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衍雪

【摘要】什么是传播？这是传播学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但迄今为止，有关传播的定义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詹姆斯·凯瑞认为，主流传播学派通常采用传播的“传递观”，认为传播是信息的单向传递。但局限于单一的理论会让传播学的发展走向瓶颈。本文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环境、人与客观世界三个维度梳理了学者对于传播学的定义，并最终对传播做出定义：传播是维持人与人，人与社会环境，人与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实践活动。

【关键词】传播;人际关系;感知方式;社会建构

中图分类号：TN9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1.011..070

传播是传播学的基础概念，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概念。基于对“传播”的不同理解，不同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研究范式。

要回答“什么是传播”这一问题，必须追溯历史，对大众媒介出现之前的传播概念进行溯源。正如彼得斯所言，正是大众媒介的出现让我们感受到了“交流之不可能性”，人们希望通过媒介技术的改进来提高传播效率，但最终发现只是徒劳，因为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心灵的沟通”。且不说彼得斯的观点是对是错，是悲观还是乐观，彼得斯提供了一个视角的创新，拓展了传播的定义，让我们意识到，对于传播的定义不仅只有“传递观”这一家之言。以此为起点，本文梳理了三种对于传播的理解，并总结出自己的定义。

1. 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在《古希腊的交流》一书中，库蕾认为，不能将现代的交流概念直接应用到古希腊的文明中，库蕾所说的交流/传播是广义上的人类交流，包括人的迁徙、信号的传递等。古希腊的交流是一种公共交流，人们只有来到诸如广场、圣殿这样的公共场所，才能算得上交流，在家庭内部私人空间的交流则不在库蕾的讨论范围内。那些不去公共场所与他人交流的人，则被视为异类，也不被认为是古希腊“公民”。值得注意的是，库蕾认为，在城邦出现之前，不存在所谓的“公共交流”。即使古希腊的文字早已出现，但这种文字只是为了“经济的需要”，为了“记忆的绵延”而创造的，仅供宫廷管理层内部使用，不能被公民所用，所以不能说它是交流的载体。通过分析库蕾对于古希腊公民公共生活图景的描绘，我们看到交流/传播发挥了联系公民的作用。人们通过交流，通过传播与他人互动，从而形成公民团体，使得自身不被孤立。

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戈夫曼描述了在固定的物质地点中，人们是如何面对面进行交流的。戈夫曼认为，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表演”，这是人们进行互动的方式。表演者与观众之间，剧班与观众之间，表演者与剧班之间的关系通过“表演”得以维持。通过观察日常生活的微观呈现，我们可以发现“表演”是一种维持人际之间正常关系的“技巧”，帮助人们进行正常的交流/传播。

以上实例讨论的都是人际之间没有中介的传播活动，那么当媒介技术作为中介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传播是否还发挥了维持人际关系的作用呢？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戈夫曼的场景主义和麦克卢汉媒介环境主义给予梅罗维茨很大的启发，通过在两者之间搭建桥梁，梅罗维茨提出了“信息流动模式”的概念，具体描述了电子媒介的介入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从面对面进行交流到有中介参与的交流，媒介通过改变社会场景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行为，进而改变了人际关系。不同的社会群体因为不同的社会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人们的行为在“台前”和“幕后”是不一样的。但是当隔离人群的“墙壁”消失了，人们必然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表演”，以维持新的“情境定义”。同时，梅罗维茨认为电子媒介的交流方式“越来越类似于真实的面对面交流”，人们不仅成为观看电视上表演的观众，而且仿佛借由电视来到了现场，身临其境。这进一步说明人们原本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改变，新的社会关系通过媒介得以形成。

综上，从微观层面来看，人们通过交流/传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与他人进行互动，发生关系。传播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

2. 传播作为建构社会的工具

费孝通将中国传统社会定义为“乡土社会”。所谓“乡土性”，指的就是在有限空间内进行的社会生活。有限的空间限制了人们的交流，也因此构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费孝通将其命名为“差序格局”。费孝通以个人为中心，讨论以个人为中心的一圈圈的关系网络，这种人与人之间亲疏远近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形态。在研究花篮瑶社会组织时，费孝通又以“家庭”为基本经济组织单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形成了“亲屬”、“村落”、“族团”等规模更大的社会组织。费孝通受功能主义的影响，是以经济功能来划分不同的社会组织的。但我们仍可以看到，通过交流/传播，人们不仅能维持与他人的关系，还能通过这种关系构成社会组织与社会形态。

芝加哥学派的查尔斯·霍顿·库利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库利认为，传播是使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手段。受赫伯特·斯宾塞的影响，库利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传播是维持这个有机体正常运行的手段。库利认为，自我的形成离不开与他人的交往，传播是“人之为人”的原因。人们之间的传播活动与交往合作构成了“基本团体”，它们是“形成社会本质和个人思想的基础”，通过基本团体，社会成为“个人思想的集合体”，因此传播是“拯救社会”、建构社会的工具。 这种“人—社区—社会”的关系链条与费孝通对于乡土中国的分析不谋而合。

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约翰·杜威的观点则更进一步。杜威认为“有组织的信息”能够通过新媒介帮助公众在美国创造“伟大的社会”。杜威希望能够通过传播将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社会信息能够实现真正自由的传播。杜威将传播作为每个人都知晓的日常项目，将传播看作技术和物质的进步，进而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中存在着。他认为现代技术能够改进传播，让社会里的人参与进来，进行共享，进而形成他所说的“社区”。因此，对于杜威来说，传播不仅是形成社会共同体的手段，传播也是社会共同体本身。

在《大众传播理论》中，麦奎尔归纳了不同的媒介理论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其中提到的“媒介地图”也可以展示传播与社会构成的关系。麦奎尔将大众传播定义为“各种社会关系的中介”，这里的社会关系不仅包括人际之间的关系，更涵盖了构成社会结构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麦奎尔讨论的是以媒介为中介时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构成，当没有中介介入时，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社会是直接接触的，此时人们之间的交往与传播活动依然构成三者之间的联系。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是悬挂在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格尔茨同意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提出“文化就是这样的意义之网”。詹姆斯·凯瑞通过分析格尔茨的观点，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于传播的理解。正如本文开头所言，凯瑞认为经验主义学派对于传播的理解是基于传播的“传递观”，而凯瑞则认为，要结合“分享”“联合”“参与”“团体”等概念理解传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一种以共同或团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 ，这是传播的“仪式观”。凯瑞的观点有其现实意义。因为凯瑞想要解决的是“美国这样一个大陆国家如何形成一个共同体”的问题，凯瑞的答案就是通过传播，通过传播媒介实现不同地区文化与文明的共享。凯瑞颠倒传播与现实的关系，认为是传播创造了现实，传播通过符号构建了社会。

因此，从宏观角度分析，传播不仅构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还进而影响着社会结构，建构了社会现实。

3. 传播作为感知世界的方式

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观点对于我们认识传播的“感知世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媒介环境学旨在研究媒介与人互动的方式，以维持文化的象征性平衡。对于“媒介环境”的理解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即“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传播媒介是我们感官的延伸，是我们感知世界的尺度与方式——这是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我们通过不同的媒介来感知世界，因而媒介的不同感官偏向影响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于是可以说，我们通过媒介建构世界。因此，波斯曼在界定媒介环境学时提出，媒介环境学试图通过揭示媒介隐含的、固有的结构，来揭示它们影响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功能。

麦克卢汉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对于媒介技术的研究。虽然基特勒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传播、媒介与人的关系的，认为传播因技术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基特勒对于媒介技术的划分依然沿用了麦克卢汉的媒介与感官的关系理论。基特勒认为从口语到文字的变迁是人际互动与传播相分离，从文字到技术媒介的变迁，则是传播与信息相分离，这里的传播指的就是与“身体”有关的传播，与身体感官密不可分。然而，技术的进步会使这种分离重又融合在一起，让人们的感知偏向重新趋于平衡，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就是最好的实例。但由于技术只能复制、调整、重组人体的感官体验，所以基特勒预见，技术的尽头只能是对人脑的完全模拟，对人脑的完全复制。

正如鱼上岸后才能感受到水的存在，人只有在传播媒介的更替中，才能意识到旧媒介如何成为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新媒介又如何使得我们的感知方式发生了变化。

4. 传播是维持人与人、人与社会环境、人与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实践活动

通过上述三部分的文献梳理，本文总结出传播的定义：传播是维持人与人，人与社会环境，人与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实践活动。传播是人的行为，其目的是将个体的人联系起来，让个体的人能够融入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维系人际关系是传播实践的首要目的。传播是桥梁，也是沟壑。虽然传播实践无法实现人们心灵的沟通，但传播可以让人“手拉手”，我们也不能放弃传播，使得每个人都变成孤立的个体。通过人际的联结，传播将人与社会组织、社会机构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将个体的人接入社会网络，使得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在没有大众媒介作为中介的时代，人们通过面对面的传播活动建立起独特的社会秩序，传播所能到达的最远方就是社会关系网的最外层，也是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所能管辖的最大范围，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发祥地。当媒介作为中介进入传播实践，媒介便成为社会的反映，社会中的全体成员得以与整个社会进行“对话”。传播在帮助人们与人类社会建立联系的同时，也帮助人们建立与客观世界的联系。作为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传播充分延伸人体感官的功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由于传播媒介的偏向会从视觉、嗅觉、触觉等不同的方面限制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体验，所以现代传播不断通过技术的进步延伸人们的感官体验，平衡传播的偏向，不断接近真实的自然界。但是人体的物理认知是有极限的，传播媒介追求对人体感官的复刻，终究走向技术的尽头。因此，对于传播技术的研究需要有人道主义的关怀，立足于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稳定的社会秩序、健康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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