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勤

最近，有个问题令我伤透脑筋。导演亚历克斯·奥莱（Alex Ollé）在悉尼歌剧院把威尔第的《假面舞会》重构为一个犹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创作的反乌托邦式的噩梦而获得巨大成功。他更在东京新国立剧场把普契尼的《图兰朵》改头换面，注入卡夫卡式《城堡》的氛围，更添上埃舍尔（M.C. Escher）的视觉效果，令故事升华，讥诮权力斗争的意味更浓。为什么上月在巴塞罗那利索大歌剧院执导的《波希米亚人》却显得……怎么说呢，有点儿怀旧？

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显得那么现代：鲁道夫正在笔记本电脑上笔耕不辍，帮咪咪找钥匙的时候他手执者强光电筒（鹅毛笔与蜡烛都太19世纪了！）。剧中也有新冠疫情的影子：当合唱团出现时，几位“警察”走出来确保各人群保持了社交距离。奥莱是土生土长的巴塞罗那人，所以特别眷顾自己的家乡：普契尼笔下那些艺术家本应在巴黎左岸生活，却被空降至巴塞罗那的新城区波布雷诺（Poblenou，曾是工业区，现在却以“波希米亚”的时髦风格驰名）；莫墨斯咖啡馆摇身一变，成为位于市中心加泰罗尼亚大道上的那种半露天式餐厅。

准确地说，这个制作的古雅风格大体源自导演选择的呈现手法。从叙事角度来看，奥莱摒弃了与原始叙事相类似的现代主义（或现代派）；他更多地强调故事本身的具体元素，以构建出一种自然主义的叙事节奏。从大体的演出模式来看，制作恢复到了新冠疫情前的艺术标准：整部歌剧没有删减任何段落，中场休息如常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