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惟卿

苏轼对自身醒醉心态的定义最初见于其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的作品《和陶饮酒二十首》：“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并且苏轼还生动地表达了这种饮酒心态下的心境感受：“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苏轼反对魏晋名士式的狂饮滥醉，他欣赏的醉酒状态是“清醒的醉”，即不醒不醉、亦醒亦醉的“醒醉”状态。

这种饮酒心态的形成，一方面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即苏轼的酒量确实较小。《书东皋子书后》中载：“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若以酒量大小论高低，那天下饮酒之人必定都能胜过他。另一方面则与苏轼的人生态度有关。而苏轼的人生态度及生命精神，恰恰与禅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轼关乎“醒醉”的诗词创作中能明显见得其受到禅宗精神内核的诸多濡染影响。万物皆空的禅宗宇宙观，使苏轼词于“醒醉”中领略人生如梦的哲学理趣;“但无妄想，性自清净”的禅宗内在心境追求，使苏轼词于“醒醉”中寻求随缘超旷的人生态度;“本心顿悟”的禅宗物我直觉观照，使苏轼词于“醒醉”中成就淡泊自然的词风。可以说，苏轼词中体现的“醒醉”饮酒心态，恰恰是其禅宗思想的外化。而正是由于其与禅宗思想的不解之缘，“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能充分体悟酒之真正理趣，苏轼真可称得尼采笔下的“酒神艺术家”了。

一、人生如梦：于“醒醉”中领略宇宙哲学

“人生如梦”“人生如寄”原是中国文人的常规慨叹，前者主要反映了人们在空间存在中对个体生命实在性的探寻，后者则反映了人们在时间流感中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