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艺丹 陈 洁 张绘洲 葛金妍 赵晨雨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宁波 315100）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老龄化问题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国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本国老龄化的研究，Attane和Isabelle提出人口增长的放缓、政府对私生活的控制以及新的人口问题（如老龄化）正在出现，严格控制生育率的政策是否仍具有可执行性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向；Cho和Nam等人认为，因韩国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协调一致的政府政策和方案将发挥重要作用。

国内学术界对关于青年婚恋观与生育观的学术研究成果较多，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大学生婚恋观与生育观的研究。冯花认为90后大学生的恋爱人数呈上升趋势，恋爱周期短、频率高，同时还具备多样化、开放化等特点。郭怡喆等指出当代大学生的婚恋观点不再拘泥于老一辈的思想，丁克思想也随之出现，他们更加追求自由、平等、开放的爱情。朱洪翠等聚焦新时代大学生，发现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已成为主要生育阻力；二、影响当代青年婚恋观、生育观的主要因素。张丽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方面来分析，不仅个人性格等会影响青年的婚恋观，家庭氛围、同辈群体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学校、媒体等社会环境应加强引导传播积极的婚恋观念。赵梦晗研究发现二孩生育意愿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夫妻教育婚配类型上呈现出U型的分布特点。

以上研究从恋爱、婚姻、老龄化各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没有系统地将婚恋观与生育观联系起来，探索在新时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当代中青年多元婚恋观生育观对低生育率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新时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青年群体，经历了多元文化思想冲击，其婚恋倾向和生育观念趋于现代化，注重凸显个人本体价值。青年婚姻市场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因此需要更多的实证调查数据加以验证、对比与分析，进而扩展和充实婚恋观、生育观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捆绑研究。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方案采取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结合的方法。首先，统计宁波市人口总数，确定样本框和最小样本量；其次，分区域（区、县、市共10个）分层抽样以确定样本量；最后，统计社区总数，并随机抽取样本。

1.1 研究方法

1.1.1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采取线上线下结合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由于今年疫情限制外出，本次调查安排以线上调研为主，组员5人每人发放200份问卷，并对问卷进行编号，总计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872份，有效问卷654份，收回比率为87.2%，问卷有效率为75%。

1.1.2 数理统计法

本研究在实施前进行了严格的抽样设计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并通过预调查分析其可行性，使用若干统计方法，如频数分析、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对调查数据进行合理有效的数理化分析。

本项目通过梳理恋爱观、婚姻观、生育观的逻辑关系（见图1），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从婚姻观和生育观两方面入手，来找寻造成生育率低的深层原因即有效的应对措施。

图1：恋爱观、婚姻观、生育观的逻辑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综合年龄、学历及婚恋状况等个人基本情况的分布，本研究的受访者主要集中于18-35岁中青年适婚群体。这部分人在文化繁荣的时代背景下，追求自由开放的新婚恋观念。晚婚、不婚、追求自我体验感等增加了新时代的不同婚姻形式。本文抽样的样本在学历、年龄、性别三个方面呈现出差异化，此次调查的样本分布总体合理。

2.1 婚恋观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新时代中青年的晚婚想法偏多，有8%的受访者周围有非常多的人抱有“不想恋爱甚至不想结婚”的想法，还有40%的受访者选择了中立。由此可以看出，适婚群体对于恋爱和结婚持消极态度。

通过交叉列联发现，年龄、学历与产生不想婚恋想法呈正相关关系。年龄在24-29岁的适婚青年向往单身生活，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对于结婚生子的意愿并不强烈。而高学历人群也不再拘泥于以往“传宗接代”的想法，而是更加注重自我提升，实现个人价值，也十分重视择偶对象的内在发展。其次，高学历的人群因注重个人发展，不想花费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认识和结交更多的异性，所以接触到异性的机会也就更少。

通过受访者对现在或未来生育强烈程度的分析，发现大部分受访者对于生育意愿的态度偏向于不强烈与很不强烈，受访者中只有18.5%的中青年持乐观态度，并且接近50%的人持不强烈的态度。而35岁以上的群体因其错过生育黄金期，对生育持“随遇而安”的心态。

现代人选择不生育的因素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人们首要考虑的因素是“没有充足的时间或没有人帮忙养育孩子”，其占比为73.7%，“迫于家庭经济压力”，其占比为65.29%。一部分人受限于自身的经济条件，没有信心给予孩子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和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另一部分人是由于对他人做父母的过程、教养模式的观察，而做出不要孩子的决定。其中“家庭关系不和睦（如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等）”和“不喜欢小孩子”占比20.95%和18.96%。

2.2 受访者选择晚育（不育）的回归分析

晚育甚至是不育是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生育意愿降低进一步导致出生率降低。以生育意愿为因变量Y，以影响生育意愿的各个因素为自变量xi，探讨哪些因素对生育率有显著影响，影响发展x1、经济条件x2、抚养时间x3、二人时光x4、不喜欢小孩子x5、自身因素x6、福利政策x7、家庭关系x8、结婚意愿x9、选取这9个因素作为影响因素。由于较多的影响因素之间可能会互相影响，因此首先对因素作降维处理。

根据方差分析可得F值为9.923，F>Fa(k,n-k-1)，显著性为0。由此可知，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接下来，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 x1，x2，x5，x6，x9的 p 值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x3，x4，x7，x8的 p 值大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不够显著，不通过检验。因此，剔除 x3、x4、x7、x8再进行一次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Y=3.359 0.231x1+0.277x20.221x30.348x4+0.326x5，影响发展x1、经济条件x2、自身因素x3、结婚意愿x4所显示的系数较大，而得知这四项因素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

2.3 受访者选择晚育（不育）的因子分析

当今时代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但随之而来的老龄化也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为缓解人口老龄化日益显著的问题，本文选取了8个具有代表性措施，依次为：学校给予正确的生育观念x1，适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x2，惩罚政策x3，对进行试管婴儿的夫妻进行补贴x4，为养育成本提供一定补助x5，适度延长生育假，提高生育津贴发放水平x6，加快母婴市场、托管服务业发展x7，增加生育福利x8。

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两大因子：资金投入因子f1、政策导向因子f2、通过逐步回归我们进一步得到相应的因子得分的回归模型：y=1.238+0.129f1+0.256f2，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政策导向因子的系数比资金投入因子大，可见政策导向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更为突出，这并非是说资金投入因子不可取，它仍然对增强生育意愿有促进作用，应该以有针对性的政策导向为主，定向资金投入为辅，两者相互补充协调，改善生育欲望的低迷状态。两者相辅相成，社会才可以最终降低家庭生育成本，提高生育水平，为未来社会发展储备人口红利和丰富的人力资源。

3 结论与建议

从理论层面来看低生育率和低结婚率是中国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一是育龄女性人数的不断降低、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二是女性生育意愿下降。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要想终结目前“恐婚”和“恐育”的局面，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既需要各路媒介对适婚青年观念的正确引导，也需要政府出台各种鼓励政策。

3.1 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将婚恋教育纳入高校教育体系，强化高校在大学生婚恋观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以及青年对情感生活的尊重意识、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引导青年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发挥大学生在树立科学婚恋观上的能动作用，自觉提高婚恋道德修养，提升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处理好学业与恋爱的关系。

3.2 出台相关福利和政策

设计青年婚恋补贴方案，成立相关保险基金，优先考虑已婚青年人公租房或减免税负等，鼓励青年人健康恋爱与结婚。设计出台更加灵活的生育福利政策和生育保护体系，为了消除生育和养育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以及遭遇不公平对待的现象，推行“父亲假”，让男性积极参与养育孩子过程中的交互活动。

3.3 降低婚育成本

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嫁观，根据当地经济倡导合理的彩礼风俗，抵制攀比心理，强调婚姻注重精神契合，而非敛财工具。实行政府提供产假补助、为年轻人买房提供低息贷款及津贴等措施，降低青年人养育成本与经济压力。

3.4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兼顾公益、福利与保障的婚育利益导向机制，以维护青年婚育利益为导向来制定政策的机制，强化公益导向开展覆盖青年群体的公益性婚育服务，来扩大青年婚育导向机制的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