，《太原晚报》在当时的报道里提到这是“发展致富路”，“整条路还将继续向东延伸……这里将成为城南交通的核心以及新的商业中心”。

和刘青所在的杏花岭区不同的是，张乐鹏所在的小店区聚集的老牌公立名校不多，山大附中几乎是被簇拥的焦点。但相比老城区，小店区有几所热门的私立学校。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新城区的变化是，原本在旧城区的太原五中、山西省实验中学、太原市成成中学都在小店区以及更偏南的晋源区，开了更大的、能容纳更多人寄宿的新校区。不过因为公立学校的性质，只有住在附近的小升初学生有机会在这些学校上初中，这使得张乐鹏又少了一种选择。

张乐鹏向《第一财经》杂志回忆，自己频繁听到周围的人谈论私立中学应该是从2016年、2017年开始的。他也打听到了，在他们选定的私立学校上学，一年下来的费用要4万多元，他知道不便宜，“但现在的家长都是为了孩子，苦点累点，把咱们能做到的做了就完了”。

在张乐鹏注意到私立学校的流行时，太原市的私立学校事实上已经完成了从“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向“双职工家庭多数都能承受”的转变。一位从2000年前后开始在太原的私立学校工作的老师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刚入职私立学校时，每年一个学生的学费是1.3万到1.8万元，而他在从公立学校辞职去私立学校之前，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0到600元。现在私立学校每年的学费是3万到4万元，如果双职工家庭的月工资达到1万元，夫妻俩三四个月的工资就能把孩子的学费交了。

私立学校接收普通家庭的孩子，这势必会对普通公立学校造成冲击。这件事，在张乐鹏看到私立学校“崛起”的那几年里同步发生着。而那位早年就在私立学校工作的老师告诉《第一财经》杂志，普通和弱势的公立学校的招生因为私立学校变得“平民”受到了直接的冲击，因为私立学校接纳了一部分过去上不了优势公立学校、在普通公立学校上学的学生。他描述起一所他熟悉的万柏林区的初中，在近两年每个年级只能招到一个班，每个班只有20个左右的学生。

所有这些变化，也成了政策关心的热点。小升初的摇号制度从2 0 2 0年开始，重点是要求民办学校招生全部摇号。这让民办学校不再能自主招生，和公立学校一样，成为在学生意愿、户籍所在地的基础上，被随机划分的教育资源。据2019年年末《太原晚报》的报道，这是为了“让更多孩子拥有更公平的入学机会”，“落实义务教育法的重要举 措”。

刘青和张乐鹏的直接感受是，这让他们没有办法掌控孩子的去向。就算他们有心仪的学校，在填报志愿后也有相当的风险摇不到号。和与刘青相熟的医生夫妇一样，在听闻民办学校报名人数多后选择摇中几率更大的公立学校，似乎是家长唯一能做的。刘青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在填报志愿的关键时刻，群里甚至还有家长找亲戚给孩子算了一卦，看看报哪个方位的学校比较合适。

除了与公立学校一起参与摇号，可能稀释私立学校优势的政策还有公立学校的食堂和托管服务。2021年3月，太原市教育局在召开全市教育工作会议时表示，要在3年内在全市中小学开展“校校有食堂”行动，并且要“拓展公办小学课后托管服务”。如果完成，帮助医生夫妇和张乐鹏夫妇解决没时间接送和照看孩子问题，将不止私立学校能做到。

公参民学校也在7月有了新变化。太原市有9所公参民学校在2021年转为公办学校，今年新招的和原有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收学费，这其中包括太原市五育中学、成才中学等优势学校。《太原晚报》在8月报道了这件事，认为今年小升初阶段公参民学校“报名火热”也与政策相关，因为学校的师资、职工待遇等都没有变，而家长省了学费。他们同时引用了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的话，“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利用公办学校的优质品牌，采用民办学校的收费机制，对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扰乱了教育秩序”。

8月7日，小升初的摇号结果出来后，张乐鹏发现浩浩没有如愿被摇进第一志愿的学校。依据政策，他们需要在有空余学位的片区内中学中再次选择，随后继续等待电脑随机派位。张乐鹏知道，热门的学校应该在第一次摇号时就已经招满，他也没想清楚下一步怎么办。

距离小儿子上初中还有六七年。他也看到了正在推进的政策改革，“是不是之后公立学校会变多？”他这样问。他在想，现在的变化到时候是不是能让孩子更容易上个不错的学校。

即便如此，政策起效需要时间，家长的等待可能面临“付出孩子一生”的风险。在此之前，太原的私立学校仍然是重要的、缓解一部分家长焦虑的途径。全封闭、寄宿式，“纪律很严”，这对于希望孩子中考、高考有好成绩，又没有时间和能力照顾孩子的家长是重要的卖点。

王丽萍的女儿今年从一所私立初中毕业，如愿考上了一所老牌公立高中。她在一家银行工作，起初在家附近，后来又调到市里其他区域的分行，“虽然说朝九晚五，但是5点也不一定能下班”，调到离家远的分行之后，回家得七八点。丈夫在事业单位工作，和她情况类似。3年前，因为不想让女儿一直让老人带着，再加上家附近没有合适的学校，她和丈夫决定让孩子上私立初中。

“私立学校、民办学校，它也是教育产业，是要顺应市场的”，太原行知宏学校高中部的校长阎兆这样告诉《第一财经》杂志，这是一所有小学、初中和高中的私立学校。“家长关心的，是高考升学率怎么样，考了多少双一流。我们只能顺应市场，拼命把成绩提起来。”

他所在的行知宏学校成立于2017年。在高中部的招生簡章里，这所学校对自己的定位是“致力于学困生”，也就是成绩不够好的学生。2021年，行知宏学校高中部的录取分数线是483分，这是太原市普通高中的最低分数线。学校的目标是能让这部分学生考上大学。

阎兆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接触到的家长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对待成绩不好的孩子，如何控制他们抽烟、喝酒、打架和玩手机？阎兆的回复是，这是学校纪律的“四条红线”，学生被发现有一次违反纪律需要回家反思，第二次将被直接退还学费、要求退学。每周孩子回到学校，都要把手机交给家长，或者交给班主任锁起来。

在这所学校，一位高中学生的一天从早上5点50分开始，被跑操、吃饭和上课填满。晚自习从下午6点50分开始，高一学生9点30分下自习，高二学生10点，高三学生10点30分。在这个时间过后，为了统一管理，学生不能在教室学习，只能在宿舍11点熄灯之前看书。高三学生在11点之后可以用台灯，但最晚用到12点。学校位于太原市晋源区的王郭村，校门外是一片玉米地。“学生们都说，就算要翻墙出门，也会因为外面什么都没有翻回来。”阎兆说。

除了密度极高的时间管理，谈及私立高中的优势，阎兆提到了他所在的学校和公立高中的“错位竞争”。

“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既然桥上容不下我们，就要想办法找一艘船把学生渡过去。先上岸，上岸之后再选择道路。”阎兆这样说。他找到的最重要的方法，是把这所学校的高中部变成“艺术高中”，这里所有的高中生都集中参加声乐和美术的培训，参加高考艺考。这类学生的文化课分数线比一般高考学生低一百多分，如果专业课能通过，也有上一本、二本大学的希望。为了让学生文化课提分，他还尝试让学生学日语、高考参加小语种高考，从而避开高考英语的“硬伤”。

国金证券曾尝试量化全国31省的高考难度，主要的评判标准是“985录取率”“211录取率”“一本录取率”。山西省的这三项指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因为省内知名高校少，高考难度被评为“噩梦模式”。和山西同属这种模式的省份，还有山东、四川、云南、安徽和广西。

在阎兆看来，高考成绩依旧是评判一所中学好坏最重要的标准。他认为早年山大附中培养竞赛生、获得更多高考保送打响了名声，私立的现代双语、新希望也想办法打出了好的高考成绩，现在成了优势学校。阎兆虽然在学校采用了不同的培养方式，实际上也是在高考这件事上“错位竞争”。“我让行知宏的孩子们考艺术，不是让孩子培养兴趣，而是为了考试。在小学阶段，或许我们还敢奢望有素质教育的影子出现;但到了中学，有中考、高考这样的竞争性的考试，我们就不敢再奢望有素质教育 了。”

他也提到了曾经有太原的私立学校尝试做国际部，让孩子毕业后申请国外的大学、不用参加高考，但效果都一般。“还是家长不认可，咱们这儿做国际化做不成气候。真正认可（到国外申请大学）的家长，可能已经把孩子送去了北京上海。”

太原的留学机构新申途教育的创始人杨品杰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们在太原接收到的计划本科出国留学的学生的情况，大多数是在高二、高三发现自己不太能通过高考考上心仪的学校，转而选择出国。和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家长相比，从小规划国际化教育的学生少之又少，“和10年之前相比变化不大”。而在他创办的机构里，大部分选择出国的学生还是来自老牌的公立学校，而非收费更高的私立学校，两方学生的比例是7：3。

这使得太原的留学市场相对脆弱。由于2020年全球疫情的影响，这些孩子的家长会比从小计划让孩子出国的家长更容易改主意，让孩子继续高考。现在杨品杰所在机构的生意差不多是疫情之前的70%。

“自己的判断不太多”，杨品杰这样形容家长们对待留学的态度，“对国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看新闻。但是根据现在新闻的报道，国外疫情还比较严重。当然，这确实是存在的，但网络和电视成了家长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因为太原大多数家长和国外的直接联系比较少，对国外情况的认知还不是很深入。”

高考将是王丽萍和女儿一起面对的下一个问题，选择“独木桥”还是“船”，仍是未知数。女儿考上的那所老牌公立高中在距离她家20多公里的北城，那所学校也可以让住得远的学生住校，只是不是全封闭管理，走读生居多。这是女儿自己的选择，对待私立学校的严格管理，她和母亲有不一样的看法。“太紧张了”，她这样告诉母亲，“吃饭耽搁了一会儿时间，马上又要上课。有时候连上个厕所的时间也没有。”

王丽萍的女儿考上的那所高中离刘青家不远，刘青在刷朋友圈时见到过这所学校高三班级的黑板报，上面用粉笔字写着，“天道酬勤”“珍惜时间”。黑板上面还有横幅，“不干超人之事，难为出众之人”“眉毛上的汗水和眉毛下的泪水，你必须选择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