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碟 张燕

摘 要：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的沉浮与各个时段的主流文学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从批评界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评论以及对丁玲其他作品的批判中，可以看出现代文学观念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变轨迹：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念逐渐被以“革命的文学”为旗帜的实用主义文学观念所取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渐渐走向了衰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逐步占据整个文坛。

关键词：丁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 接受史研究

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的沉浮与新文学的兴衰紧密相连，与各个时段的主流文学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丁玲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1927年冬天，1928年2月发表于《小说月报》。《莎菲女士的日记》一出现就引起了文坛的瞩目与轰动，这是一部与传统格格不入的作品：独具个性自由和叛逆意识的女主人公、大量充满着情感和欲望流露的内心独白、灵与肉的冲突中被撕裂的痛苦魂灵，这些特质使整篇小说散发着新时代的精神气息和价值追求。由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这种独特性，伴随着它的一直是无休止的争论。

一、20世纪30年代：在启蒙与革命之间

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评价大体分成了两派：一方以茅盾和草野为代表，受“五四”启蒙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肯定了作品反封建的思想性和独特的创作个性；一方以钱谦吾、何丹仁、王淑明为代表，受革命文学观念的影响，批判了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从他们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评论以及对丁玲另外几部作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文学观念在30年代的流变轨迹：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念逐渐被以“革命的文学”为旗帜的实用主义文学观念所取代。

在“五四”時期，启蒙主义文学观念是整个社会文学思潮的主流。启蒙文学观念是外源性理论话语，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对现代理性意识和个体精神价值的推崇为基础。清末民初为塑造“新民”而诞生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运动”等文学革新运动已经有文学启蒙的意识，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意识的先河。从那时起，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开始注入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心田，人们开始强调文学对独立人格的培养、对国民精神的改造。胡适曾言：“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a如何塑造自由独立的人格呢？鲁迅认为最有效的途径是文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b。周作人更是直接提出了“人的文学”的主张，这个“人”，是个体的人，也是自由的“人”，更是普通的“人”，认为新的文学应当尊重个体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自由，关注底层大众的生存现实和生命价值。学者朱德发认为：“五四文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文学革命先驱深受人学思潮的影响而确立了真正现代型‘人的文学观念。”c“人的文学”体现了“五四”时期强调思想启蒙、重视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推动了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标志着现代文学观念的成熟并形成强大的人本主义思潮。

这个时期文艺界对丁玲小说中叛逆和自由等因素的强调，也正是“五四”启蒙文学精神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诞生震惊了当时整个文坛，茅盾、草野等批评家对作品中的新女性姿态、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给予了高度称赞。茅盾肯定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主题，他认为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旧礼教的叛逆者”，是“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d。就其创作技巧而言，批评家们肯定了丁玲率真的心理描写，认为她的创作有独特之处。草野认为小说对莎菲变态心理的描写是成功的，写出了环境对自由个性的压制，“只因她太刚直爽快，死也不受环境支配，所以才造成她这种矛盾的病态心理”e。毅真称赞：“这些率直的女性的心理的描写，真是中国新文坛上极可骄傲的成绩。” f

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对个性精神的张扬，对封建礼教的反叛等内容正是“五四”启蒙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茅盾、草野等人对小说主题、艺术技巧的肯定，表明他们的文学观念有着较为强烈的“五四”启蒙文学观念的痕迹。

1928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形势日趋严峻，残酷的革命斗争需要更加激进的文艺作品为其服务，文学的启蒙主题被拯救民族危难的革命主题所冲淡，启蒙主义文学观念逐渐被政治革命话语和阶级斗争话语所淹没，渐渐退出了时代话语的前台。我们可以从当时批评界对丁玲的几部作品和丁玲本人的评价中窥视到这种变化。

钱谦吾批判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拼命追求肉欲的享乐，容易为感情所动摇，抱着“及时行乐”的意念把人生看得非常阴暗，评价《韦护》“是一部恋爱小说，与革命并没有怎样深切的关联”g。可以看出，钱谦吾对于丁玲作品的评价与“五四”同人们已有显著的差异。“五四”时期启蒙文学以“人”为中心，这个“人”既是理性的人也是感性的人，在强调用科学理性来摆脱封建蒙昧的禁锢同时，也尤为推崇在文学中张显个人的情感与个性，甚至对个体本能欲望的流露也给了一定的肯定，而钱谦吾则从革命斗争的角度呼唤文学要更多地为社会解放服务。

何丹仁与王淑明等人对丁玲及其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给予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与指责。何丹仁批评写作《梦轲》《莎菲女士的日记》时的丁玲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认为这些作品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lumken）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h。王淑明也认为丁玲早期的作品充满着颓废色调，究其原因“一方面为其阶级的主观所限定，而另一方面却又茫漠于她那时代的社会当前事变”i。可见，何丹仁、王淑明等人都在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强调文学创作应与时代相结合，为社会革命服务，批判超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文艺观。

他们在批评丁玲早期作品及其思想的同时，对丁玲30年代创作的变化则充满欣喜与期待。钱谦吾在《丁玲的〈母亲〉》中评价道：“在《母亲》里，曼贞是不断的在发展，这发展，并不是脱离社会的超现实的发展，而是真实的和着时代的发展合致的向前进。”j何丹仁认为丁玲从《梦轲》到《田家冲》所走过的路是“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k。王淑明认为《水》是丁玲小说创作的一个转折，“作者由一向的从全体割离了的各个人的描写，而转向于群体的斗争描写”l。不难发现，何丹仁、王淑明等人对丁玲及其作品的评价表明他们不满于文学只表现“自己的园地”而与社会革命实践相疏离，强调文学应该融入时代的大洪流中，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

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观念，是大革命时代文学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它使文学在民族危难的历史时刻担负起救亡图存的神圣使命，加强了文学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革命文学对“人的文学”的价值内涵进行了置换，从自然的、个体的“人”转换为社会的、群体的“人”，将个人的、独立的文学拓展为社会的、集团的文学，这其实是“五四”以来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观念进一步中国化的结果。苏联、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大量被译介到中国，新的批评理论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气象，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写作开始盛行，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文学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当时左翼批评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理解存在着教条化、片面化倾向，革命斗争形势又十分严峻，文学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功利需求非常急切，所以当 “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在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两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偏颇，遮蔽了其应有的学理价值而倍受后来批评家的责难。

从30年代文艺界对莎菲和丁玲小说的不同评价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时期的文学从强调个人价值的确认和个人存在的自由，转向强调民族价值的确认和民族存在的自由。如果说“五四”启蒙文学观念是试图寻求一条从个人的自由走向民族的自由的解放道路，即由个体而集体的解放道路，那么，革命文学观念则是以群体的阶级意识取代了个体的自我意识，试图寻求一条从民族的自由走向个人的自由的解放道路，即由群体而个体的解放道路。这两条不同的解放道路的选择，导致了现代文学观念由注重文学的个体意识转向注重文学的群体意识。

二、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的重构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10月份这个讲话整理成文，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发表于《解放日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命题，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渐渐走向了衰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逐步扩大其影响，占据整个文坛。

如果说“五四”现实主义多以西方资产主义“自由”“仁爱”等观念为指导去描绘苦难中国的黑暗现实，那么，革命现实主义则更多是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多以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去建构新中国的审美蓝图。所以， 革命现实主义以高昂乐观的情绪取代阴暗迷惘的情绪，以新的英雄人物取代带有“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人物形象，以作品的教谕性取代了作品的批判性。

1948年，冯雪峰在《丁玲文集·后记》中评价《莎菲女士的日记》，认为丁玲“把莎菲这个少女的矛盾和伤感，的确写得可谓入微尽致，而且也的确联带着非常深刻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在评价丁玲1931年“向左转”的标志性作品《水》时，冯雪峰赞许丁玲创作态度的转变，认为这部作品她的一个新的起点，“她的那种向人民的向往，当作作家的一种前进的倾向看是正确的，她的热情也是诚恳的。”但冯雪峰也指出相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水》在艺术性上显得平庸，“这作品是有些公式化，同时也显见作者的生活和斗争经验都还远远地不深不广”。冯雪峰对丁玲延安时期的作品《夜》高度赞扬，认为这部“仅仅四五千字的一个短篇，把在过渡期中的一个意识世界，完满地表现出来了。体贴而透视，深细而简洁，朴素而优美。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是切切实实地在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的”m。从冯雪峰对丁玲小说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此时他的文学观是复杂的，甚至是充满矛盾。一方面，他特别强调世界观和阶级立场对文学创作的指导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因继承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特别是鲁迅的文艺思想，冯雪峰也强调文学作品对现实的真实再现和艺术的独立价值，在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性的同时，还注重遵守文学本身的独立规律，维护艺术的独立价值。

此时对丁玲小说的评价，和冯雪峰持有同样态度的批评家不在少数。陈涌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文中写道：“作为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作者是从多方面注意到它的复杂性、尖锐性。她把这个斗争在一种严肃、紧张而微妙的气氛下加以描写。可以说，在这方面，我们目前还很少别的作者像她表现得这样真实。”n我们不难发现，陈涌把文学的“真实性”视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甚至是文学的核心。

从冯雪峰和陈涌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一方面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另一方面他们对丁玲作品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表示欣赏，强调作品要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从艺术的特殊性把握现实主义，继承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文学观念。总的来说，他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基础上，摒弃了苏联拉普文学的影响，在注重文学的历史性的同时兼顾审美性，注重政治性的同时兼顾艺术性。

在同一个时期，许多批评家站在革命文学批评的立场上批评丁玲的小说，他们的批评更加政治化，也更加极端化。他们的这种文学观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新旧两种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在文人心中的冲突与较量。

燎莹以新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评价丁玲的《在医院中》，对这部作品给予了严厉批评。他认为：“作家，不能是现实斗争的第三者。新现实主义之所谓真实，不能只是对现实生活之表面的现象的精确的描写，必须抉发对象的本质，区别其主要的与部分的，把握它的过去与未来。”燎莹认为小说把一个党的事业的医院描写得太过黑暗，把党内的同志描写得太过丑陋，这是将个别代替了一般，将现象代替了本质，“是非常有害的客观主义描写”。燎莹指出新现实主义与旧现实主义的根本不同，在于“强调个人与集体的不可分离”o。燎莹的这种批评实际上是政治实用功利观和机械唯物论的翻版。

相比较于丁玲其他的作品，这段时间整个文艺批评界对《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的关注比较少，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水》《粮秣主任》等作品投以了更多的关注目光。其原因在于后面的作品更善于觉察出生活发展的方向和新事物的萌芽，善于从革命发展中去表现生活，更符合革命现实主义对世界观的革命性改造，一句话，更符合当时主流文学观念的要求。

燎莹等批评家对丁玲的评论表明他们的文学观念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较大，是新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体现。作为一种创作要求，新现实主义不仅要求作品要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展示其发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教育劳动人民群众，从而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寻求文学的合法性论证。正如冯雪峰所言：“这无产阶级的立场的取得及对人民的将来前途的信任，是现实主义通过作家而向新的现实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点。”p可见，这种新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是一种合乎政治目的的真实性。

总之，从20世纪40年代批评界对丁玲小说接受的分化这一现象也可以看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或者说新现实主义在整个文坛、批评界的主流地位逐渐形成，而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或者说旧现实主义则遭到压抑，走向边缘。

a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1918年6月15日。

b鲁迅：《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页。

c 朱德发：《跨进新世纪的历程》，明天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dhijklmno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页，第248页，第270页，第262页，第249页，第272页，第293—299頁，第306页，第277页。

efg张白云：《丁玲评传》，上海春光书店1934年版，第94页，第112页，第59页。

p 冯雪峰：《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页。

基金项目：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文学理论》精品课程（swkc19-012）建设阶段性成果

作 者： 胡碟，文学硕士，汕尾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张燕，文学硕士，华盛虹溪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