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衢

历史上，儒学的两套经典系统“五经”与“四书”是交替出场的，汉唐重“五经”，宋明重“四书”。晚近以来，“港台新儒家”重“四书”。“大陆政治儒学”认为自己关心的是“古今问题”，相对于“港台新儒家”关心“中西问题”而言，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话语范式和思想谱系，在经典系统上昌言倚重“五经”。平情观察历史，时代问题的存在及其化解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东西方文明冲突对话的时代开始至今不过一百多年，“港台新儒家”面临的“中西问题”并没有结束，毋宁说在全球化时代，这反而是一个永久问题。退一步说，即使到了时代问题发生转换之际，“五经”和“四书”中除了有应对特殊时代问题的思想资源，也有解决人类文明永恒问题的思想资源。推崇“五经”而贬退“四书”，对于解决时代问题和继承经典永恒价值未必是周到而有利的选择。在此学术与时代背景下，《四书通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发扬源远流长的“四书学”，不但凸显了他独到的问题意识，而且展示了别具一格的理论特点和现实关怀。

道贯“四书”：通达古今的传道宗旨

儒家的学术格局是“内圣外王”，“五经”“四书”都包含了“内圣外王”之学，而略有侧重点之不同，“五经”侧重“外王”之政治学，“四书”侧重“内圣”之心性学。这意味着如果要发挥儒学的普遍真理，就要对“内圣外王”都加以强调，尤其不能放弃“四书”内圣学之于“五经”外王学的基础意义。在“内圣”心性与“外王”政治的两种区分之间，始终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这就是“道”，心性和政治都以天道为本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