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晔

“震旦”（梵文Cīna-sthāna）与“支那”（梵文Cina）同为梵文舶来词，皆系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谓。梵文“Cina”本有“文物、思维、智巧”之意，而“sthāna”意为“地点、位置、住宅、住所”。故而在梵文本义中，“震旦”与“支那”词源相近，词义相似，皆带有对中国文明的赞赏。“震旦”传入中国后，被广泛用作超越各朝“国号”的中国“国名”。当代主要辞书与历史论著都将“震旦”解释为中国古称。然而，1897年梁启超《记东侠》中“中国、日本，同立国于震旦，画境而治，各成大一统之势”一语，将中日两国都列入“震旦”范围，此处“震旦”近似于“东亚地区”。梁启超为何将“震旦”用作“东亚”，“震旦”一词传入中国后派生出了哪些别义，是本文关注的要点。

同为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谓，“震旦”与“支那”在近现代中国的境遇迥异。一方面，学界对“支那”的研究开展较早且成果丰硕，而对“震旦”词义流变尚无专文研究，仅在若干论著中偶有提到。另一方面，在“支那”被视作对中国蔑称而遭到国人强烈抵制的同时，“震旦”却被各界人士广泛使用，如王拱璧明确表示“纵有人称我国以外号，亦当称‘摩诃震旦”，“称我‘支那……对我国不但无国际敬仪，并不以国家视我”，主张以“震旦”取代“支那”作为中国的别名。“震旦”何以被近代国人青睐，“震旦”一词在近代中国又有怎样的概念和意涵，是本文关注的另一要点。本文通过梳理“震旦”在中国的词义流变，回答“震旦”被梁启超用作“东亚”的原因，并对“震旦”一词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使用做出解释。

“震旦”的梵文本义：“衣冠文物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