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虽然已有近20年的历史，但王明的教条主义挟共产国际之威，在党内还在流行。王明的教条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严重脱节，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本身没有得到理论的提升。

虽然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政治、组织、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但党内由于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对于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还认识不足，没有大张旗鼓地明确提倡。以当时的《解放日报》为例，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相关消息，分别发表在第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而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在版面中只有300字。

193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在1937年以前入党的只剩下数万人，而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到20世纪40年代初，党员已迅速发展壮大到近百万人，但新党员有各种成分，新党员思想的纯洁性教育问题变得突出，还有新老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也同样变得突出。

此外，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早在1939年，国民党就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加以封锁，到1942年更是加强封锁。日军则在1941—1942年对华北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这些成为党所面临的巨大困难。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指出：“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