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倩倩 贺子琪 朱仙晓

摘 要：加缪的《鼠疫》作为疫情文学的经典作品，一直以来畅销不衰。在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我们惊奇地发现这部写于1947年的小说，在内容上显现了与现实的高度一致性。面对疫情，人们由最初的不以为然，到后来的恐怖绝望；医生们由发出警示到努力拯救生命；官员由态度暧昧到不得不采取措施，疫情期间的人间百态在作品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这些现象的背景，有医生与官员的立场摩擦，有人的本能与良知的对立冲突，也有抉择当中的灵魂搏斗。作品通过这些现象凸显了非常时期下的社会之病，体现了死亡威胁下的人性考验，也显现了灾难当中的人生荒诞。小说揭示的问题在当前仍有现实价值。

关键词：《鼠疫》 人间百态 矛盾冲突 多向思考 现实价值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世界范围内疫情控制的千姿百态，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加缪那篇著名的小说《鼠疫》。这篇小说它以里厄大夫的视角，详细地记录了鼠疫在奥兰小城里从出现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当死老鼠忽然大量且密集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的时候，人们大多不以为意，但里厄大夫却敏锐地察觉到这是灾难的征兆。他开始深入调查，四处游说，希望能够引起当局的注意。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政府终于发布公告，宣布“鼠疫”确立。门房先生因为鼠疫感染而死拉响了警钟，人们终于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政府也开始重视起来——宣布封城。人们不得不待在家里，患者被送往医院治疗，亲友则被迫分离，医生夜以继日地诊治病人和研发血清，政府焦头烂额地处理葬礼、维持公共秩序等事务……奥兰城成了一座人间炼狱。在这炼狱中，有人性的光芒，如志愿者们自发组建志愿队、前仆后继地奉献自我；也有人性的泯灭，一些人破坏禁令群体聚集，令鼠疫的传播更为便利。在小说的结尾，鼠疫忽然消失了，人们欣喜若狂，里厄却清楚地明白，鼠疫没有灭绝，还会在未来卷土重来，再次给人类带来灾难。

《鼠疫》的内容几乎是现实的翻版，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赞叹作家了不起的洞察力，赞叹作品强大的生命力。在当前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对《鼠疫》的深入解读，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消化作品内涵、理解作品主题，更能启迪我们对现实疫情的相关思索，从而展现出这部作品的当代意义。

一、面对疫情的人间百态

当鼠疫突如其来地爆发时，我们先是看到了这人间百态，更从这人间百态中深切地体会到了书中鼠疫肆虐横行时的至极恐怖和人类面对鼠疫时的真实感受。

（一）疫情初起时的不同态度

当疫情初起时，我们看到了鼠疫袭来下的众生百相。

首先，懵懵懂懂的普通人群面对鼠疫，抱持的是不以为然的态度。门房先生被告知有老鼠进楼，他却“把这视为一种污蔑”，“断言这楼里绝没有老鼠”。即使是里厄医生做了保证，那也是“白费唇舌”，他始终认为这“是一场恶作剧”。他不以为然，把悄然到来的鼠疫象征——死老鼠当成是一场恶作剧。

其次，专业医生则是格外重视鼠疫出现的端倪。死老鼠尸体的不断增多引起了这些专业人士的注意。里厄先是“告知门房”，再是“给本城灭鼠办公室打了电话”，在看完塔鲁记载的鼠疫相关数据后，更是警惕，立马“将门房的尸体隔离起来”。在给几位医生打了电话、进行调查后，他发现了病症的不同寻常，并开始格外重视：请求里夏尔“务必隔离新发现的病人”，并且赶快去申请召开“卫生委员会会议”。而在会议上，医生们也一致认为应该重视起来，“我们就负起责任，行动起来”，确立“鼠疫”出现，因为他们“绝不能就当全城半数居民不会死于非命”。

最后，政府官员掌握大局却选择消极对待。这一方面体现在里厄力争召开的卫生委员会会议上，尽管省政府同意召开，却还“认为不是时机”。在会上，当谈及“鼠疫”这个名字时，省长竟“猛然一抖，下意识地转身望望门口”，生怕被别人听到。“在他们看来，‘鼠疫名称的确认就意味着灾难已经降临，仿佛是‘瘟疫这个名称本身， 而非实际出现的疫情导致了灾难的产生”a。 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省政府的布告上，直到会后第三天，省政府才发了布告，而布告也只是“匆匆张贴在城里最不显眼的角落”，只求不要引起舆论的恐慌。

面对鼠疫，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二）疫情发展中的心理变化

在疫情的持续蔓延下，人们终于不再无动于衷了，他们开始担心害怕，开始惊慌失措，直到痛苦绝望，表现出麻木或者疯狂。

担心害怕是从“全街区的居民都在议论老鼠”开始的，人们都在诧异“大批大批老鼠跑出洞来死亡”。里厄大夫发现“差不多正是这个时期，我们的同胞开始担心了”，因为各地居然“清出来数百只老鼠尸体”，人们“在最热闹的地方发现死鼠，无不大惊失色”，于是这种担心害怕的心理开始蔓延了开来。接着就从担心害怕演变成惊慌失措：老门房的死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它“标志着另一个相对更加困难的时期的开始”，即开始产生惊慌失措的心理：人们意识到鼠疫会招致死亡。而当每日死亡人数达到了三十来例时，“他们害怕了”。于是，里厄收到了省长的官方电文：“宣布鼠疫流行。全城封闭。”封城，彻底暴露了所有人内心隐秘的惊慌，这也让他们成了囚徒，既被囚禁在奥兰城中，也被囚禁在死亡笼罩的惊慌失措中。

随着封城措施的开展，人们开始陷入痛苦绝望。在全城封闭的日子里，人们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没有学习，在停滞的时间里，“他们感受着所有囚徒和流放者的极痛深悲，仅仅靠种毫无用处的记忆活着”。有的人麻木了，“人心似乎变硬了”。冷漠成为主流，就是人们安于绝望的表现，而“安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有的人疯狂了，拼命恳求喊叫，不愿与被确诊的亲人分离，逼得警察动用武力掳走病人，有的人过上了“荒淫无度的生活”：奢侈品被“大量消費”；“赌博娱乐业成倍增长”；地下情侣在众目睽睽下“紧紧依偎在一起”。可预知的死亡使他们抛弃一切顾虑、变得绝对疯狂。

一旦意识到危及生命安全，人们便无法泰然处之，这一系列的心理演变，昭示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与无助。

（三）疫情蔓延时的不同行为

疫情的不断蔓延促使人们做出了不同的行动，官员发布政令，医生治病救人。有的人出逃，有的逆行。疫情使一切常规都被打破了。

省政府宣布封城，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简化葬礼。一开始是“殡仪馆的那一套统统取消”，后来便开始“分批举行葬礼”，再后来就是设置了男坑和女坑两个大尸坑来安置遗体，最后，省政府决定火葬，体面的葬礼也随着那焚尸炉的浓烟飘散消去。

医生既忙碌于救治病人，又要着力于研发血清。“每天上午，里厄亲自主持接纳病人入院，给病人接种疫苗，切除腹股沟淋巴结肿块，再核实一遍入院病人的统计数字，下午再回来诊治患者”，忙得没有时间休息。卡斯泰尔大夫研发血清，长时间待在实验室里，当里厄来找他时，他累得“躺在他的扶手椅上，已经沉沉睡过去”，不再是“一副永远年轻的样子”。

封城时，有些人选择千方百计地逃出奥兰城，甚至发动游行示威来达到目的。有人说这种封城“是一种非法监禁”，所以要“设法逃出这座监狱”。里厄“忽见两个人从他的面前匆匆而过。看样子，他们是奔向城门”，企图逃走。封城后由于食品短缺，穷人买不起被倒卖的天价食品，而“富有家庭几乎什么也不缺少”，可他们却连生存下来都是个问题。当他们想起了城外美味又便宜的面包时，他们发动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准其离开。

与这些只考虑个人安危的人不同，志愿者们则纷纷选择献身于卫生防疫组织。塔鲁决定自己组建志愿卫生防疫队，并“从第二天起”，“就投入工作，拉起了第一支小队，随后，其他许多小队也陆续组建起来”。他们“在人口稠密的街区”“开展防疫保健工作”，统计未消毒处所，协助医生救治病人……到后来，朗贝尔、奥通、帕纳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进来。

鼠疫蔓延时，人们的不同行为是这座孤城居民的缩影，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人类面对强大鼠疫的历史画卷。

二、疫情导致的矛盾冲突

疫情的人间百态，展示的是一种现实现象，其背后则展露出灾难降临时的立场摩擦与价值冲突，医生与官员立场不同，做法不一样；人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他们的选择也会不同。

（一）官员与医生的立场摩擦

医生与官员存在立场摩擦，这体现在他们面对疫情时的不同反应上。面对鼠疫的暗流涌动，政府官员出于社会管理者的立场，唯恐扰乱社会安定，所以选择消极对待。在开卫生委员会会议前，省长要求开会“不要声张”，他也同样确信，“这不过是一场虚惊”。开会时，省长对“鼠疫”这个名词非常敏感，一听到就“猛然一抖”，对于它的存在也要反复确认。在会后第三天，省政府的布告才被贴在角落里，采取的措施也不够严厉。而在这场决定整个奥兰小城命运的会议上，医生们则出于专业人士的立场，认为为了公众安全，不能对全城一半的人可能死于鼠疫的危险视若无睹，要求立即重视起来、确认鼠疫的发生。

从医生与官员的立场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医生出于职责所在要求立刻通报，当局者则为了维持秩序、选择拖延滞后。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种立场摩擦。医生虽然取证不够，但也是出于对灾难的敏锐感知和早早预防的目的，才要求立即进行鼠疫的控制。而官员虽然存在反应迟缓、不愿面对及重视鼠疫的问题，却亦是为了维护公众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各方都有各自的考量，我们不能用绝对的标准判断对错，而是需要辩证地看待。

（二）本能与良知的对立冲突

疫情对人性是一种考验，小说就揭示了本能与良知的对立冲突。疫情袭击奥兰城，如果不对城市封闭管理，灾难就会继续蔓延。出于良知，人们应该老老实实待在城里、不出去传染鼠疫。可是，生存的困境使他们无法安然的待在城里，出于求生的本能，他们一想到外面的世界“生活很自由，面包也不贵”，就“颇不理智地觉得，应该放他们离开”，并因而喊出“不给面包，就给空气！”的口號，发动了示威游行。在出门找面包的求生本能与不传播鼠疫的要求产生冲突时，穷人们选择的是自己的生存，对是否给别人带来危险却毫不在意。然而，“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是为你而鸣的”。

与这些把个人生死放在第一位的人不同，志愿者的行动则充分展示了良知的光辉，志愿队队长塔鲁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家境好，父亲“是代理检察长”，出于追求幸福生活的本能，他本该在条件优越的家庭中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疫情来临时，他“力图详细地描述疫城的一天情景”，然而越是疯狂地记录、描述这些痛苦，他就越明白：“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死亡根本不算什么。”只有在人道主义精神的引领下、投入志愿事业，才是正义。于是，出于良知，他选择自己“组织志愿卫生防疫队”，从而缓和时下焦头烂额的现状。志愿者们出于人道主义救治精神、纷纷出门来投身于志愿事业，这种个人良知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时代人性力量战胜恶势力的史诗”b。

（三）灵魂在抉择时的搏斗

在生死考验面前，每个人都会经受一种灵魂的拷问。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在个人与群体之间，人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价值立场进行抉择。

是离开奥兰城和爱人相聚，还是留在城里与疫情战斗？朗贝尔在心中进行了一场灵魂搏斗。他爱他留在巴黎的爱人，然而一道封城的电文却切断了他与爱人的联系，为此，他千方百计地企图出城，可在机会来临时，他却又挣扎了，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告诉他：不能离开。此时的他已经加入了志愿队，“亲眼看到了”鼠疫带来的痛苦，于是他“沿着房间墙壁转悠”，“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当听到出城的好消息时，“他说满意了，而心里却另有所思”。他“总在转悠”，这些犹豫不决的心理和行为都是他的挣扎。终于，他下了决心——“我不走了，愿意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干”。他当然知道，出城意味着幸福的爱情。然而，“独自享受幸福，就可能问心有愧”，朗贝尔在这场灵魂搏斗中选择了理性，他不愿意让这愧疚纠缠他的余生，我们也在朗贝尔的身上看到了人道主义的光辉。

是因为同情尽快结束孩子的痛苦，还是为了救更多的人而让孩子经受更久的折磨？两位医生也在柔软的同情心和冰冷的科学实验中进行了一场灵魂搏斗。鼠疫来势汹汹，血清的研制也刻不容缓，卡斯泰尔和里厄决定在一个没救了的孩子身上试验血清。在那之前，死亡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但在这里，人们必须直面死亡。“里厄不时给孩子把把脉，其实多此一举”，“格朗走时说他还要回来，几乎没人听见，人人都在等待”。他们既不能让孩子起死回生，也不能让他尽早安乐，这些无力的大人在同情心与科学实验的两难中经受内心的折磨。

事实上，人们的抉择都与自己的价值立场有关，无论是放弃与爱人团聚，还是放弃同情心进行科学实验，他们都有超越于小我的博大胸怀，显现了人在困境面前的不屈精神。

三、疫情引发的多向思考

疫情当中的人间百态与现象背后显露的矛盾冲突，将我们引向了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的思考之中，也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了小说的现实价值。

（一）非常时期凸显的社会之病

《鼠疫》以一种惊人的笔力凸显了非常时期的人类社会之病。

一方面，官僚主义盛行。在小说中，无论是鼠疫发作之初，省长对其确认的讳莫如深，还是在医生建议立即确认后，官方发布布告之滞缓，都向我们彰显了官僚的明哲保身。在鼠疫——这种具有重大公共危害性事件面前，在诸位医生专家都明确表示要求确认鼠疫、抱持重视态度时，政府官员却选择拖延滞后。他们不愿承担责任，希望能够逃避这种命运，于是，他们做了消极的应对——迟钝地行动起来。然而，这种官方的迟钝无异于是横在社会喉结上的一把匕首——专业意见在空前强大而又呆板滞缓的官僚制度面前不值一提。官僚主义的病症使得鼠疫无法控制地蔓延开来。

除了官僚主义之外，《鼠疫》还凸显了社会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体现在鼠疫发生时，富人在家中安然度日，穷人却要面临饥渴交加的窘境。“它可以加重当地人内心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本来是可以避免的”c。社会不公的病症让穷富差距在死亡面前被持续拉大，导致示威游行成为必然。但即便是游行，不公的阴郁仍然缠绕着这个社会，“各家报纸接到指令自然服从，不惜一切代价宣传乐观精神”，穷人的游行被立即镇压了下来，报纸上也永远不会出现这些事迹一星半点的文字，于是，那些穷人们唯一能做的反抗也在这粉饰太平中烟消云散。唯有鼠疫是公平的，“不分善和恶，不姑恤老和幼，也不选择穷或富。谁在冥冥中给它撞到，谁就完了。决没有例外”d。

（二）死亡威胁下的人性考验

《鼠疫》还冷峻地展现了死亡威胁对人性的考验。加缪说：“这世界对那些毫无人性的禽兽来说，就像一个华丽的牢笼。”疫情就是一场人性大考。有人选择向善，他们在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中毅然选择人道主义道路，放弃个人幸福：塔鲁自发组建起了志愿卫生防疫队，朗贝尔在几经挣扎后选择留下来，加入防疫志愿队，医生里厄和卡斯泰尔彻夜不停地诊治病人、研发血清……也有人没有通过考验，他们会为了面包而不惜发动一次次的游行示威，要求政府让他们得以出城逃难——哪怕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会感染到下一个城市……

也有一些人在灾难当中体会到了人性幽暗的一面。鼠疫就将人与人之间的爱无情地隔离了开来，让人变得麻木冷酷。死去的人失去了尊严的对待，他们没有了体面的葬礼，甚至到最后也只能被投入焚尸炉化作浓烟散去；活着的人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爱，“我们的同胞已经随和顺从了”，无论在哪里，所有人都是“呆呆的、心不在焉的样子”，眼中是“百无聊赖的神色”，他们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局外人。这个社会不是没有爱，只是这个鼠疫让爱变得虚无起来，代之以麻木和冷酷。

在鼠疫中所暴露出来的道德问题同样涉及了人性问题。是选择情感还是理性呢？相较于塔鲁、里厄的圣人做法，朗贝尔显然更加符合我们普通人的答案。他挣扎过——挣扎着是否出城，也选择过个人的幸福——千方百计地找路子出城，甚至有了出城的机会，但在最后，他仍然在人道主义精神的激励下，迈步走向了理性大道——放弃机会，留下来。虽然追求个人的幸福并不可耻，但是选择向善之路，至少不会让有良知者在一生中为当初的决定而羞愧难当。这么一看，死亡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对良知的无视。

（三）灾难显示的人生荒诞

《鼠疫》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是通过灾难揭示了人生的荒诞，具体地体现为反抗的无意义、结局的无意义和鼠疫本身的无意义。

荒诞的表现之一，是疫情发展中的反抗无意义。无论是志愿者们纷纷投身志愿服务，还是医生努力诊治病人、研发血清，都是鼠疫来袭下小部分人不屈的反抗。然而，它们没有意义，鼠疫还在持续蔓延，这些反抗者更招致厄运。志愿队队长塔鲁因为感染鼠疫而死，可到最后，“官方欢庆的第一批烟花”升起，这些包括塔鲁在内死去的人却在“此刻全被人忘却了”。他们的反抗在强大的鼠疫面前没有意义可言。

荒诞的表现之二，是疫情没有给健忘的人类带来任何意义。鼠疫是在最后忽然抽身而退的，还没有研制成功血清，更没有什么传奇色彩的故事发生，人们忽然就重新回到了过去的日子里。然而，里厄还是在最后提醒：“鼠疫杆菌不会灭绝”，总有一天，它会卷土重来，再次带来痛苦。这种忽然就草草收尾的结局没有意义，像是鼠疫的一场玩笑，不过是大梦一场空罢了。

荒诞的表现之三，是鼠疫在结束的那一刻就失去了意义。鼠疫一出现，就展现了强大的破坏力，它不仅夺人性命， 更是“剥夺了所有人爱的能力”，使人痛苦绝望而麻木或是疯狂。可当它消散而去时，它的意义便消失了。本来它是那么的强大，应该战无不胜，然而它开始式微，“本来志在必得的猎物，如格朗或者里厄医院的那个姑娘，却失之交臂”。等到最后，鼠疫完全消散，于是“四面城门终于开放了”，人们不仅重新过上了之前的快乐生活，“各个广场都跳舞狂欢”，甚至还“从容不迫地否认我们曾亲历过这样疯狂的世界”，直接否认鼠疫的本身。鼠疫在結束时，也就如风过水无痕一样——毫无意义了。

《鼠疫》作为经典作品，写出了人类的共性，也写出了人类面对的生存困境。它用象征的方式告诉我们，自然灾害、战争、疾病、意外事件等给人带来痛苦绝望的“鼠疫”，一直潜伏在人类身边，随时有可能爆发，成为生活的一部分。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的世界局面，就精准地再现了《鼠疫》所描绘的多数细节。使我们不得不惊叹加缪的前瞻性和洞察力有多么了不起——作家通过他的神来之笔，居然超越时代，对七十多年后出现的新冠疫情做出如此准确的预判。这是《鼠疫》的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它告诉我们：鼠疫这类威胁着人类幸福的东西始终存在，人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更没有理由肆意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指导教师：周兴华 王彩萍）

a 崔洁莹：《“他们来了”——从〈鼠疫〉谈瘟疫的隐喻》，《名作欣赏》2016年第6期。

b 柳鸣九：《 从选择到反抗——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c 〔法〕阿尔贝·加缪：《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345页。

d 鲁彦：《鲁彦作品精选》，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1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疫情背景下的《鼠疫》解读”（项目编号：202010876005）

作 者： 夏倩倩、贺子琪、朱仙晓，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8级本科生。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