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超 岳奥博

(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重庆 400044)

我国于2011年开始启动智慧城市的规划布局，各部委先后发布了智慧城市发展指导意见并推动试点城市建设。截至2020年4月，国内智慧城市试点数量累计已达749个，进入以创新驱动为标志的智慧城市快速发展时期[1]。但随着发展规模不断扩张，智慧城市在部分地区的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发展主线偏离和失焦、重复建设以及配套制度滞后等问题[2]。社会经济的有序运转有赖于政策的有序调控和引导，智慧城市健康发展亦是如此。智慧城市建设的有序性不仅依赖政策制定者的经验知识，更是取决于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及政策手段的科学合理运用。然而，诸多学者指出当前面向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导向模糊性[3-4]、本土化区域特色的缺失以及缺乏自下而上的组织方法与参与方案[5]。这也正是说明了智慧城市的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亟需明确既有政策的意图导向、工具手段及其演进历程，为政策体系的健全提供理论依据。

对智慧城市政策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发现，国外相关文献多集中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政策作用的论证[6-7]、单个智慧城市政策文本的剖析[8]，尚未对智慧城市政策文本进行系统性分析。相较而言，国内对智慧城市政策文本分析则更为完善。学者们聚焦于政策概览[9-10]、政策工具[11]、单一主线的演进[12]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但梳理现有研究发现，虽然当前学界对智慧城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