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辉

向警予

向警予（1895—1928），原名向俊贤，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作为早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家，向警予对妇女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从“教育求解放”到“革命求解放”的转变。为了妇女解放事业，她一方面撰写文章，表达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亲自领导和指挥妇女运动。她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指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主张社会主义才是妇女解放的唯一途径。她强调妇女运动必须以劳动妇女为主力军，主张建立女界统一战线，加强妇女组织建设，以实现妇女团结。向警予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及实践中对妇女运动的领导，在启发妇女觉悟，动员各阶级阶层的妇女加入革命，帮助广大妇女实现自身解放，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从“教育求解放”到“革命求解放”

1895年，向警予出生于湖南省溆浦县的一个商人家中，8岁时入县城文昌阁小学读书，12岁时受大哥向仙钺的影响，对国家大事关心的热情日渐高涨，通过阅读《新民丛报》《民报》等刊物，开始接触民主主义思想。1909年，向警予考入湖南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1912年秋，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第一女师校长朱剑凡因思想进步而被撤职，为支持校长，向警予从第一女师退学，转入朱剑凡创办的周南女校，并改名为向警予。受朱剑凡及进步教师的影响，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实践中，向警予逐渐确立了其“教育求解放”的理念。

“以教育求解放”，是向警予早期妇女解放思想的基本特征。在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读书时，她就倡导女子要励志学习，要为性别平等而奋斗，要以实现教育救国为目标。宗法礼教束缚下，一般女子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女子既无受教育的机会，思想就不能觉悟，就不能有男女平等的意识。向警予认为，适龄男女皆应当入学接受教育，从而培养他们的国民道德和基本的生活能力，塑造有益于未來社会的国民。她主张不仅小学应该男女同校，中学、大学也应该逐步开放女禁，允许男女同校，实现女学生做研究的机会，培养出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才，以图改造社会的目的。

1916年6月，从周南女校毕业的向警予抱着“大有可以作少年中华之望”的信念，怀揣着教育救国的思想，以“铸造适应于现时社会之人”为目标，回乡创办了溆浦学堂，并亲任校长。女子办学，本就少见，更何况在地方兴办女校。向警予此举是对“男尊女卑”这一传统观念的冲击。当她着手创办溆浦学堂时，一度引起了“男女混杂，成何体统”的社会舆论。报名入学的女学生很少。为动员溆浦各区的女学生入学，她给当县知事呈《请出令各区女子就学文》，希望通过知事的就学布告，争取女子入学，普及教育。除利用县知事动员女子入学外，向警予还多次下乡劝说女子入学。经向警予的努力，入学女子人数渐多，从开办时的数十人逐渐增加到200多人。1916年11月21日，溆浦学堂正式开学，由向警予写作的校歌“愿我同学做好准备，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表达了其希望通过创办学校，以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

向警予（左三）和她的同学们合影

向警予（左二）在溆浦时与友人合影

向警予倡导“以教育求解放”，开办溆浦女校的目的是使女子接受教育，以培养适于社会的贤妻良母。但这种贤妻良母实际上是具备自治心与公共心的新国民。她曾经指出，女子读书应杜绝功利之心，不能以谋求好的婚姻为目的而读书，而应志存高远，以追求成为人格健全的新国民而读书。这主要是因为女子教育具有振奋东方民族精神和改造社会的作用。多一个女子接受教育，即增加一位人格健全的社会分子，故改造社会的力量随之增大。向警予极为重视普及教育。她曾提出，中国的种种事业，希望均在学生。为此，向警予积极加入到先进知识分子主张男女共学的吁求中。1919年12月20日，在给同窗陶斯咏的信中，她建议陶斯咏尽最大努力鼓励小学和高中毕业生、师范生和中学生参加北京大学特设的男女共学的中学班。向警予认为这不仅能够为新文化运动培养人才，而且有助于打破家庭、社会中关于男女不能共学的陈腐观念。

1918年4月14日，由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的进步青年团体—新民学会，在湖南长沙成立。正在溆浦办学的向警予得到消息，很想跟他们干一番“真事业”，她坚持“吾辈当求真心得，做真事业”的决心，于1919年秋加入了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的女会员之一。

在新民学会，向警予得以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深入交流，并与蔡畅、劳君展、魏璧、陶斯咏等新民学会女会员一起参加革命实践。新民学会的学习及实践活动，深化和提高了向警予对妇女问题的认识。

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发生了赵五贞自杀案。新娘赵五贞不满于包办婚姻，迫于父母之命，无法反抗，于出嫁当日自刎于花轿中。为表示对赵五贞的同情，营造妇女解放的社会舆论，在向警予、毛泽东等人的组织下，周南女校召开了纪念赵五贞的大会。在纪念大会上，向警予进行了热烈的演讲，批判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呼吁妇女采取行动，争取自身解放。向警予、毛泽东对赵五贞自杀事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南进步人士对家庭婚姻制度和封建宗法道德的关注与讨论，为妇女解放创造了舆论声势。

1920年10月19日，周南女校又发生了女学生袁舜英投池自尽事件。赵五贞与袁舜英都受过近代教育，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但她们还是在家庭、社会的迫害下死去。她们的死，给向警予及周南女校的女学生以极大的刺激，向警予在心理上更加不安，她开始怀疑在当时社会中，普及女子教育，能否真正启发女子觉悟，培养女子独立人格。向警予深切认识到，无视黑暗的社会现实，单纯以教育谋求妇女解放是远远不够的，她开始怀疑其“以教育求解放”的救国理念。

1919年12月25日，向警予与蔡和森、蔡畅等50人从上海杨树浦黄浦码头启航赴法勤工俭学。在赴法旅途中，向警予得以与蔡和森进行深入、细致的交流，她“开始抛弃教育救国的思想，而倾向共产主义”。到了法国，向警予一边从早到晚苦练法语，阅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在此过程中区分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教育救国等思潮，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向警予通过到纺织厂、树胶厂、豆腐厂做工，意志愈发坚定，加深了她对工人阶级政治被压迫、经济被剥削的切身体验。赴法勤工俭学时期，她抛弃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开始思考并探索妇女解放的真正途径。

向警予将其对妇女问题的认识赋于理论，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中，她批评了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制度。她指出：“家庭制度一日存在，即女子常驻委员的职任一日不能脱离。”在中国的家庭组织中，女子完全依靠父母的意志生活，父母的命令与多数女子的意志完全不相容，女子根本没有意志自由可言。因此，她断言：“家庭制度不完全打破，女子是终不会解放的”。1920年6月2日，在《给彭璜毛泽东》的信中，向警予写道：“自出淑来，觉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这表明向警予已经认识到教育救国不适用于中国，她开始用唯物史观揭示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指出妇女受压迫的地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现象，并强调私有制是造成妇女受压迫地位的根本原因。向警予放弃了其“以教育求解放”的理念，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科学揭示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主张妇女解放与国民革命相结合

社会制度关系到妇女问题的解决。私有制社会中，妇女被压迫地位由社会经济地位所决定，并在社会政治制度的保护下，通过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因此，妇女解放事业不能摆脱国民革命单独进行，只有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全体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实现解放后，妇女解放才能得以实现。向警予用唯物史观分析妇女问题，指出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1920年留法女学生合影，左六为向警予

1920年7月，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法国蒙达尼公园合影，右一为向警予，最后排右二为蔡和森

向警予认为，谋求妇女解放，应首先从经济独立入手，最先注意的问题是使妇女了解财产私有制的危害。向警予指出，财产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起源，由其派生的資本制度、雇佣制度摧残着无产阶级的生活。不废除财产私有制，妇女问题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向警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妇女问题，虽然她还不确定以一种什么制度和主义来代替私有制，但她已经认识到，20世纪的新人生观，必定以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代替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她认识到私有制是造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通过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谋求妇女解放，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妇女解放必须与社会的改造联系起来。

1921年向警予回国，1922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具体负责领导妇女运动，她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在领导工厂女工罢工的实践中，在指导和帮助劳动妇女运动及女权运动的过程中，向警予彻底转变成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方向方面，向警予认为妇女解放必得与国民革命相结合。在《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一文中，她指出，在帝国主义以及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工商界毫无生气，教育界一息尚存，百姓叫苦连天。因私有经济制度，妇女始终处于奴隶地位。不能脱离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而谈妇女解放。她认为“非将人权民权首先争回，女权不能有存在的根据”。妇女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积极参加国民革命，才能真正获得自己的解放。她指出，如果中国拥有一个强大的国民革命党领导国民革命运动，一方面抵制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推翻军阀在国内的统治，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更对世界革命作出了贡献，“那时候中国妇女的解放自成题中应有的文章”。

向警予对女权及参政运动予以指导。她建议上层知识女性不应该单纯地追求男女平权运动，而应该多关心中国的政治问题。她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即使女子摆脱家庭，参加女权运动，妇女也只是从附属的经济地位解放到个人的私有制经济中。中国的代议制和遗产制，能否会给中国妇女以参政权，是值得商榷的。她明确指出，中国妇女不能“死板板地刻定十八世纪欧美各国女权运动的旧程式”，这表明中国的女权运动既是妇女的人权运动，更是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的目的，绝不是女性对男性的战争。女权运动不应该成为女性反抗男性的革命运动，而应该反抗剥夺女子人权和民权的社会制度。向警予认为在军阀割据的现实政治中，真正的人民政治还在“革命改革”中，只一味的反抗男性，而对女权运动即参政运动的先决条件—国民革命，视而不见，这是毫无意义的。女权运动者首先要做的是争取国权与民权，而不是与男子争夺国会中的议员名额。她认为，“妇女运动是跟着国民运动起来的，没有国民运动也便无所谓妇女运动”。这样，向警予将妇女解放运动与国民革命结合起来，一方面指出妇女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强调妇女运动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视作妇女解放的前提条件，这有助于激励各阶级阶层的妇女加入国民革命，从而壮大了革命势力。

重视劳动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

妇女运动必须注重劳动妇女的主力军作用。中国革命的成功要靠工人运动，女工在工人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重视劳动妇女，发挥劳动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向警予领导了上海丝厂、纱厂、烟厂的女工罢工斗争。上海工厂女工罢工斗争迅速扩大到北京、天津、湖北、湖南等地。在动员女工罢工的同时，向警予充分地认识到劳动妇女是决定革命成败的重要力量，必须依靠劳动妇女的力量争取妇女解放。

首先，向警予分析了劳动妇女运动的产生原因。她认为，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影响改变了中国数千年的农业和手工业结构，并产生了近现代工业，许多妇女被迫进入工厂做工，成为工厂中的雇佣工人，由此形成了近代无产阶级的女工队伍。在工厂中，女工深受资本家和工厂主的压迫，不仅每天要承担高额的工作任务，身心疲惫，而且工资微薄，饥寒交迫。生活异常痛苦的女工，不得不起来反抗。劳动妇女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女工以争取自身的生存权、健康权为目的，在工厂罢工中反抗资本家。对女工的关注，表明向警予已经将妇女运动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劳动妇女身上，特别是在领导上海女工罢工运动中，向警予逐渐认识到劳动妇女蕴含的革命力量，提出了劳动妇女应该是妇女运动的中心。

其次，向警予认为劳动妇女应该担当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她将中国的妇女运动分为劳动妇女运动、女权及参政运动和基督教妇女运动。其中，劳动妇女的生活最痛苦，所受的压迫最深，解放的要求最迫切，因而是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她们“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由此可见，劳动妇女的阶级地位及生活处境决定了其在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向警予曾赞扬四川女权同盟会重视劳动妇女的重要作用。四川女权同盟会不仅具有团体观念，召集2万人的女子国民大会，而且关注政治改革运动，组织女子北伐军与男子共担剿灭北洋军阀的重任。向警予对此评价道：“四川女权同盟会的宣言是中国妇女觉悟的声音。”

1924年向警予在上海

再次，向警予对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进行了批评与指导。向警予指出，女权运动的参与者大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妇女，其觉悟程度应该比劳动妇女高，但是女权运动的效果并不明显。她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分析了女权运动的参与者大部分是知识女性，她们过的是小姐与太太们的生活，经济上处于附属地位，还没有摆脱对父亲、丈夫和儿子的依赖性，做女权运动也只是一时高兴，装点门面的事。女权运动者们不知道妇女运动须有大多数妇女群众联合才有意义，故而排斥姨太太和劳动妇女加入女权运动的队伍。女权运动者们以为妇女运动是几十个人开开会，打打电报就解决的事情，而对于劳动妇女的生活毫无援助。对此，向警予曾倡导《一个紧急的提议》，“愿女权运动姊妹们为真正的女权运动努力”，呼吁女权运动者关注女工生活，组织妇女团体为女工请命，向资本家要求合理的工作、教育与休息时间。女权运动者们认为妇女运动就是女子个人做官、做议员的运动，而没有勇气参加国民革命。针对女权运动者只重视做官、做议员的活动，向警予批评道，各地女权运动者将多数妇女群众排除于妇女运动的队伍中，以追求做官、做议员的资格作为妇女解放的目标，只会给自己招惹官僚气，“就事实说，做官运动只是拖泥菩萨下水”。

在批评女权运动的基础上，向警予对女权运动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意见。一方面，她认为女权运动必须重视劳动妇女的力量。劳动妇女是妇女界最具革命力量、革命精神和奋斗精神的阶级。女权运动者要谋妇女运动的发展，必不能抛弃这支新兴的主力军。另一方面，她指导女权运动加强妇女团体建设。她认为，“伟大的事业，必须要有一个伟大的组织，要有一个伟大的群众的后援，然后才可以达到目的”。她强调女权运动者应该关注多数妇女的利益，将多数妇女团结在周围，脱离其单靠少数“名闺才媛”做妇女运动的缺点，以团体的力量，共担妇女解放的重任。

建立女界统一战线，加强妇女组织建设

在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实践中，向警予充分认识到，妇女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女界统一战线并加强妇女组织建设，才能加快自身解放。

建立女界统一战线，必须以工农妇女的团结为基础。1915年，向警予就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而团体的力量则无比强大，她曾号召成立婚姻自决同盟，主张妇女联合起来，以团体行动反对包办婚姻。此外，她积极号召工农妇女团结起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1923年9月26日，向警予在《妇女周报》上发表《告丝厂劳苦女同胞》，她分析了工厂女工的生存状况，指出女工无钱无势，唯一拥有的武器便是团结奋斗。女工只有团结起来，坚持罢工，并反抗到底，才能获得对资本家的胜利。为了发挥武器的战斗价值，她一方面动员全体女工加入丝茧女工团，以集中女工势力;另一方面指导女工要服从女工团的指挥，严格遵守女工团的秩序，以争取女工罢工的胜利。11月21日，向警予在《妇女周报》上发表《丝厂女工团结起来》一文指出，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实质上是“资本家的社会，是银子的社会”。这种社会不仅依靠金钱的势力颠倒是非黑白，而且专门为贵族人士设立了法律。因此，妄想以呼声感动资本家的丝厂女工并不能获得根本解放，靠得住的，只有女工本身的团结。

建立女界统一战线，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女性的作用。向警予认为妇女运动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和历史环境导致的。但同时妇女中必然有率先觉悟者，这部分妇女必须担当起领导多数后觉者的任务。知识女性作为最早从中国妇女中觉醒的阶层，她们不仅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还提出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要求，一部分知识女性从事妇女运动的宣传工作，努力地通过宣传来启发妇女觉悟。1924年12月27日在《寒假中女學生应努力的一件大事》一文中，向警予强调了知识女性对启发妇女觉悟的突出作用。她指出，妇女运动中需要有热心运动的觉悟者充当起重机，在妇女中进行理论宣传，帮助广大妇女摆脱生活在痛苦的环境中而不自知，沉溺于麻木愚昧的精神状况而不自省的生活状况，帮助她们了解自身的解放问题乃至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进而扫除妇女解放事业的障碍。向警予认为，通过知识女性对妇女的宣传与组织，即可提高广大妇女的觉悟，以养成她们“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

建立女界统一战线，必须加强妇女组织建设。女界统一战线的确立，不能只重视妇女解放理论。向警予认为，妇女组织可以团结妇女，有明确革命纲领和领导核心的妇女组织可以代表妇女利益，反映妇女解放的要求，扩大妇女运动的影响。因此，要加强地方妇女组织与全国性妇女组织的建立，通过具有统一目标、统一策略的妇女组织，推动妇女运动的系统性与计划性。

1924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向警予担任妇委会青年部助理，图为妇委会成员合影，后排左一为向警予

为推动妇女解放，巩固和扩大女界统一战线，向警予积极推动中央妇女部与地方妇女组织的建立，以推动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运动相结合。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在组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及地方妇女组织时，向警予起到了重要作用。1924年2月，向警予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助理一职。中共中央妇女部设立后，向警予成为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在此期间，她全面负责妇女工作的开展，领导全国的妇女解放运动。1924年12月，经过向警予等人的计划、组织与筹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建立，向警予担任委员。该会提出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一切不平等法律、特别助进女权的发展”。同时，向警予还十分重视组建各地妇女组织的工作，发起和成立妇女解放协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据统计，“至1927年初，隶属国民党各省、特别市党部妇女部，或与之有联系的妇女组织62个。有组织的女工约35万，农妇约15万，女学生及普通妇女约60余万”。这些妇女组织，在妇女运动领导者们的领导下，不仅启发了一大批妇女的觉悟，使其加入国民革命运动，而且还壮大了革命势力，一大批妇女声援并参加北伐战争，以实际行动支援北伐军。正如蔡畅所言：“在向警予从事妇女工作之前，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妇女运动组织，只有一些小型的非政治性的资产阶级组织”。中央妇女部与地方性妇女组织的建立，使得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得以深入到妇女中，传播妇女解放理论，从而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向警予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劳动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以及建立女界统一战线，加强妇女组织建设等问题的论述，系统地回答并解决了在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如何开展妇女运动、如何实现妇女解放等问题。向警予科学地揭示出只有将妇女解放与国民革命运动相结合，投身国民革命的实践中，才能实现妇女自身的解放。向警予在解决妇女问题，揭示妇女解放规律的同时，随着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逐渐放弃了其“以教育求解放”的理念。此外，向警予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及其在实践中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促使一批女權运动的倡导者认识到新兴的无产阶级劳动妇女的力量，帮助她们转变了资产阶级立场，从而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无产阶级劳动妇女为主体，以争取全体妇女共同解放的妇女解放理论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 姚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