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修真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

正统元年（1436）春会试，翰林院侍讲学士，江西泰和人陈循出任考官，面对纷纷落榜的士子，不由发出“弃璧之叹”：

有司奏定以四方分为南北中三等取士，榜所取止于百人，南十之六，北十之三，中十之一。又分经之多寡，每经七取其一，《书》最多，《诗》次之，《易》《礼》《春秋》又递次之。左限右隔，是以各方之士同治一经，往往自相战取先后。虽有该博之学者，不得以此而胜彼，虽无超卓之才者，亦可以此乙而胜甲。定制所在，纵智者亦无如之何，此余所为不能无弃璧之叹也。［1］143从陈循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影响明代科举取士的两个重要设计，一是分卷录取，二是分经录取。本文讨论聚焦于后者。现有研究已证明，明代从乡试至会试中，士子录取，按照五经各自比例进行。［2］［3］因此“各方之士同治一经”者，需“自相战，取先后”。治《易》者不会与治《书》者“同场竞技”，即使前者学识远胜于后者，也会因本经名额“定制所在”而落榜，是故，陈循才会有“弃璧之叹”。这也意味着，在考察明代科举取士的录取结果时，除地域因素外，需注意因“同治一经”而引发的竞争关系。

由分经取士所引发的竞争关系及其表现，学界目前的讨论尚不多见。事实上，尤其是在乡试层面，因地方士子面临的竞争激烈程度要远高于会试，①据学者研究，明代会试的平均录取率在8%左右，乡试则要低至4%左右，而参加乡试的生员数目更是远远大于会试人数。见郭培贵:《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所以在解额与五经录取比例固定的情况下，考察这样一种竞争关系如何呈现，又如何演变，无疑会成为深化科举人才地理认识的一个取径。

有鉴于上述思考，本文以明代福建地区乡试录汇编《闽省贤书》（以下简称《闽书》）为依据，②现存《闽省贤书》有三个版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康熙刻六卷、续一卷（以下简称康熙本）和清孔氏岳雪楼六卷的抄本（以下简称清抄本），分别藏于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此外尚有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崇祯刻本。三个版本在中式者信息的记载均存在差异，利用时需要注意。本文涉及各类图表的数据，主要依据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刻本。硕士生杜曼秋在整理过程中襄助颇多，特此说明与致谢。在统计明代福建90科乡试录取情况的基础上，以专经为视角，具体分析明代福建各府的中式人数、变化趋势以及消长关系，进而考察明代福建乡试中所呈现的竞争关系及其变化过程，以期深化相关问题的讨论。③从科举地理与科举家族两个维度来看，涉及福建地区研究的有：刘海峰《论“科举学”的广博性——以福建科举为例》（《东南学术》2001年第2期）概述了福建自唐至清的科举发展脉络，并简要统计分析了各府科举的发展状况。多洛肯《明代福建进士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作为专门研究福建进士的著作，考察了明代福建进士及其地理分布的情况。季平《明代福建进士的地域分布研究》（《教育与考试》2009年第6期）从府县两个侧面分析进士分布的不平衡性，同时从纵向的时间上分析了各府在不同年间的中举名额。戴显群《明代福建科举盛况与科名的地理分布特征》（《教育与考试》2013年第5期）在总结分析前人对进士人数的考证和统计的基础上，探究福建举人和进士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影响其的主要因素。叶可汗《明代福建进士家族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以福建地区的进士家族为研究对象，归纳其地理分布特点及成因并分析进士家族形成的原因及影响。在第二小节中简要叙述了福建乡试与举人地理分布。郭培贵、蔡惠茹《论福建科举在明代的领先地位及其成因》（《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在概述明代福建科举出色的表现的基础上，不仅从经济发展、官方与民间教育、文化发展、科举氛围等方面分析地方科举发达的原因，并且探讨了福建进士家族绵延之长的原因。蔡惠茹《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及其成因》（《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和《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规模、代数构成及空间分布》（《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夏之卷）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探究福建科举家族的分布情况。

一、明代福建乡试中各府的录取情况及其变化

本文根据《闽书》收录的明代福建90科乡试名录，对各府的录取人数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同时结合各府人数变化的阶段特征，进而分成洪武—永乐、宣德—景泰、天顺—嘉靖、隆庆—崇祯四个时期，以便揭示其发展趋势。④考虑到行文整洁及阅读方便，本文暂不罗列90科乡试各府的所有数据，惟在说明具体问题时，列制相关表格；公元纪年只标注代表性年份，余则省略。

表1中的第一阶段，明代洪武至永乐年间，是乡试“不拘额数”的运行时期。福建省在这一阶段录取人数最低值为洪武四年（1371）的18人，最高为永乐十八年（1420）的145人，有记载的举人数共1 355人。具体至各府，福州府中式536人，接近总录取人数的之半，可谓一家独大；建宁府、兴化府、泉州府分列二、三、四位，因人数接近，均可归入第二梯队；汀州、漳州、延平、邵武四府分列末位，是为第三梯队。可以注意到，上述排名靠前的地区，除建宁府外，均为福建滨海之地。

表1 明代福建乡试各府科举人数排名

第二阶段，宣德元年（1426）至景泰四年（1453），为明代乡试解额制运行初期。福建乡试额数初定为45名，较此前大幅下降，受此影响，各府录取人数锐减，排名也随之变化。福州府仍然以276人傲视其余各府。此前排名第二的建宁府则以44的总人数下滑至第四。兴化府、漳州府升至第二与第三。从各科年的录取情况来看，在解额实施之初，建宁府尚能与兴化、漳州等地相抗衡。但在景泰元年、四年间再度不拘额数录取的情况下，其他各府均实现了人数的大幅增长，惟有建宁府不升反降，造成其总人数上的落后。

第三阶段，景泰七年以后，明代乡试解额基本固定，除万历四十三年（1615）至崇祯十五年（1642）人数略有微调外，福建地区的解额人数长期维持在90人左右。这一时期主要的变化趋势，是此前一家独大的福州府逐渐失去了领先优势，兴化、泉州、漳州等地轮番实现人数上的反超。这一过程又可分成天顺—嘉靖、隆庆—崇祯两个时期。

天顺至嘉靖时期的主要变化，是泉州府逐渐实现对兴化府和福州府的超越。从总人数看，这一时期，福州府1 205人仍列第一，兴化1 000人紧随其后。但若观察具体科年人数（表2），可见二府优势的逐步丧失。以泉州府崛起为说明，景泰七年至成化十六年（1480）的9科乡试中，录取人数尚不及排名第四的漳州府。成化七年一科，泉州只有1人中式，漳州府有6人。成化十三年，泉州府3人录取，漳州府有14人，且在个别科年甚至要低于第五位的建宁府。然而从成化十九年始，泉州府迅速实现了对漳州府的反超，不过与兴化府、福州府的差距仍然较大。

表2 景泰—成化时期福建各府乡试人数

至嘉靖年间，泉州府在人数上已遥遥领先漳州府，并逐渐完成了对兴化、福州府的赶超。从具体科年看，嘉靖四年（1525）泉州府11人中式，至七年、十年两科乡试，大幅增长为28、27人，暂时超越兴化府。至嘉靖三十七年，泉州府中式33人，接连完成对福州、兴化两地的赶超。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漳州府的人数也在迅速增长。（表3）

表3 嘉靖时期福建各府乡试人数

从隆庆至崇祯，泉州与漳州已经完全取代了福州、兴化二府的领先地位。隆庆四年，泉州府录取人数高达51人之多（表4），占福建乡试录取人数一半之多。甚至在一些科年中，福州与兴化二府录取人数之和不及漳州一府。万历十年，福州16人，兴化8人，漳州31人。万历十九年，漳州府23人，福州府11人，兴化府8人。从嘉靖末至隆庆初，十余年之间，福建地区科举地理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此消彼长，兴衰倏忽。清人施鸿保认为“明时，兴化、泉州科甲最多，乡试每占通省之半”［4］10b，反映的正是此时期的情况。

表4 隆庆—万历时期福建各府乡试人数

综合上述变化，可以看到，明代福建地区的乡试竞争关系，随着明代解额制度的调整，主要呈现为明初福州府一家独大，至明代中期福州、兴化二府两强相争。嘉靖以后，泉州府、漳州府迅速崛起。建宁、汀州等四府除在明初乡试“不拘额数”阶段尚有可观外，其余时期内基本处于被“压制”的局面。那么，这样一种阶段性变化，与“士之同治一经”所产生的竞争关系又有怎样的联系？

二、明代福建乡试中各府的专经与竞争关系

根据《闽书》，辅之以及福建地区科举名录，本文共统计福建地区73科乡试中本经可考者6 540人，其中业《诗》者最多，为2 074人，占总人数的32%左右；其次为习《易》者，1 995人，占总人数的30%左右；习《书》经者1 438人，占总人数的22%；习《礼记》者与《春秋》者较少，分别为494与539人，分占总人数的8%。这些数字代表着明代福建省“同治一经”竞争中的胜出者。《诗》《易》《尚书》人数占多，而《春秋》《礼》绝少的习经分布，也为科举时代之共相，主要原因在于士子考试中的“趋易避难”。［5］

如上文所述，明代福建乡试的格局变化，主要体现于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之间。故下文将以四府的习经人数为对象，考察各府专经的表现及其变化，进而分析因专经而产生的竞争关系。

1.《诗》经与漳州府的崛起

在统计的2 074位习《诗》举人中，福州府647人，占总数比重31%；兴化府541人，比重为26%；漳州府388人，占比19%；泉州府243人，占比12%。福州、兴化二府士子在《诗》经的竞争中有明显优势。从变化趋势看，福州、兴化府的优势主体现于嘉靖以前，至嘉靖后期，漳州府和泉州府《诗》经的竞争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具体表现为：成化以前，福州府在《诗》经人数上遥遥领先；成化以后，兴化府逐渐赶超，形成两强争锋的局面，一直维持至正德十四年（1519）前后。至嘉靖初，泉州府、漳州府的人数开始增加，兴化府开始减少，福州府则略有回升，四府在《诗》的竞争中陷入胶着状态。从万历年间开始，漳州府的优势愈发明显，福州府则对泉州、兴化保持着微弱的领先。（图1）

图1 明代福建四府《诗》经中式人数的变化

整个明代，漳州府通过乡试产生的举人数在1 000余名，不及福州府半数。《诗》经人数同样如此。但因在短时期内集中爆发，故在明代后期成功赶超福州府。漳州府下辖的漳浦县，其在明代共产生举人180余名，人数在全省排名第12，其中《诗》经举人138人，排名第五，人数主要集中于嘉靖后期。与此情况相反的福州府长乐县，《诗》经总人数188名，位列全省第3，在嘉靖以前，均科《诗》经人数在5人左右，嘉靖以后，却经常出现连科不中的局面。图2绘制的两县《诗》经中式人数的变化，可以视为漳州、福州二府竞争关系下，此消彼长的一个缩影。

图2 明代福建长乐、漳浦二县《诗》经中式人数的变化

2.《易》经与泉州府的崛起

在本文统计的1 995位《易》经中式者中，泉州府831人，占比42%；福州府552人，占比28%；漳州府303人，占比15%；建宁府193人，占比10%，兴化府占比过小，在此暂不讨论。从变化趋势上看，明初《易》经竞争力最强的是建宁府，但至宣德解额制实施以后，便陷入低谷，此后虽不乏中式者，始终难现此前辉煌。福州府在明代中期保持了较明显的优势，能与之角力的是漳州府。弘治年间开始，泉州府的人数优势开始显现，与福州、漳州形成竞争之势。嘉靖十三年至嘉靖三十四年的20年间，是四府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泉州、福州两府反复更换领先地位。漳州府与建宁府则维持着一定的竞争力。嘉靖三十七年以后，泉州府迅速拉大与其他府的差距，逐渐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图3）

图3 明代福建四府《易》经中式人数的变化

泉州府在明代共产生举人1 500余名，与福州府有较大差距。其科举发展趋势与漳州府相似，均是在明代后半段发力。其下辖的晋江县，共产生《易》经举人248人，名列全省第二。福州府《易》经举人最多为福州府学186人，位于全省第3。晋江的《易》经举人主要集中于嘉靖以后，福州府学则鼎盛于成、弘之际，盛衰之间，反映出福州、泉州二府科举实力的交替。（表5）

表5 明代福州府学、晋江县学《易》经中式人数变化

3.《尚书》与兴化府优势的维持

在1 438位习《书》经举人中，兴化府856人，占60%；泉州府191人，占13%；福州府有115人，漳州府111人，各占8%。在人数上，兴化府在福建地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从图4来看，明初四府《书》经中式人数差距不大，但自宣德解额制度确立之后，兴化府的优势迅速体现出来。景泰年间的不拘额数，使兴化府的中举人数达到顶峰，其中大部为《尚书》优胜者。直至嘉靖年间，兴化的领先地位仍十分明显。嘉靖末年，泉州府《书》经人数逐步增长，至隆庆四年（1570）一度超越兴化。进入万历年间，漳州与福州的人数也有明显增加，兴化府虽仍保有领先地位，但优势已大不如前。（图4）

图4 明代福建四府《书》经中式人数的变化

通过对《诗》《书》《易》三经体现的四府关系的分析，可以对明代福建乡试的变化趋势做如下的概括。一是在分经取士制度的影响下，福建科举实力较强的四个府均有较明显的专经特征。乡试的竞争，正是围绕各经固有名额展开的争夺。二是各个地区的专经特征有较明显的阶段变化。福州府能够长期保持优势，取决于其《诗》《易》在不同时期内的领先地位。兴化府在明中期始终位居第二，一方面得益于《书》经的巨大优势，一方面来自于对福州府《诗》经份额的蚕食。隆庆以后，漳州府在《诗》与泉州府在《易》上的突出表现，在《尚书》上与兴化府的竞争，使二府迅速成为福建地区的科举“新贵”。三是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下，没有一个地区能够长期保持专经的优势。明初不拘解额时期，是各府竞相发展时期。进入宣德以后，各府处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中，有专经优势的地区往往率先脱颖而出，但优势难以长期保持。专经地区的转移意味着原有人才“高地”的衰落，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对旧有垄断局面的打破。泉州与漳州在明代后期的崛起，表明地区之间科举实力差距的逐渐缩小，福建地区的乡试竞争也呈现更为多元的局面。

三、明代福建地域专经现象的考察

活跃于明成化、弘治年间的吴宽曾道：“士之明于经者或专于一邑，若莆田之《书》、常熟之《诗》、安福之《春秋》、余姚之《礼记》皆著称天下者，《易》则吾苏而已。”［6］卷34，285文中提到的莆田，为兴化府下辖县属之一。兴化府在整个明代科举地位的不坠，正是来自莆田等县域专经的强力支持。上文的分析也表明，决定府际竞争关系变化的发起和落脚点，正在于莆田这样的县域专经。

那么，影响这些县域专经兴起与衰落的原因又何在呢？不论是此前的福州、兴化，抑或是后期的泉州与漳州，均位于福建省的沿海地区。换言之，福建省的科举发展主要取决于“海运”。对此，不少学者也曾就滨海地区的人文现象进行过考察，认为海路的畅通，海外贸易的兴起，是地方科举与人文的强心剂。［7］［8］这样一种观点，固然可以视为地方科举兴衰的一般逻辑，但却难以解释为何在沿海府际之间存在着的盛衰消长。故在此，本文拟以福州府闽县地区为对象，通过对该地区《礼》经盛衰的考察，尝试做出相应的解答。

明代科举中，《礼记》《春秋》二经应试者少，往往被视为“孤经”。原因之一在于传注繁复，不利于记诵。①“夫以其繁如此，重之传注，而训诂家更欲自传注推演之，且其得者既无取于相明，而其失者复不足以相正。有识之士乃厌弃焉。”（明）陈鸿恩：《礼记手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南京图书馆藏明崇祯四年唐振吾广庆堂刻本，第9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页。据吴宣德统计，在明代64科会试中分经录取中，习《春秋》和《礼记》者所占比例不及十分之一。［2］又据汪维真的统计，《礼记》在五经中的比例在天顺四年（1460）之前在10%到15%之间，随后降至7%到10%之间，正德六年之后降至7%以下。［9］这一比例，与福建乡试中的《礼记》录取情况大致相当。

根据《闽省贤书》记载，福建地区可统计的《礼》经出身的举人有494名。其中福州府有282人，占总数的57%，下辖的福州府学、闽县、候官县包揽全省前三名，分别为88、81、58人；泉州府有108人，占22%，下辖的泉州府学、晋江分列全省第四、五名，分别为40、35人；建宁府25人，漳州府21人，约占4%。由此可见，以福州府附廓闽县、候官为中心的区域，是明代福建科举中名副其实的《礼记》人才高地。

南宋时期，闽县便已有深厚的治《礼》传统，代表者有三山地区的刘氏三先生。②三先生分别为刘彝、刘康夫、刘藻。刘彝著有《周礼中义》十卷、《古礼经传续通解》二十九卷、《礼记大全》等书。刘康夫“以敦厚风俗，崇奖名教为己任，主乡校者三十余载，从游千余人”。刘藻著有《礼书》《易解》。（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光禄刘执中先生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5、170、173页。其中刘藻又与王普、任文荐被朱熹誉为“明《礼》者，此三人是也”［10］卷10，171。至明，以学术合辄科举者，代表人物如陈湜，为永乐十三年进士，授翰林编修，［11］卷72，1 343著有《仪礼举要》三卷。［10］卷41，491郑旭，明太祖选德望十人傅东宫，旭名第二。著有《诗经总旨》《初学提纲》《咏竹稿》等书。［10］卷41，491其孙郑亮，“家居，学徒造门问业”，开始以《礼》学传家。［10］卷41，493稍后者有邓迁，嘉靖七年以《礼记》中举，著有《礼经讲义》等，其子邓原岳，字汝高，万历十三年以《礼记》中经魁，壬辰进士，著有《礼记参衡》。［10］卷41，1 343邓氏族子邓庭曾，字道宗，撰有《礼记集解》《礼记订补》。［12］96明末有郑羽仪，崇祯癸未科进士，以《礼记》中式，有《戴记新旨》行世。［11］卷61，1167

除上述科举人物外，闽县《礼记》的成功，更得自于地方科举家族的支持。明初闽县地区共有32个进士家族，占福州府总进士家族的62%［13］，其中不少便是以《礼》传家。其中父子相传者，林钝“永乐领乡荐，会试乙榜……升江西兴国教谕，亦多所造就，《礼》经有传，自钝始”［10］卷20，507，其子林清源、林泮、林濬渊俱以《礼》登进士第。陈良弼，正统六年福州府学《礼记》举人，子陈宗超弘治十七年闽县《礼记》举人。周熊，成化四年《礼记》中乡试第四人，乙丑进士；其子周朝佐、周朝俛皆以《礼记》登进士第。张泽，成化十九年以《礼记》中乡试第五人，联捷会试［14］卷48，346，其子张孟中亦以《礼记》捷联登第。周文燫，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举人，子周仕堦，嘉靖四十三年闽县礼记举人。何伟，嘉靖元年礼记举人，子何鎣，嘉靖十三年礼记举人。

兄弟中式者，邓焯，成化元年以《礼记》中式，弟邓焲，成化十年以《礼记》中乡试第五人。［14］卷48，335、341陈良弼正统六年乡试中式，其兄陈拳正统三年中式，弘治十七年良弼子陈宗超以《礼记》中式，正德十一年其孙陈登希以《礼记》中式，联捷进士。天顺三年，李廷韶与弟廷美“以《礼》经同领乡荐”［15］卷49，346，弟李廷仪则中成化七年乡试，廷仪子李源，弘治十七年以《礼记》中式。孙承谋，福州府学万历十九年《礼记》举人，子昌裔，万历三十一年闽县礼记举人，从弟孙昌祖，侯官人，天启四年《礼记》举人。

三代以上者，如洪英为永乐十二年《礼记》举人，弘治年间，孙洪晅以《礼记》中式，“精于《礼》经，门下教授多所造就，能世其家学”［14］卷49，346，暄子世文和世迁皆以《礼记》中第，至嘉靖十三年，尚有洪英曾孙洪世文以《礼记》中举。郑鐄，正统六年辛酉《春秋》举人、子郑举，正德八年《礼记》举人、举子郑启莫，嘉靖十九年《礼记》举人。［14］卷48，322，361；卷49，376林廷庸，天顺三年广东中式，习经不详，子文琛，闽县成化二十二年《礼记》举人，文琛子志寅，嘉靖二十二年闽县《礼记》举人。［14］卷48，332、348；卷49，377也有一些科举家族，在传之数代后，改习《礼记》的，如嘉靖三十四年闽县《礼记》举人叶于佥，曾祖叶铤，成化十六年福州府《易》经举人，祖叶文浩，弘治十四年（1501）闽县《易》经举人。［14］卷48，344、356；卷49，376

上述事例中，郑旭及其家族无疑最具代表性。永乐十二年甲午科，郑旭长子郑瑛于应天中式，本经为《易》，子郑珞、郑珙，先后应福建乡试十二年、二十年乡试，分别以《春秋》《尚书》中式，子郑瑛，亦以应天中式，治经不详。郑珙孙郑济，以《易经》中弘治己酉科乡试。郑瑛子郑亮，以《礼记》中宣德元年丙午科乡试。郑亮孙郑伯和以《礼记》中弘治辛酉乡试，其“未第时以《礼》经授门下，士甚众”［11］卷49，1 007。郑漳、郑澄以《礼记》分别中正德十一年、嘉靖元年乡试。澄子郑相以《礼记》中嘉靖十六年乡试。相子郑熙在隆庆庚午科乡试中亦以《礼记》中式。从郑旭至郑熙，家族绵延八代，科甲不绝。其发迹于福建乡试不拘额数时期，郑旭于五经皆有涉猎，诸子科举也是各执一经。宣德解额制实行后，区域内的科举竞争难度陡然上升，郑亮以《礼》起家，至孙郑伯和应试时，福建乡试分经取士人数已基本固定。对于家族应举策略而言，专习《礼记》显然能够增加中举的几率，加之其他以《春秋》《尚书》《易》获得成功的支派科举之途已断，郑氏一族遂由明初的分治五经转而为专治《礼》经。

除本土科举家族外，外来学说的输入对地方科举成功亦有襄助。郑瓘，字温卿，浙江兰谿人，“成化丁酉乡荐，授闽县教谕”［16］卷53，3a，任期考满回京，登弘治三年庚戌科进士，著有《礼仪纂通》。其友人李承芳曾道：“周礼之教民兴学、选贤命士之法，温卿素有所考，而志欲行之者。”郑瓘精于《礼》，且勤于诲人，任教闽县时造就颇多。“温卿训闽时，其徒应科目而出者甚众，且屡典文衡焉。凡士之出其门者，皆著有时名。”［17］卷129，9-10在其任教期间，成化十九年和二十二年福建两科乡试的《礼记》中式者，超过半数出自闽县学。

从发展阶段看，闽县《礼记》的科举成就，大部分集中于明代中期以前。至嘉靖后，代表性的家族和人物逐渐减少。强盛如郑旭一族，在隆庆之后也是甲第乏人。从具体人数来看，隆庆以前，闽县《礼记》共产生了67名举人，占其明代《礼》经中式总人数2/3以上。可见，隆庆之后，闽县《礼》经在科场中已不具优势。

从表6二府《礼记》人数的变化关系可以看到，嘉靖后期，随着泉州地区科举整体实力的提升，其《礼记》人数也开始相应增加，并且在万历年间，一度压制了福州地区。闽县《礼记》在隆庆以后的衰落，与来自泉州地区的挑战密不可分。以《礼记》人数排名全省第五的泉州府晋江县为例，该地区的35名《礼记》举人中，7人是在隆庆以前产生的，而从万历元年至万历二十二年的8科乡试中，便产生了14名举人。万历初期，是晋江《礼记》的一个“爆发期”。那么，这样一种“爆发”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表6 明代福建福州、泉州二府《礼记》人数变化

在有关泉州科举的记载中，有二人无疑值得注意。一是本地人林嶤，其曾在闽县从邓焲讲《礼记》，“尽得蕴奥，以授泉士”［10］卷68，669。不过林嶤二子，林性之与林一新，分别在嘉靖元年与嘉靖十六年考中举人，所业本经仍是泉州所专之《易》［18］卷56，1 464，由此也可见师承自闽县的泉州《礼》学，竞争力似乎有限。另一人为常熟陆一凤。一凤祖陆隆恩、曾祖陆容皆以《诗》经取科第，父朝介为生员，至其改习《礼》经，嘉靖三十一年举人，八上公车而不中，谒选得授泉州府推官，万历二年到任，万历七年卒于任上。其孙陆问礼、陆崇礼先后以《礼记》得中。在泉期间，其学深为陈鸣熙、何乔远等人敬服，刻《三礼奥义》行于泉。［19］卷90，300-301其中，何乔远与兄乔迁同中万历四年乡举，陈鸣熙、弟鸣勋、鸣烈先后中万历七年、万历十三年、二十二年乡举，均以《礼》经中式，鸣熙子昆奎又以《礼》记中万历三十四年举人。值得注意的是，何乔远父何炯，精擅于《易》，“士从游者以数百人”［10］卷41，493，有名者如嘉靖十九年举人翁尭英、王承箕，嘉靖三十七年举人沈维龙等，均以《易》经起家［10］卷60，614；卷75，722-724，何氏兄弟放弃家学捷径，改经取胜，陆一凤显然是有提携之功。［18］卷66，1 725

相较于林嶢对闽县《礼》学的输入，陆一凤的到来与早逝，或可视为泉州《礼记》科举在万历初年短暂爆发的原因。何氏兄弟尽管以《礼》起家，但其后人并未坚持下去。何乔远子何九云、何乔迁孙何运亮，均以《易》中万历四十年、崇祯十五年乡试。这一变化，意味着泉州士子对于《礼》的选择，也可能是“迫不得已”的策略。对此，嘉靖三十一年中举的泉州人李贽深有切体会，其谓：“余自幼治《易》，复改治《礼》，以《礼》经少决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书》，竟以《尚书》窃禄。”①“余自幼治《易》，复改治《礼》，以《礼》经少决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书》，竟以《尚书》窃禄。”［明］李贽：《李温陵集》卷11《易因小序》，《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44册，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151页。李贽的两次改经，显示了其在泉州《易》经强手环伺下的变通。由此也可以理解尽管有家学渊源，何氏兄弟仍会选择改习他经。然而即使这样，在万历四年之前，何乔迁也是“屡蹶棘闱，每放榜，二人辄废箸”［18］67。而陆一凤的到来，竟成何氏家族命运转圜的契机，其所传入的《三礼奥义》，遂成为地方士子的决科之利，地方科举的面貌也随之一变。

四、结 论

福建为明代科举的领先地区之一，其科举表现一直受学界所瞩目。本文以《闽省贤书》基础，在统计明代福建90科乡试录取情况的基础上，以专经为视角，进一步梳理了明代福建各府的中式人数，分析其变化趋势以及竞争关系，得到以下三点认识。

一是明代福建科举格局的变化，主要呈现为前期福州府的一家独大，至明中期变为福州、兴化两府争锋，万历后再变为泉州府、漳州府崛起的变化过程。这表明，地方科举的优势并非一成不变，对于明代科举人才地理研究而言，除把握地方科举的整体状况外，还需注意其兴衰变迁，方能更准确地定位地方人文的历史地位。

二是上述科举优势地区，均存在明显的专经特征。福州专《诗》，兴化好《尚书》，泉州重《易》。而各个地区人数的消长，又取决于各地专经实力的变化。福州凭借《诗》经称雄明代前期，但至成化以后，逐渐为兴化所赶超。至嘉靖以后，漳州等地的迅速崛起，加速了福州府科举优势的丧失。长期位福建科举第二把交椅的兴化府，则因漳州、泉州等在明代后期《尚书》方面的强势表现而逐渐低落。凭借着隆庆以后《易》经的突出表现，泉州从明初的中游，一跃为福建科举的“人才高地”。

三是对于地方专经的微观考察可以发现，闽县《礼记》的成功在于早期历史积淀下大量科举家族的支持。这是地方治经文化对于科举的直接影响。泉州《礼记》的崛起则表明，要想撼动领先者的地位，转益多师是一种可行的方法。这既需要数代科举人士不懈的努力，又需要恰当的“机运”。当本土的科举文化遭遇外来学说的影响，尤其是在杰出科举人物的带动下，有可能实现人才数量上的“弯道超车”。

王汎森在《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一书中提到，在人类历史天空中，大师们往往是成群地登场，一时间群星璀璨的答案在于物质条件与心理素质的强大支持、“群聚效应”“带跑者”所发挥的效应，还有同侪之间健康的竞争兼合作关系的激发等，不过其并未将这些观点做进一步的证释。［20］252福建地方科举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人才数量阶段性与集聚性现象，或许多少能够对这一问题做出些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