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骏 吕颖

摘 要： 《良民李木》是一部具有“问题”性质的底层小说，作者季栋梁刻画了一批底层人物群像。文章以文学、社会学双重视角对《良民李木》进行再解读，拟用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学者的社会分层理论，开掘隐匿在“老埂坪”中“变异”的社会分层。并较之作家既往的乡村题材作品，以“权势者”和“失语者”分野，阐释充斥于“老梗坪”社会中的“对立”危机。

关键词：《良民李木》 社会分层 权势者 失语者 对立关系

《良民李木》是宁夏作家季栋梁于2011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作品通过刻画一批底层社会的人物群像，实现对城市化进程中部分乡村问题的艺术再现，具有“问题小说”性质。作者试图表现“一个复杂而政治经济学不见得能理清楚的城镇化乡村中国问题”a，为我们从社会历史批评与社会学批判的双重视角审视底层问题提供了艺术摹本。通过观照作家的底层文学书写，从艺术世界中探寻社会建制的理论创新，开掘被现實遮蔽掉的现实问题，未尝不是一条解决问题的理想途径。

一、 老梗坪的生存概貌与社会再分层

（一）老埂坪的生存概貌

在老梗坪中，村民多以耕种、养殖家畜为生，大量年轻的劳动人口外出“揽工”。并且，近年来赌场生意在老埂村逐渐兴起，其中以老拐子、巴眼两家的生意最为兴盛。而自老拐子的女儿嫁给了煤老板黑叫驴后，老拐子在其女婿的“照应”下，赌场生意逐渐压过巴眼，成为老埂坪颇具“权势”的家族之一。

杨所长系草鞋镇的派出所所长，其利用职权之便包庇开赌、招赌等违法活动，并常年欺压迫害群众，朱远、李木等都为其受害者。在草鞋镇中，杨所长与其一众部下 “称霸一方”，贪赃枉法，无所忌惮，是一个典型的基层“恶官”形象。

李木为人勤奋、务实，与邻里发生口角后搬到老埂坪。他未同其他同龄人一般外出揽工，而是在家中与其妻小操持农务，日子本算惬意，却长期遭受杨所长欺压迫害，三番五次高呼“我是良民”，被迫数次缴纳“罚款”以求息事宁人。后在杨所长的陷害下，遭到同村排挤，被逼无奈出走“揽工”。

（二）老埂坪的社会再分层

不难发现，老梗坪的各类人物之间“阶层属性”分明。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曾明确指出，社会分层具有多维性质，即“可通过经济地位（财富和权力）、社会地位（声望）和政治地位（权力）等‘三位一体的分层方式”b进行划分。

首先，将老埂坪置于社会整体结构进行考察可知，老埂坪作为文本的核心叙事空间，隶属草鞋镇管辖，就行政划分而言当属底层。其次，根据人物的权力、财富及其他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进行底层社会的再分层：黑叫驴在老埂坪中占据绝对的经济优势，他作为当地矿场的老板，收入丰厚，社会人脉广阔，与当地高官、富商勾结，不惧当地执法部门，在老埂坪的社会再分层中属“权势者”；杨所长相较于黑叫驴虽物质资料不占优势，但他掌握老埂坪的最高执法权，并鲜少受其他权力机关的监督制约，颇有“山高皇帝远”的意味，因此其在“政治属性中”占据优势；相较于之前两类群体，李木一家靠务农为生，家境一般，但相较于前者，经济与政治地位都与黑叫驴、杨所长等人相距甚远，在老埂坪中长期被“强权”扼住喉咙而不得言语。

作品中还有一类群体，他们虽占据一些“人脉”，但除此之外亦同李木等人境遇相似。“人脉”一旦失势或彼此之间没有了共同利益，也便沦为了被压迫的对象，朱远、巴眼、老拐子正是此类代表。朱远从前与杨所长相交甚好，平日也依靠其“打点疏通”获益颇多。但之后让杨所长帮他小舅子“疏通”偷牛之罪不成时，反被其扣下八万“疏通费”，二人从此结下恩怨，后被杨所长长期报复，无奈关闭镇上店铺“逃回”老埂坪。巴眼原本通过贿赂杨所长来“保护”其赌场的安危，但在与老拐子的竞争中，因为老拐子是黑叫驴的老丈人，在关系上失了势，反被杨所长罚取一千；老拐子早前仰仗黑叫驴和杨所长，赌场生意风生水起，但后亦被杨所长抓住机会查处。此类群体看似拥有“话语”，实则亦是依附他者发声，并与李木等人一样，是老埂坪中的“失语者”。他们游走于“权势者”与“无权者”之间，个性犹疑，没有言说的自主权，跟随“权势”或“大众”的风向摇摆。因此，当李木被杨所长指认为是赌场的告发者时，他们亦无怀疑，并开始排挤李木，最终成为逼走李木的推波助澜者。

基于此，老埂坪大致可以“权势者”与“失语者”分野。进一步分层，则可分为以“黑叫驴”“杨所长”，为代表的 “权势者”，以李木一家为代表的“底层失语者”，以巴图、老拐子为代表的夹在前者之间的“中间者”三级分层。由于老埂坪中的“权势者”群体无所制约，致使“失语者”与“中间者”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长此以往，“权势者”不断扩大其“资源积累”与优势地位，阶层间差距愈大，老梗坪发展成果被少数人掌握着，矛盾激化，阻碍该区域的整体发展，似乎与“共同富裕”的愿景背道而驰。

（三）以“揽工”为行动元的社会现实

文中，作者重点讲述了“揽工”（即打工）这一社会现象，这亦是李木一切悲剧产生的行动元。李木没有像村里其他同龄人一样选择外出揽工，而是选择乡村生活，也正因如此被杨所长“锁定”。同时当老埂坪发生一些盗窃事件时，李木亦成为众人怀疑的对象。

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李木之口，集中叙述 “揽工”招致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对于老埂坪而言，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村中留守的大多是老弱妇孺，“偷鸡摸狗”之事常有发生；另一方面，讨要薪资难、工地环境恶劣、合法权益争取等亦是外出揽工者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其中，作者用相当笔墨描写揽工者需要克服的最大生理问题——性苦闷。揽工者远离家室常年在外，基本的“性需要”得不到满足。为此，作者通过描述李木进城揽工时的嫖娼过程，揭示这一违法行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仔细窥探不难发现，李木嫖娼时并没有生理愉悦，而仅是一种填饱肚子的程式感，反映了“变异的揽工”对人性基本诉求的“消磨殆尽”。因此，“揽工”看似是作者叙述时推动情节发展的行动元，实则是导引出背后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楔子，指引读者对底层问题抽丝剥茧。

二、底层社会“变异”之下的对立关系

诚如上文所述，由于底层人物间形成了制约与被制约的单向社会关系，同一阶层或不同阶层间的对立关系显著，这异于季栋梁其他作品中呈现的底层社会关系。如《西海固其实离我们很近》中，虽上城中卖洋芋的老农与城市执法管理者之间有对立冲突，但去城中的“我”因同情老农向其施予援手，两家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表现出城乡冲突中的温情一面。《黑夜长于白天》亦是书写乡村生活，着重表现乡村女性在男性缺场时的生活体验，是一首乡村女性的赞歌。作品中的两位女性——“奶奶”和“我”在男性缺场的乡村家庭中依靠的不仅是个人品质，也得到亲朋邻里的帮助，表现了乡村生活中“美美与共”的和谐关系。对照之下，《良民李木》中对立的底层人物生态，似乎正是作家强调的问题所在。

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社会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最优选择，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分工，意义在于“将整个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成为可能”c。合理的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亦必然会引发“矛盾”，这是城乡分化中难以调节的关系形态，《西海固其实离我们很近》中的老农与城管的矛盾正是如此。而在《良民李木》中对立关系发生“变异”，社会分工中承担较大经济、政治使命的群体逐渐演化为不受制约的 “权势者”，而以简单体力劳动谋生的底层群体在“权势者”的压迫下成为“失语者”。基于“变异”的社会分层下，老埂坪的冲突矛盾日渐激化。

（一） “权势者”与“失语者”间的对立关系

在老埂坪的“社会生态”中，“权势者”与“失语者”之间的对立矛盾表现最为显著。杨所长压迫李木获取钱财、包庇巴图与老拐子的赌场生意、与黑叫驴欺上瞒下，都是他不断积累财富资源、巩固自己在老埂坪“权势地位”的过程。纵使李木等人尝试过拒缴罚款、上访举报、向记者曝光等反抗方式，但最终都失败了。对基层执法机关监督的缺失以及“失语者”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与软弱性，让他们从未真正意义上发过声，并长期失语，成为杨所长一切违法行径的“背书者”。

这似乎是变异的社会分层后必然面临的现状：本该在社会分工中承担更多责任的群体在变异为“权势者”后，开始谋寻可以巩固自身“权势”的对象。而“失语者”原本在社会分工中承担一些简单的劳动工作，现更加受制于“权势者”一方，或为“权势者”服务。就某种程度而言，“失语者”时而是“权势者”可支配的“资源”之一，他们为“权势者”积累财富、资源。长此以往阶层之间逐渐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变异的阶层身份更为固化。

（二）“权势者”与“权势者”间的对立关系

权势者间以不惜代价占有“资源”为共同目标，决定了他們时而“合谋”时而“对立”的矛盾关系。杨所长和黑叫驴关系密切，杨所长利用职权之便，瞒报黑叫驴矿上死伤人数，放任老拐子家经营赌场，从中收取贿赂，黑叫驴亦在杨所长的“包庇”之下“目无王法”，赚取大量违法收入。但杨所长终究查封了老拐子家的赌场，查抄了大量“违法所得”，二者矛盾由此激化。

（三）“失语者”与“失语者”间的对立关系

在老埂坪中，“失语”群体不但没有因为共同所处的弱势地位而形成“同舟共济”的“共生”关系，相反其对立状态亦很显著。朱远看似为李木被杨所长压迫愤愤不平，为李木“出谋划策”，实则因惧于杨所长的“权势”，通过煽动李木对杨所长的愤怒情绪“借刀杀人”，最终成功让杨所长误认为是李木私自联系记者，完成其报复心愿。

李木与朱远只有“利益”而没有真情的交往关系、合法寻求媒体监督却要以“不义”为代价，巴眼与老拐子之间因竞争赌场生意产生的紧张暴力关系以及缺失判断是非能力排挤李木一家的邻里乡亲等，都是老埂坪“变异”的社会分层表现。

有趣的是，在描写李木嫖娼过程时同属底层的“妓女”轻蔑地称李木为“穿汗衫的”，反映了底层人物“变异”的价值伦理观，即妓女不对招嫖行为存有道德感，反因城市身份感到优越，这亦突出体现了底层群体间的对立状况。

三、老埂坪现状的社会学反思

在探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受历史语境、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把任何特殊的人类活动说成是其他所有人类活动的起点”d都应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解决“老埂坪”中的社会问题，需要从文本内部入手。

针对如上分析，老埂坪变异的分层暴露出如下问题：其一，底层人民的发声渠道缺失。朱远需要“找关系”才能向上级“告状”，并且未得到保密，被杨所长得知后对其进行猛烈的报复；李木面对杨所长的胁迫竟不敢向记者道出苦楚，朱远暗中向记者举报后，杨所长表面上退还了李木所有“罚金”，实则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地迫害李木，李木更为敢怒不敢言，对杨所长唯命是从，截断了“失语者”的发声渠道；长此以往，“权势者”的违法行为在“失语者”的“纵容”下得到了“合法化”。

其二，相关部门缺乏对基层权力机关的有效监管与一套行而有效的监督体系。上级部门多次对老埂坪涉毒活动进行巡查监管，在杨所长的“部署”下每每只是“逢场作戏”，从未根除此类违法活动；杨所长、胡协警在老埂坪滥用职权、鱼肉百姓，民众亦对此类行为习以为常，默默忍受压迫；黑叫驴的矿上发生重大矿难事故，仅凭杨所长就可只手遮天，底层监管效力为零。三方机构缺乏对基层权力机关进行监察，加固了“权势者”与“失语者”的社会分层。

其三，底层“现代法制观念”淡薄。李木受到迫害后，其妻豆姑不但不鼓励李木反抗，反倒宽慰李木“迁就”杨所长。朱远也只能通过所谓的“关系”，使杨所长停止对其报复，而非采取正规的官方途径。可以得知老梗坪仍然是以“关系意识”占主导的“人情社会”，法治思维缺失，取而代之的是 “人治思维”。加之群众与“权势者”之间的巨大鸿沟，更加促使底层群众懦弱妥协、胆小怕事、缺乏反抗等消极个性滋育。

此外，透过文本中“揽工”的描述，亦引发对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乡村经济振新、乡村治安建设、乡村务工人员在城镇的就业保障制度、外来务工人员的薪资保障、生活保障、治安管理等问题的追问。

四、结语

韦勒克在谈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指出，“文学可用作社会文献，便可用来产生社会史的大纲”e。质言之，《良民李木》的价值不在于作者在艺术技法与遣词造句方面有多过人之处，而是从文学到社会，再从社会到文学的双重指向价值。李木作为文学人物的身份，他既要立足于文学文本中对人物形象进行刻画，力图挣脱脸谱回归人物自身的艺术表现。同时，李木又兼具社会身份，其命运、境遇要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指涉，要具备高度符号化的能值效果，使其对社会反思有一定功效。因而，李木作为一个“底层失语者”符号，警惕人们观照正在发生变异的部分底层结构。

问题小说之所以为“问题”，是因为其既包含对社会现实的质询与批判，并以犀利的目光发现机制弊端，同时也提供一个有着“自在逻辑”的文本范例加以“问题”的操演和实践。《良民李木》蕴藏作者对底层社会、底层人物问题的深刻描写，但在“问题”的解决上仍存在不足，这亦亟待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深入解决。

a 牛学智：《文化城镇化与季栋梁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6期。

bc袁钰，陈亚平，许继红等：《现代社会理解论》，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第180页。

de〔美〕勒内·韦勒克（RenéWellek），奥斯汀·沃伦（AustinWarren）：《文学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5页，第92页。

参考文献：

[1]季栋梁.良民李木[J].江南，2013（1）.

[2]季栋梁.吼夜[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

[3]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月报获奖作品集（上）[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8.

基金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YDT201606）

作 者： 马加骏，北方民族大学文艺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吕颖，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