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日]

我原本打算写一篇探讨科技进步如何影响文学的随笔，却发现那是一块啃不动的硬骨头，只好将“文学”换成了“推理小说”。仔细想想，出道十七年以来，我从来就没有在意过“文学性”，即便偶尔提及，也对何谓“文学性”感到一头雾水。

那么，科技进步对推理小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答案是彻头彻尾的颠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手机的普及。

比如，有人在荒郊野外发现一名男性死者。经检查，他的死因是后脑勺遭到重击后引发脑出血。这是否是一起命案尚无定论，但警方查明，在死者被发现前的十分钟左右，他曾给妻子打过一通电话，并得到后者证实。然而，距离死者最近的电话机也有超过一小时的路程，他究竟是怎么联系他的妻子的？

假如是若干年前的推理小说，单凭这一谜团便足够吸引读者了。警察或侦探必须绞尽脑汁发散思维，来解释这种乍看之下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可惜时过境迁。我能断言，如今的读者再也不会对上述状况感到好奇。参与查案的警察会毫不犹豫地去搜寻手机，否则读者也会感到疑惑不解。如果找不到，他们也会像读者那样怀疑手机是被人拿走了，使线索变得毫无悬念。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不过伴随着手机的登场，古今作品中众多的电话诡计大都丧失了意义。当然，故事本身并不会因此变得乏味，只是读者在阅读这类小说时必须考虑时代背景。

同病相怜的还有相机。与电话一样，在照片上做文章的机关谜题数不胜数，但用到的无一不是老式胶卷相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套路是，犯罪嫌疑人为了主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拿出一张在远离犯罪现场的地点拍摄的照片，上面除了他本人，还印着确切的时间和日期。一旦照片被认为是真的，嫌犯便不具备作案的可能。侦探必须挖空心思查明其中的蹊蹺，让案情水落石出。

可今后就算想到类似机关，恐怕也不能写进小说里了，毕竟数码设备已经成为主流。虽说胶卷相机不会消失，但轻巧方便的数码相机进入了千家万户，恐怕读者很难再接受在照片上动手脚的诡计。电脑修图技术日新月异，连数码照片能不能算证据都要打上问号。要是作品中的人物非用胶卷不可，必然会让读者感觉不自然，使故事散发虚假的味道。

影响推理小说的不光是电话和相机这些小工具，日趋发达的交通手段同样不可忽视。

假设甲乙两地之间的最短电车路线要耗费五个小时以上，某位作家却想出了精彩的手法，能让身处甲地的凶手犯下命案后只花四个小时就赶到乙地。于是，兴奋不已的作家疯狂敲打键盘（或是奋笔疾书），满怀希望地认为读者会为自己的故事大吃一惊。没想到就在他即将完稿的前一刻，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新开放的列车线路将两地的车程缩短到三个小时。面对这条新闻，作家只能含泪弃稿。

科技进步对推理小说的影响何止是在诡计方面，真正的重点还是在剧情发展上。

与普通小说不同的是，在推理作品中，人物的行动往往都经过计算。有时为了使故事更加有趣和刺激，作家会在人物之间刻意制造意外。比如让某人错过与一个重要角色之间的会面，甚至联系不上对方。可是，手机的出现让这一切变得困难重重：对现代人来说，搞错会面地点而耽误重要约会几乎是无稽之谈。因此，作家要么创作出没有手机的登场人物，要么让他们身处信号不通的地方。然而，随着手机的普及率不断上升，出门不带手机越来越不可能，信号的覆盖范围更是逐年扩大。

不久前的一次聚会上，有位作家发愁道：“我想让一个刚回国的人物在机场里联系不上自己的恋人，可是对方有手机呀，真伤脑筋。得想办法让电话打不通才行。”

那么，科技进步是否增加了推理小说的创作难度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不妨说，条件上是利大于弊。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人们从未想象过的新型犯罪手段，让整个社会面临难题。可是在与犯罪打交道的推理作家看来，那仿佛是一座新的宝藏。过去，两个陌生人突然变得亲密无间是难以想象的，但随着交友网站热潮的兴起，类似的情节创作变得轻而易举。

手机和数码相机的普及也给新的诡计提供了成长的土壤，便利的交通使得故事的舞台大幅扩展。

然而，作家也不能满足于追随新型作案手段的步伐。一旦有新技术出现，我们必须比真正的罪犯更加热心地思考它给犯罪带来的影响，以及可能引发的新型案件。假如能构思出让警方都倒吸一口冷气的犯罪计划，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来说，也是为社会做了贡献。

不过，很少有作家能对现实中尚未发生的犯罪案件先知先觉。我们往往和警察一样，直到事后才对其中的手法恍然大悟。试问，有谁会想到用吊车去拆毁ATM机呢？

我看着电视新闻，不禁胡思乱想：琢磨出这种新点子的罪犯要是去当作家，没准能写出非常有趣的推理小说呢。

摘自《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