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修真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

正统元年（1436）春会试，翰林院侍讲学士，江西泰和人陈循出任考官，面对纷纷落榜的士子，不由发出“弃璧之叹”：

有司奏定以四方分为南北中三等取士，榜所取止于百人，南十之六，北十之三，中十之一。又分经之多寡，每经七取其一，《书》最多，《诗》次之，《易》《礼》《春秋》又递次之。左限右隔，是以各方之士同治一经，往往自相战取先后。虽有该博之学者，不得以此而胜彼，虽无超卓之才者，亦可以此乙而胜甲。定制所在，纵智者亦无如之何，此余所为不能无弃璧之叹也。［1］143从陈循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影响明代科举取士的两个重要设计，一是分卷录取，二是分经录取。本文讨论聚焦于后者。现有研究已证明，明代从乡试至会试中，士子录取，按照五经各自比例进行。［2］［3］因此“各方之士同治一经”者，需“自相战，取先后”。治《易》者不会与治《书》者“同场竞技”，即使前者学识远胜于后者，也会因本经名额“定制所在”而落榜，是故，陈循才会有“弃璧之叹”。这也意味着，在考察明代科举取士的录取结果时，除地域因素外，需注意因“同治一经”而引发的竞争关系。

由分经取士所引发的竞争关系及其表现，学界目前的讨论尚不多见。事实上，尤其是在乡试层面，因地方士子面临的竞争激烈程度要远高于会试，①据学者研究，明代会试的平均录取率在8%左右，乡试则要低至4%左右，而参加乡试的生员数目更是远远大于会试人数。见郭培贵:《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