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明

摘要：作为一种稳定的叙述秩序，探勘普遍人性、揭示社会人生是文学“经典”常涉的主题，而“文学性”“可重读性”或“可写性”标准的落实，则意味着经典秩序的形成，这一秩序的确立为文本的普遍性接受提供了依据。在文本终端聚合“经典阐释”，从康德的“审美判断”出发挖掘文本的潜力和可能性，使发现经典成为可能。以此为尺度，《棋王》《树王》《孩子王》成为“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代名词，被认定为“寻根文学”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阿城“三王”;寻根;经典;抒情;世俗;传统

“一般而言，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选择和过滤行为。它从不是自明的，而是权力争夺的场所。是通过某一部作品某一种言说获得话语权的问题，与时代走向、社会发展、新的精神氛围的建构密切相关。”^①上述论断所蕴含的文化逻辑，是指经由“共鸣”或“共情”，在普遍性的艺术法则中找到最大公约数，从而被“集体”“大众”认可。不过，测绘个体生命经验、发掘普遍人性、揭示社会人生，业已成为文本被合法性接受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在文本终端重新聚焦“经典阐释”，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常规路数。或者说，在倾斜的文学场中，文化选择、话语的命名权，不仅演绎了文学经典的接受史，更组成形成史的生产过程。因此，《伤痕》《班主任》成为“伤痕文学”的同义词，《剪辑错了的故事》成为“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乔厂长”成了“改革文学”的代言人。有意味的是，这些小说无不是以“革命”和“现代化”为叙事前提，在阿城所说的“共和国情感模式”下运作，勾连着卡斯托里亚迪斯陈述的“社会的想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