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吉军

（续上期）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没有一个朝代能与宋代比民富、民乐，宋代是一个生活品质最高的朝代。如果说唐代是一个尚武、鲁直、坚强、组织严明的社会，那么宋代就是一个活泼、重商主义、好享乐的社会。在这一时期，民间的社会财富比前代呈现飞跃性的增长。如宋真宗时期的宰相王旦就自豪地指出：“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唐代人惊艳的华丽器物，到宋代已经是百姓的寻常之物。沈括在《梦溪笔谈》卷14中说道：“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如贯休《富贵诗》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嘲笑唐人贫眼，没有见过世面。

统治者也大力鼓吹及时行乐的世界观。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公开对开国功臣们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他以丰厚的赏赐和累世的富贵，要求开国功臣们“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从此以后，两宋上层富足权贵奢靡放縱的享受之风一直不衰，并且这种奢靡享乐之风一经沾染，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自上而下在全民中弥漫幵来，即使是对于绝大多数中下层市民来讲，也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记述：“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己，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