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羊脂球》与《秦妇吟》的背景都是战争环境，韦庄和莫泊桑在乱世之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美妇人作为主线人物，借以展现自己由战争所引发的种种思考。受到写作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两篇文章分别展现了战争环境下的社会悲剧与人性悲剧，就此问题，本文将从“叙述传统”“叙述方法”“敌我认知”与“结局走向”四个方面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此外，尽管两部作品对于战争的审视角度不一，但在超越战争本身的人文关怀上却展现出了诸多的一致性。除了有对国家情势的展现，他们也将抽象化的群体进行了具象化，从个体生命的角度进行了思考，让我们看到了文人同时拥有的犀利与柔软以及思想上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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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人祸”，由人的欲望而起继而给人带来灾难。放到社会，会带来农作物等各种物资的减产、人口的减少以及劳役、赋税等的增加。持续的战争还会带来社会制度的瓦解，危及人们的基本生存权。若将其放小到个体上看，在生命安全遭受威胁时，人性在高压的情况下不断接受拷打，最终暴露本质，甚至被扭曲变形。于是持续的战争便带来了社会与人性的双重悲剧。《秦妇吟》与《羊脂球》便分别是东西方战争文学中表现社会与人性悲剧的优秀作品。

一、社会悲剧与人性悲剧

（一）叙述传统

唐朝内忧外患不断，也使得唐代的战争文学呈现出一种延续性。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将战争文学分成了三类：“战争文学的性质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倾向：（甲）主战的文学；（乙）非战的文学；（丙）描写战争的文学。仅仅认为战争是人类一种活动的现象而加以表现，不事情感的挑拨，不加理智的暗示，初无主战与非战之主观，那么，这种作品自然只限于纯粹描写的战争文学；若是在描写上加以主观的暗示，在表现上参入情感与理智的成分，便成主战或非战的文学了。” a

一个崭新的王朝往往怀着一股英雄之氣，因而初唐时期更多的是英气勃发的主战文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中唐时期，这样的英雄之气一部分被分化成了对于战争的厌恶与恐惧，作家更多表达非战的情绪；到了韦庄所处的晚唐时期，王朝走向了末路，人们渐渐发现那样的英雄之气，那样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命运从来都不属于在战场上奋力拼杀的一兵一卒，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登上“凌烟阁”的永远都不会是他们。除了功名意识的转变，初唐与中唐的战争大多是对外战争，多少还包含着民族情怀。而韦庄所经历的黄巢起义是一场内乱，是为了满足部分人的欲望而在社会上掀起的大规模战争惨剧。这样的战争对于本就处在末路的王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非战的情绪越来越浓烈。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不论是三种战争文学的哪一种，其评判的依据都是将个人实现与社会实现紧紧联系到了一起，个人寄身于社会，于是当个人对于战争有情绪需要宣泄的时候，便也自然着眼于社会了。韦庄延续了这样的传统，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他在《秦妇吟》当中便借秦妇之口展现了一场大的社会灾难，是从人民生活到社会制度，从文明到人性的全方位的社会悲剧。

同样是战争背景，莫泊桑《羊脂球》的着眼点则与《秦妇吟》不相同。他以普法战争为背景，展现的是一场大的社会灾难之下，由于生与死的极限考验所带来的人性的扭曲继而导致的人性悲剧。莫泊桑出生于法国，那里曾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7至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人本思想在19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羊脂球》将目光投射到了战争下的人性，作家不再囿于传统的政治学层面，而是越过了国家、种族等社会层面的因素，直接对人性进行根本性的审视。这一理念在其之后的20世纪西方文学战争中得到了较大的发展。“20 世纪，西方的战争文学是一个特殊种类。在大多作品中，人们看不到传统文学描写战争时那种对荣誉、勇气、责任等英雄主义品质的张扬，也不大描述正义与侵略之类关乎战争起因的谴责和愤慨，作家们大都站在战争之上审视战争，站在人性角度关注个体生命，淋漓尽致地描述了战争的残酷性和留下的难以痊愈的人性心理创伤。这是 20 世纪西方战争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突出的是其命运般的‘毁坏性质”b。

（二）叙述方法

由于《秦妇吟》和《羊脂球》两部作品对于战争的着眼点不一，因此在呈现方式上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前者是努力将人放入社会，以反映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于是选取了多个视角下的典型场景，连点成面，勾勒出一幅多维度的战争社会图景；后者则是努力将人从社会中剥离，淘洗掉人身上除了人性以外的杂质，集中一点，从而让人性暴露出来，接受考验。

1.《秦妇吟》——散点式。《秦妇吟》将视线抛向了全社会，整部诗作篇幅很长，共计二百三十八句。秦妇的眼睛像一个广角镜头，空间从长安到洛阳，时间跨度长达三年。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画轴上，韦庄展现的视角从平民百姓到公卿贵族、从稚童妇女到苍颜老人，从朝堂官军到黄巢乱兵，从千村尽毁到礼制崩溃……其高明之处在于《秦妇吟》并不只是社会灾难的堆叠呈现，而是借助秦妇的叙述在不同版块以典型性场景的呈现或是引出新人物的方式来进行一层层的敷演。

其选取的典型性场景往往采取对比的写作手法，具有强烈的冲击力。概括下来大致为以下几幅图景：粗蛮叛军毁礼图、烽烟饿殍遍地图、千里赤地荒村图。在这几幅图景之上，诗中又穿插着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一开始的四邻女以及之后出现的老翁。焦点从社会转向了个体，借另一人物之口叙述了另一个基数庞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在战争中的悲惨遭遇。这些人物的出现丰富了叙事诗的故事性，也使得文章内容更加饱满。在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韦庄也同样尽可能地增强人物的真实性，从而拥有更强的感染力。篇幅所限，在这里仅以四邻女为例。

在秦妇叙事的开始，作者塑造了四邻女的形象，尽管她们只是作为广大战争中的妇女形象代表，但韦庄并没有将其符号化，他为她们赋予了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性格、灾难来临时不同的反应以及不同的悲惨结局。同样是不出闺门的少女，秦妇是“正闭金笼教鹦鹉”“斜开鸾镜懒梳头，闲凭雕栏慵不语”的闲散、慵憨少女形象；而西邻女子则是“妆成只对镜中春，年幼不知门外事”，不像秦妇，她是一个精致的姑娘，不过年纪尚小，在心里对青春还有着懵懂的憧憬；“南邻有女不记姓，昨日良媒新纳聘。琉璃阶上不闻行，翡翠帘间空见影”，南邻女是神秘的，秦妇不常见到她，可见她是一个性格内敛温婉的女子，不过昨日刚刚纳了聘，即将到来的新婚生活使她好奇又害怕，少女的娇羞跃然纸上；东邻女已嫁为人妇，同丈夫感情甚好，今日画了新眉，在丈夫眼中更是倾国倾城。短短几句，几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处在人生不同阶段的闺中少女便勾勒了出来。几乎不给读者任何喘息之机，随之而来的便是少女身死贼手的惨状，即便是全身于刀锯之下，也深陷贼军之中，不见六亲。强烈的对比使得叙事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秦妇吟》采取了散点式的叙述加描写的呈现方式，以场景描写为底色，人物叙述为线索，在广阔的社会图景上加入了典型人物代表。在场景描写上，每一句诗展现一个场景，彼此之间似连非连，留白的部分依靠读者的想象经验加以填补，这似乎是中国古代传统诗歌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默契。像一幅长画轴，读者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如刀锋在耳，使人扼腕。

2.《羊脂球》——集中式。与将视角放在全社会的《秦妇吟》不同，《羊脂球》把目光缩的更小却更深，它将空间浓缩在一辆马车上、一间旅馆内，时间浓缩在几天之间。作者从人性的角度深挖下去，像是一面放大镜，窥探其间隐秘的人性。

在普法战争的背景下，一群人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从德国军官那里弄到了通行证，准备离开沦陷区，乘坐的工具是一辆四匹马拉的大驿车。马车上的角色也各有代表性，作者在一开始便通过介绍的顺序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划分。代表商人的葡萄酒批发商卢佐瓦先生和他的太太；同时兼有商人身份与省议会议员身份的卡雷—拉马东先生和他的太太，属于新秀贵族；出身于古老世家大族的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和伯爵夫人，说到这里，莫泊桑将这些人总结为“在社会上有固定收入、无忧无虑、有权有势的一类人，全是信仰宗教、崇奉道德、享有威望的正人君子”。车上另有两名修女。当然，还有民主党人科尔尼代，以及伊丽莎白·鲁塞小姐，也就是故事的主角——妓女羊脂球。在最初的介绍中，马车的座位分布以及介绍的顺序实则是社会阶层的一个小缩影。最开始的六个人属于同一阵营，修女虽没有稳定收入但宗教信仰使得她俩得以坐在伯爵夫人的身边。在这些阶层的对面，便是民主党人和妓女了。莫泊桑像制作模型一样在马车里将各个阶层摆放好，并给他们以社会标准戴上了“正人君子”的帽子。接下来，马车将会驶离驿站，而这个“小小的社会”也会在接下来的考验中逐渐分崩离析，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其社会身份的外壳将被逐渐剥落，从而把人性暴露无遗。

第一次剥离是在马车上，由于那些“正人君子”们向来不会出“古老而尊贵的客厅”，于是在没有带任何食物的情况下上了马车。由于他们没能按照原定计划到达旅馆，于是逐渐开始饥肠辘辘。在饥饿面前，男人的财富、地位、权力都变得苍白而遥远。葡萄酒商人卢瓦佐甚至表示他愿意出一千法郎买一只肘子。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但也表明从这一刻开始，马车上的一些社会秩序开始被动摇。终于在饥饿的驱使下，人的生理需求占据了高地，为了食物，他们勉强同羊脂球说了话，但依然以“饥饿”来表现不情愿，借此来维护他们与羊脂球之间的明确界限。第二次是在旅馆被德国军官拦下之后，在面对生死考验之时。莫泊桑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战争环境下的另一特殊情境，就像小说原文中暴怒的卢瓦佐太太说的那样，德国军官明明可以用武力来强制羊脂球答应他的要求，可是他却偏偏要等羊脂球的同意，仿佛是要故意考验他们似的。一开始这些人出于对体面的考慮尚未对羊脂球展开攻势，而是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他们想要去面见军官，“伯爵送去了自己的名片，卡雷—拉马东先生在上面附加了他的名字和所有的头衔”。然而尴尬的是再多的头衔换来的只是一次毫无意义的会面。这次经历也在给他们一个暗示，原有的社会关系已经瓦解，封闭的小旅馆成为继马车之后的第二个人性战场。

两次关乎生存的考验将这群人的社会外壳剥得所剩无几，他们在各自的推波助澜之下开始逐渐暴露出人性的本来面目。在旅馆内，他们仅仅是男人和女人，各方赤裸的人性开始了多次交锋。旅馆的夜晚、处心积虑地想要说服羊脂球去满足德国军官的要求、对羊脂球的辱骂、不知情的羊脂球去探望受洗的孩子、修女的大放厥词……其间，莫泊桑对于几位女人的心理刻画也堪称犀利。

然而人性的恶到此并没有停止，在羊脂球做出了自我牺牲并再次回到马车上之后，这群脱离了生命危险并做好了粮食储备的人们再次捡拾起散落满地的社会外壳粘在身上，同羊脂球这个“妓女”保持距离。不过这对于此刻怒发冲冠或是心灰意冷的读者来说一切都不重要了，考验结束，一切都暴露无遗。

莫泊桑在马车和旅馆两个封闭空间中设置了战争背景下的特殊情境，将人从原有的社会等级中尽可能地剥离开来。当人离开了社会性外壳，以一个赤裸的、无差别的生命状态面临生死极限考验的时候，人性的本质便暴露了出来。《羊脂球》恰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状态下出现的，似乎是注定了的人性悲剧。

（三）敌我认知

既然是战争背景，便自然有敌我的划分。两部作品都在政治层面上划分出了清晰的敌我，并且不管是对敌方军队还是对我方军队都给予了批判，百姓面临敌军和官兵的双重压榨。不过由于两篇文章的着眼点不同，因而在这一点上篇幅不一。

《秦妇吟》在这一点上花了不少的笔墨。借老农之口刻画了国家军队在战争中的作为，“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落霞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期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朝廷官兵比黄巢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更加深重；而在《羊脂球》中，国民自卫军的武器是“用来吓唬方圆三法里之内的国道上的那些界碑的”；而拿着杀人武器在大街上大摇大摆的普鲁士兵“比起去年同是在这几家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的军官来说，他们对普通老百姓的轻蔑程度并不见得更加厉害”。总的来看，不论是唐朝军队还是法国军队，都只是一群毫无军事才能的游兵散将，他们面对敌人时孱弱，面对百姓时则野蛮。

而《秦妇吟》和《羊脂球》对于敌我认知的不同主要出现在对敌人的态度上。黄巢起义属于内乱，韦庄坚定地站在了朝廷的一边，身为文人，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人民生活的动荡不安，同时也是社会礼仪制度的崩溃瓦解。因而在文章中，作者着重刻画了黄巢叛军的粗鄙与野蛮。从初入京城，便借四邻女的遭遇展示了敌军的粗横。之后，从朝堂官员不知礼数、不事农事、残食人肉、宫城尽毁等角度展现了叛军对于社会礼制与文化的破坏。相比之下，《羊脂球》对此便只是一笔带过，文中是这样描写那位德国军官的：“他躺在一张安乐椅里，两只脚搁在壁炉上，抽着一只长长的瓷烟斗，身上披着一件大概是从某个情趣低下的财主留下来的空房子里偷来的火红的睡衣；他既不站起来，也不向他们打招呼，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活脱脱一个打了胜仗的天生粗鲁的军人的典型。”有趣的是他也从审美与举止礼仪的角度对德国军官进行了讽刺。这大概是文人之间的某种默契，只不过韦庄更多的是悲痛，而莫泊桑更多的是嘲讽。

由于他们的文人身份，较之常人更加敏锐。对于韦庄来说，这样的战争致使国家尊严受到创伤。身为一个诗人，他眼中的美好事物都在被一一无情损毁，包括礼仪制度统统不复存在，不仅是家国之痛更是文化之痛，而这样的文化之痛也是属于社会的。他期待自己能够在这乱世之中投靠到一位明主，继而担当起救民于水火的责任。而着重刻画人性的莫泊桑并没有简单地将军队进行敌我的划分，他的情感也并没有单单停留在对敌军的仇恨当中。尽管他嘲讽德国军官，但不管是对于羊脂球还是对于敌国的普通士兵，他都将视野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从而消解了政治意义上的敌人。在旅館中，伯爵看见许多普鲁士兵和当地的法国居民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一个在削土豆皮、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在哄婴儿、一个在帮助手脚不方便的老太太洗衬衣……此时，能区别他们身份的仅仅是身上的那身普鲁士军装。就像文中老教徒说的那样“穷人之间必须相互帮助……要打仗的是那些大人物”。这表明莫泊桑意识到了敌方的兵卒也只是那个国家的平民百姓，他们远离家乡与亲人征战在别国的土地，有同样的身不由己。这也体现出莫泊桑身为作家所拥有的同理心与包容心。而这样的敌我关系在后来20世纪的西方战争文学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那种政治文化中极权欲望的根本非正义性，战场机制对人性的永久性伤害，人对自身生命的轻侮和漠视等，构成了人类真正的‘敌人。这也是 20 世纪西方战争文学的独特贡献，是对20 世纪历史的良知回应，且启示深远”c。

（四）结局走向

两篇文章都以美妇人为主线分别展示了战争的不同面，但是最终都没有给出妇女的最终命运究竟如何。秦妇依然深陷贼军，“终日惊忧心胆碎”；而羊脂球的命运更是未卜，在遭受了如此打击之后她是否能够再次相信人性？今后此事是否会成为她的又一个“污点”？全都无从知晓。

不同的是，《秦妇吟》在结尾处有言“愿君举棹东复东，咏此长歌献相公”。可见其对于战争的胜利依然抱有希望，她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了朝廷战胜叛军的基础上。从本质上看，仍然是希望社会状况得到改善，战乱得以平息，从而个人能够脱离苦海。当然，这样的结尾包含着作者干谒的心思。王国维《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中称：“则此诗乃（韦）庄投献江南某帅者。考斯时周宝以镇海君节度使同平章事镇润州，则相公谓周宝也。”而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抒情传统中，往往会借助女子来委婉地表现某种政治祈愿，比如张籍的“恨不相逢未嫁时，还君明珠双泪垂”和朱庆馀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等等。这也表明文章之所以将目光投向社会也是由于作者本身就“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羊脂球》是在妓女羊脂球的哭声中结束的，她做出了牺牲，但最终还是没能获得他人的平等尊敬。一系列的努力全都付之一炬，羊脂球遭受到了莫大的欺骗，她感到委屈与绝望以及深深的无力感。就像结局中的场景一样，一辆马车在田野上奔驰，口哨声和哭声混杂在一起，既刺耳又充满了浓厚的悲观气息。如此滞重的氛围是对人性期待的迎头痛击，她一直以来都在努力地想要得到其他社会阶层人的认可，获得平等的地位。甚至在他们的诱导下，为了解救他们而做出了牺牲，换来的却是更大的排斥和侮辱。羊脂球的哭泣更多的是对人性的失望，也就是她一直以来想要获得认可的人，其本来面目竟如此可憎，她为自己的愚蠢、为前途的未知、为人性感到绝望而哭泣。

二、不同悲剧下人文关怀的一致性

（一）对妇女在战争环境下命运的思考

《秦妇吟》在开头便引出了妇人形象，借妇人之口来讲述她一路上的经历，其间刻画了四邻女、老翁等人物形象，展现出黄巢兵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与痛苦。在叙述的一开始，重点描写了四邻女的形象及遭遇。诗人将她们原本的生活状态与最终的悲惨结局无缝相连，成为当时战争环境下妇女命运的缩影。她们大多不能全身于刀锯之下，身为弱势群体的她们在第一时间惨遭丢弃，或被凌辱，或因抵抗而身首异处，或在即将要逃出生天的前一刻，在冲天的火光之下化为灰烬……即便能够保得性命，其心理与生理上也要忍受莫大的痛苦。

四邻女的故事在空间上营造出了一种秦妇四面受敌、身陷重围的无力状态，同时这些女性无论怎样挣脱最终都难逃一死，且死像极其惨烈。读者读到此处再回头望见秦妇，便难免生出恻隐之心，也就能够理解她的选择了。这里一方面是为了体现贼人的残暴，另一方面也有韦庄对于女性在极端环境下的体谅与理解。古代视女人的贞洁高于性命，韦庄却设计了一个自己同这样的女性进行平等交谈的场景，不管秦妇是确有此人还是广大弱势群体的缩影，这样的设置都体现了韦庄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与理解。尽管那个时候韦庄或许没有像莫泊桑一样，认真地开始思考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已经产生了意识萌芽。然而当时的人并不能像韦庄一样对这样无法全身于贼人刀锯之下的妇女抱有理解。据陈寅恪先生《韦庄秦妇吟校笺》记载“当时复光屯军武功，或会兵华渭之日，疑不能不有如秦妇避难之人，及李女委身之事。端己之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以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而竟垂戒子孙，禁其传布者，其故傥在斯欤？”d当时不乏李女这样的妇人，而韦庄晚年讳言《秦妇吟》或是此原因。

羊脂球处在社会的底层，她是社会底层人民的代表。特殊的妓女身份使得她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她和秦妇一样，都因为不得已的原因沦为风尘女子，对敌人有着极为强烈的愤恨感。不同的是，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除了命运与秦妇相似之外，在活下去的基础上她有了更进一步的需求，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她清楚地明白尊严为何物，在面对生死考验的时候，坚决拒绝德国军官的要求，最后一个下马车，她始终是不屈服的姿态。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样的情境之下，牢记国家正饱受战乱之苦的只有身为妓女的羊脂球。羊脂球的诉求没有停留在想象中，她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刚上马车的时候，遭受到了冷落，但并没有因此而难过，反而用一种挑衅的目光看待四周。小说中，羊脂球曾多次伸手去找她储存的食物。足足有一大提篮的存货，两只冻子鸡、馅饼和梨，还有四瓶波尔多葡萄酒，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食量。她有她的小聪明，单单等到所有人都饥肠辘辘、无法忍受的时候拿出食物来吃。这一次的尝试使她受到了短暂的接纳。第二次尝试是在众人冠冕堂皇的怂恿之下答应了德国军官的要求，却在马车上遭受到了更大的排挤与孤立，这一次使她泣不成声。既是对人性的极度失望、努力无效后的走投无路，也是莫泊桑对战争环境下女性的贞洁与生命关系的思考。因为美貌招来了敌军甚至是同胞的无理要求，为了拯救同伴勉强妥协，却被像脏东西一样丢弃。社会对于女性的道德要求过于苛刻，使得她想要转变却不得转变，从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绝望境地。

（二）期待转移——由神到人

大规模的毁灭活动往往会导致人们对神明信仰的动摇，莫泊桑在《羊脂球》中也提到了这一问题“以炮声向天主表示感谢，所有这一切都是惊心动魄的灾难，它彻底破坏了我们对永恒正义女神的信仰，也使我们无法像人们教导我们的那样，再去信赖人类的理性和天主的庇佑”。《鼠疫》中的神父亦是此类代表。因此，《秦婦吟》和《羊脂球》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对于信仰神明活动的质疑，继而将注意力转移到人身上。

秦妇在逃难至洛阳的路途中遇到了金天神，于是“道旁试问金天神，金天无语愁于人。庙前古柏有残枿，殿上金炉生暗尘”。当天神无法保佑信奉他的人民的时候，祭祀活动也将不再继续。紧接着借秦妇之口将对神明的质问与怀疑说出“闲日徒歆奠飨恩，危时不助神通力”。于是在全诗的结尾处有言“愿君举棹东复东，感此长歌献相公”，与其寄希望于神明的庇佑，倒不如寄希望于有能力的将领去击退敌军的侵袭。

而《羊脂球》中两个修女则是宗教的化身，她们同羊脂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羊脂球只偶尔去一次教堂，是为了去看孩子受洗以填补对自己孩子的思念，而修女们则几乎天天去往教堂；羊脂球坚决不同意德国军官的要求，老修女在餐桌上慷慨激昂地说圣人也曾做过罪恶的事情，但因为其出发点是好的所以是被允许的，以此为借口逼迫羊脂球答应德国军官的条件，之后却孤立羊脂球，仿佛会受到玷污一样……莫泊桑形容两名修女的外貌是“满脸坑坑洼洼的麻点”，“有着一个肺痨病人的干瘪胸脯，看得出这一病态的胸脯正被那种使人殉道、教人发狂、如饥似渴的信仰蚕食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被称为“羊脂球”的妓女，“她身材娇小，全身圆滚滚的”，“皮肤紧绷绷的，富有光泽”，“丰满得异乎寻常的胸脯在衣服里高高耸起”，“嘴唇丰润”……可见，莫泊桑对于宗教中那些泯灭人性的规矩十分反对，它们不仅不能激发人性中的美好面，反而因为压制而导致肉体与人性的双重干瘪。某种程度上讲，羊脂球丰腴的外貌也意味着她拥有干净丰腴的人性，这比丑陋干瘪的修女口中的经文要珍贵得多。

三、总结

韦庄与莫泊桑借助秦妇与羊脂球两个美妇人向读者展示了对于战争多方面的思考。相比之下，秦妇这一人物形象并不算丰满，韦庄更多的是借助秦妇的眼睛来表现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灾难，令我们胆战心惊、扼腕叹息的不是秦妇本人而是透过她的眼睛所展示出来的种种场景与事件。广阔的场景展现的是战争背景下的社会悲剧，而羊脂球的人物形象相对秦妇要丰满许多，莫泊桑选取了女性当中的极端例子“妓女”作为羊脂球的身份，借助羊脂球的不同面与不同人形成对比，使得她与周围人的冲突更加尖锐。在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莫泊桑脱去了人物身上的社会性外衣，将人性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一如他其他的作品，充满了悲观意味。

尽管韦庄与莫泊桑所处的时空相差很大，二人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两部作品也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去展现战争。但出于文人的敏锐与强大的同理心，他们能够站在文化与人性的角度看待战争与战争下的人们，而在这些角度上，二人的观点又出现了高度的一致性。他们身处战争、分析战争，同时能超越战争，从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战争与人性。

a 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2页。

b 武跃速，蒋承勇：《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的毁坏“意识”》，《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第8页。

c 武跃速：《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的“敌人”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75—80页。

d 陈寅恪：《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2页。

参考文献：

[1] 温庭筠，韦庄，高峰编选.温庭筠 韦庄集[M].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3.

[2] 莫泊桑.羊脂球[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作 者： 韦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