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科曼

我还记得当时那个令人兴奋的场面：讲台下是一个个全新的面孔，像一张张白纸，等待我去塑造他们的未来。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只是回忆。

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年轻，说真的，不比那些孩子大到哪儿去。我想说，做一名教师远远没有教课那么简单。那可以说是一种召唤，一项任务，一个不折不扣的、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可惜我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当时一心想获得年度优秀教师的称号，当然，最后我也如愿以償了。

但是，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麻烦开始了。

话说回来，要是再来一次那样的开学，我绝对兴奋不起来。让我这颗55岁的老心脏维持跳动的小安慰就那么一点点：下午三点半放学前的那几秒钟，还有早上醒来发现今天是星期六，或是天气预报嘹亮地播报道：受暴雪影响，学校停课……

对我来说，最美妙的词就是“退休”。开学的第一天，其实就意味着十个月后离开学校。

我年轻时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样一位教师：与数字较劲，与公式叫板，然后盼着赶紧下课，跟学生说再见。

但现在，我就是这样。

我喝咖啡用的是一个大缸子，其他老师叫它“便盆儿”，但我对此很不屑。他们抱怨我透支了教员的咖啡经费，因为我喝的咖啡比他们多。

尽管这里的学生确实不怎么样，但是教育这帮学生的部分老师更不地道，他们就不晓得“同事”一词的含义。我觉得，就算他们想要给你一些帮助，恐怕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克米特先生。”

我和撒迪厄斯博士在教务处里面对面站着，他那套价值三千美元的西服看上去很合身。他是教学主任，发号施令的大佬，还自认是个传奇人物。

校长克里斯蒂娜·瓦格斯站在他旁边，对我说：“很高兴见到你，扎卡里，暑假过得怎样？”

“热啊。”我说。她还在微笑。我要防着点儿这种皮笑肉不笑的主儿。撒迪厄斯是在利用她办自己那点儿龌龊事。我能感觉到有大事要发生了。

“教学计划有变，”教学主任发话了，“克里斯蒂娜会告诉你细节。”

“你知道吗？玛丽·安吉拉多离开了校区，”校长说，“所以，我们想让你接替她的职务，接手八年级自律特别班的教学任务。”

我盯着她：“就那个捣蛋鬼班吗？”

撒迪厄斯博士做震怒状：“不要这样叫他们！”

“这个学校的每个老师都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学生，”我反驳道，“这样的学生，你只能放弃。他们在六年级和七年级或许还有救，但您对他们放任自流、疏于管理，直到他们成为学校里的老大难问题。”

克里斯蒂娜也承认：“他们的确是一群难以驯服的孩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接管此班的原因。”

“当然，”教学主任和蔼地接过话头，“如果你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他的意图很明显了，这就是事情的全部。撒迪厄斯知道我过了今年就可以提前退休了，他不想让校区永远为我买单。

克米特家族年龄最小的也要活到95岁，我祖父今年已经106岁了，他至今都还在沙迪派恩斯的一家沙狐球俱乐部任主席一职。这就是他们把捣蛋鬼扔给我的原因，他们对我的教学经验不感兴趣，他们只要我辞职。

我注视着教学主任那毒蛇般的双眼：“你只是想在符合提前退休的条件前赶我走。”

他一脸无辜：“你已经准备退休了吗？我觉得你还年轻啊。看看曾经发生过的泰拉诺瓦事件吧，媒体的关注，公众的抱怨……真是丑闻！”

此事一点儿不假。

对于杰克·泰拉诺瓦，撒迪厄斯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也不会忘记他，即便这不是我的过错。或许我也有错，毕竟他是我的学生，事情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发生了。

在我看来，撒迪厄斯就是个伪君子。那时他还不是教学主任，而是现在克里斯蒂娜的位置，当时他是校长。

那时候，学校里的一个班在镇上获得了全国学业能力考试第一名。此后，不论是事迹访谈，还是杂志的人物采访，他都要抓住一切机会大谈特谈。

但凡公路出现车辆，一准儿是采访最佳校长的移动电视转播站。

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叫杰克·泰拉诺瓦的孩子盗窃了考题，然后以十美元一份的价格卖给同班同学，所以他们得了高分，但这是作弊。事情败露后，你觉得撒迪厄斯会像接受赞扬一样去接受批评吗？

绝对不会！

当然是由老师收拾残局，而我就是这个倒霉的家伙……我的班级给整个格林尼治中学“露了大脸”。

表面上，我的育人工作照常进行，没人吊销我的教师资格，没人扣我的工资，也没人把我踢出工会。但所有事情都大不一样了：每当我进入教师办公室时，他们就会停止交谈；同事不再正视我；行政部不断变换着我的授课科目，第一年是英语，然后是数学、法语、社会课程，再然后又是体育课，搞得我焦头烂额……

我开始变得闷闷不乐。就算这不是校方的错，可它也确实影响到了我的个人生活：与菲奥纳·贝特尔斯曼的婚事泡汤了。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完全陷入了抑郁的深渊。

对我来说还有一件最重要也是最恶心的事：上课。

它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个恶劣的玩笑。是学生不听讲吗？其实也还好。

是我真的不想讲课了。为了生计，我要做的只是出现在课堂上。

到明年6月，我就可以提前退休了，彻底远离现在这一切。

但现在，撒迪厄斯的小算盘是，我会为了躲避这些捣蛋鬼而提前一年离职。很明显，这位教学主任不清楚自己的对手。我会高高兴兴走进117教室，根本不会满足他轰我离开学校的心愿。

我把目光从教学主任移到校长那里，再拉回到教学主任身上，说：“我喜欢挑战。”我说完就端起“便盆儿”走了出去，而且特意将大瓷缸子端平，生怕将里面的咖啡溅出来脏了我自己，也毁掉这一出好戏。

我在这所学校待了三十年，但从没踏进过117教室半步。我知道教室在哪儿，体育课就是在那附近上的。总要有人在这所学校的边缘任教，而我决定接受挑战。

这就是校方试图撵我走的阴谋，但绝对不会奏效的。这帮孩子到底能恶劣到什么份儿上呢？行为不检点？听讲问题？少年犯罪？撒迪厄斯真的认为我这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学生吗？态度不端正？在这一点上，这些孩子生来还没有我一半坏。

记住，只有你强迫他们学习时，他们才会有攻击性。我很早就放弃教育他们了，从此，我们的师生关系陷入了冷暴力：我们互相看不上眼。但只要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会相安无事，各取所需——我可以提前退休，八年级特别班的学生可以升到九年级。

这样我就又赢了一分，因为校方巴不得让他们全退学，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犯了什么无法原谅的错误。

我走进了新接手的班级。

垃圾桶里火焰熊熊，烟顺着窗户飘了出去。几个孩子拿着铅笔当扦子，戳上一团棉花糖，玩烧烤。铅笔被点燃。有一个爱玩火的熊孩子在练习烧烤，好奇自己能否把橡皮点燃。有个胆小的家伙跑出教室，藏在草丛里，瞪着恐怖的大眼发呆。还有个孩子趴在桌上睡得很沉，身子都快要滑下去了，对周围发生的事全然不知。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老师一来，所有人都不会再嬉皮笑脸，而且双手放好，坐得笔直。但这些孩子可不是这样。即便我穿着海军陆战队伞兵的滑雪服出现在他们面前，这帮家伙也不会理睬我。

我溜达到垃圾桶前，看着火苗，把大瓷缸子里的咖啡浇在火堆上。火灭了，还发出嗞嗞的声音。117教室安静了下来。

“早上好，”我环顾着整间教室，“我是你们的老师克米特先生。”

就等明年的6月，还有十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