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刚

在近期的文学创作中，乡村叙事的繁盛颇令观者侧目，一时间，“新乡土写作”渐成热潮之呼声不绝于耳①。尽管在此，评论者所言之“新”还可具体讨论，但这种捕捉与强调之中的“重新发现”无疑显得意义非凡。这也难怪，从十七年时期的“土改”与“农业合作化”，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乡下人进城”，作为总体性中国故事的核心情节，乡村叙事对于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乡村的总体性宣告解体，碎片化的乡村图景早已难以为继，而更为可怖的是，“乡土文明崩溃”②的预言也越来越向事实迫近。然而，文学终究在体现它毫不屈服的力量。至少从近期的创作来看，乡村叙事在三重维度上所体现的活力依然值得人们重视。

其一，从历史类型来看，乡村的世界铭刻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这是叙事者历史建构的缘由，更是他们自我抒情的契机。其间，历史的“陈迹”虽似曾相识，却因抒情的融入而让文本摇曳生姿；其二，从现实模式来看，乡村的当下图景总是难以把握。因而，如何摆脱流行的寓言化方式，以鲜活的现实经验，超越轻佻的隐喻深度，从而获得当下乡村人情世故、喜怒哀乐的细致描摹，成为叙事者重新锚定的目标；其三，从未来图景来看，于乡村世界而言，叙事的重要性其实不在于历史的感怀与现实的慨叹，而是如何在这双重“废墟”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进而想象一种历史的可能，于此而言，叙事的意义便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