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金冲及

我是1948年春夏之交在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为历史系）一年级读书时参加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的。那时是17岁，到现在已超过73年。

一、抗战胜利后的思想剧变

要讲我怎么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需要从我在抗战胜利后的思想变化说起。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我那时是上海复旦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在同年级同学中年龄最小，还只有14岁，对坚持八年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见到国土重光，极度兴奋，但政治上还十分幼稚。

因为长期生活在被称为“孤岛”和以后的沦陷区内，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在大后方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加上年龄小，还把他们看作“国民政府”和“国军”，对他们的到来感到亲切和喜悦。

最早进入上海市区并到处张贴“安民告示”的，是原在上海周围的“忠义救国军”，记得司令叫阮清源，但他们不是正规军，群众口碑也不好，尽管他们耀武扬威，却没有多少人理睬。不久，国民党政府派来上海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到了。我在上海租界时期看到过汤恩伯在南口抗战的报道，从未听说过河南有“水旱蝗汤”四大灾害的说法，因此，也赶到静安寺街头，同市民们一起欢迎他的车队驶过，记得汤恩伯就站在一辆敞篷的吉普车上向两边行军礼。不久，蒋介石也到了上海，在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加上人民公园的原址）召开大会，作了演讲。自动去的市民总有几万人，乱哄哄的，没有什么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