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飒， 张二震，2

(1. 南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南通 226019； 2. 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运输与通讯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国际分工逐渐由以产品为界的传统分工模式转变为以“要素”为界的要素分工模式，即一件最终产品的全部价值已不再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本土要素所独自创造，而是多国以“优势要素”共同参与的结果[1]。经济全球化从贸易的全球化逐渐演变为投资的全球化，以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2]，跨国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替代单一国家的本地生产成为主要生产模式，由此也对全球经贸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投资壁垒、服务贸易壁垒、边境内措施等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于民族国家本地化生产基础之上，“没有能够跟上现实发展，从而制定出管理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和服务的一整套新规则”[3]，远不能满足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全球化治理的内在诉求，各国纷纷诉诸于区域性的诸边治理体系以消除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中面临的制度障碍。据WTO的区域自贸协定数据，截至2021年4月10日，全球区域贸易协定已高达554个，其中已在生效的343个。在亚洲地区这一趋势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测算，目前全球范围内涉及亚洲经济体的FTA数量占全部FTA数量的一半以上[4]。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回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