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有人说，苏轼的困境，来自小人的包围。

这固然不假，在苏轼的政治生涯里，从来没有摆脱过小人的围困。实际上，造成苏轼一生政治悲剧的，非但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那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敌——王安石。

当时的宋朝，虽承平日久，外表华丽，但内部的溃烂，却早已成了定局。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写下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陈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正是这纸万言书，一举奠定了王安石后来的政治地位。

宋神宗赵顼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 年）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熙宁元年。四月里的一个早晨，宋神宗召请46岁的王安石入朝，那一年，宋神宗19 岁。宋神宗问王安石：“朕治理天下，要先从哪里入手？”王安石神色不乱，答曰：“选择治术为先。”宋神宗问：“卿以为唐太宗如何？”王安石答：“陛下当法尧舜，唐太宗又算得了什么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的效法者不了解这些，以为高不可及罢了。”

自那一天起，年轻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几乎罢免了所有的反对派，包括吕公著、程颢、杨绘、刘挚等。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苏轼初出茅庐（官居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却站在反对王安石的行列里。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

苏轼知道，无论多么优美的纸上设计，在这块土地上都会变得丑陋不堪——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终于变成盘剥农民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