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信翰 张建伟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712046)

术数，也作数术，是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分支。数术的特征是以数行方术，其基础是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河图洛书、太玄甲子数等。“术”，指方术；“数”，指气数、数理；即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从广义而言，凡是运用这一数理的部分学科内容，皆纳入术数范围，涉及古代的星象，堪舆，医学，建筑，历法等。

中医学在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吸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诸多学科或学派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在方法论层面，中医理论利用了术数思想，在中医的整体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从术数的角度来诠释中医，是中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和课题，本文从文化人类学与中医发生学的角度出发，就此论题进行初步探讨。

1 术数与中医学的理论渊源

古代传统哲学思想之基础，主要是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这三种学说，均是来源于古代朴素的世界观，经诸子百家的整合逐步形成的。中医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吸收术数哲学思想体系并把它作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证据充分并且符合规律的[1]。

1.1先秦道家、阴阳家的整体观 中医学吸收了先秦诸子哲学思想，将天文、地理、气象等从经验认识上升形成理论架构。如《史记·律书》认为基于天文的律学具有“合符节，通道德”的作用，《周礼·春官·保章氏》载“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等。以此为基础，从而形成了历法、风侯、杂占等学科[2]，如《左传·襄公十八年》载师旷歌“南风不竟，多死声，楚必无功。”《史记·律书》载“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后世中医学吸收了这种思想，把自然气候与人类的发病联系起来，比较典型的就是五运六气学说以及《灵枢·九宫八风篇》。此篇阐述了九宫的方位、八风的区别以及因其导致的病变，从而说明不同季节和方域的气候变化对人体的不同影响，同时也带有预测人事祸福的成分，反映了此种思想的痕迹“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以其日风雨则吉，岁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则多雨，后之则多汗。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变，占在相；太一在中宫之日有变，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变，占在将；太一在夏至之日有变，占在百姓。”

基于整体联系的世界观，本质上是将人与天地纳入一个动态相应的运化过程中来理解[3]。为解释各种客观现象，以及对未知事物和规律的预测，亦或是出于为人类的某些特定社会活动赋予一定意义的需要，术数之学也应运而生。在整体观念的应用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取象比类”思维，这是一种不断将具体事物抽象化并且建立联系的思维方式[4]。术数学自其产生伊始，就需要广泛讨论事物之间的相关性，所以相当重视“取象比类”的手段，并为了使其解释的逻辑层次进一步提高，形成了“取象成数”的思维方法，进而提供了对信息进行推算的可能，此亦是易学研究中所谓之“象数思维”。

1.2汉以后道教术数思想的渗透 在援引术数体系进入中医理论的过程中，道教的影响亦不容忽视。东汉道士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将周易理论与炼养实践相联系，开创了内外丹理论。

至三国到南北朝，官方开始对谶纬与术数提出明确厉禁，即“禁星气、谶纬之学”，但是据《晋书·天文志》记载葛洪“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历象昏明之证候”，名医陶弘景作为道教上清派祖师，同时在历算也有许多成就，著有《天文星算》《帝代年历》等，说明以道士为主要组成的医家群体依然坚持对此进行探究[5]。此时也正是道教与中医学关系密切之阶段，道教养生家也强调以养生作为修养性命的手段，故术数与医学二者以道教为载体，相互交构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在中医学术领域内对术数的使用也是较之前更为明显，主要表现为五运六气学说的广泛流传。王冰作为此间的代表医家，其道家背景为学界所公认，或有可能其身份确是道士[6]。他在次注《素问》时，将运气七篇大论补入，将运气之学划归医经的范畴。如《素问·天元纪大论》所转引自《太始天元册》文“太虚寥廓，肇基化元”“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明确地将天文气象以气化理论概说，发展了中医理论，提高了中医学的理论层次[7]。

自唐以后，一方面是天文、气象、历法等术数学的基础基本收归司天监一类官方天文历法机构，而术数学流传至民间的部分则多向命理预测学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宋明时期理学的兴盛，崇尚理学的知识分子对术数学并无深入的掌握，他们进入医学学科后，更加促使了中医学理论脱离了神秘色彩而逐步显学化。

1.3历代医家著述所涉及的术数内容 孙思邈是唐代著名医家，同时也是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在《旧唐书·孙思邈传》的记载中他能“推步甲乙，度量乾坤”，他的著作中也多有涉及术数，其《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更是明确对大医提出“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的术数学素养要求，虽为一家之言，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确有中医重视术数体系的风气。

宋代对运气之学的重视程度相当之高，朝廷每年颁发运历，并在官方医科考试中以“运气大义”为重点考试项目，金元医家著作中也普遍有涉及运气学的内容，并多强调运气学对于中医的重要性，故时谚云“不学五运六气，遍检方书何益。”但这一时期医家所进行的理论探讨远离了历法天文的直接基础，虽有发挥却少能发明。

至于明清，中医与易学发生诸多交互是这一时期的明显特征，甚至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医易学说[8]。诸多医家皆旁引《周易》以证其医论，如张景岳提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孙一奎认为“一阳居二阴间为坎，水火并而为肾”，以坎卦卦象阐明肾的生理特点；赵献可用“震”“复”“随”“颐”四卦蕴含的“动乎情欲、复之静、居之安、养之正”递进关系来解释“相火不药自伏”原理等。清代医家唐宗海在《医易通说·缘起》中说：“惟于易道见有合于医理者，必引伸之。”全面应用易学象数思维解读中医理论；王洪绪作为中医外科大家，同样旁涉星命卜筮，著有《卜筮正宗》，强调以阴阳动静生克制化之理而圆神活变，其灵活变通之处颇有医易互参意味。

2 术数思想在中医学中之体现

中医学之所以能够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术数体系有所应用，主要的原因是二者之间哲学基础的吻合以及体系架构的可互通性。就体系架构而言，不论是中医学的诊疗实践还是术数学的抽象推演，在认识和应用上都必须要以时间与空间两个基本维度为背景。在中医学中对此两种维度的临床应用即是“因时制宜”与“因地制宜”原则。

2.1基于时间的术数理论体系 时间维度主要指以传统天文、历法、计时学为基础的内容，在术数理论中即为周期参考系，并且这种周期还具有异级同构的特点，可以将多种时间层级类比看待，并用相同的模型进行诠释。

2.1.1天干地支计时法 天干地支是时间术数体系模型的代表。其最早可能在夏代已经形成并且应用于纪年，这一过程应与先民对岁星的观测有关。其称谓可能多次流变，《尔雅》与《史记·历书》中均有关于此的对照记载[9]。后世除将其运用纪年外，还广泛将纪月、纪日、纪时纳入此体系，如《史记·律书》载：“以十二月配十二子十母十二律。”而对于一天之内的时刻划分，有意识将其十二等分并明确分界应自西周已始，但当时时制或尚未完全统一，直至汉代才将十二时辰划定并与十二地支建立联系[10]。

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两套体系，从数理上来讲分别为十进制和十二进制，在历算运用中就需要相互对应。二者依次周期相配，组成六十种组合，即“六十甲子”，如此，则相邻两年首月的地支相同而天干不同，为了便于推算，便产生了五子建元法。即“甲己还生甲，乙庚丙作初”，将十天干两两相合便可以年干推月干，如此等等。

2.1.2天干相合与五气化运 《素问·五运行大论》中有载《太始天元册》文“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等，即将天文中的二十八宿与地理上的二十四山的位置重叠对应，并以五色气的经行来表示，此谓五气经天(图一)，是天干相合在天文中的理论来源。在运气学的推论中称其为五气化运，即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此与“五子建元法”的两两相合一致。

(图一)

杨雄《太玄经》中提出太玄甲子数，即所谓“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后世《渊海子平》等书中以此为基础讨论天干相合，亦为“甲与己合，乙与庚合，丙与辛合，丁与壬合、戊与癸合”。如将天干写作数字，天干五合便可表示为一与六合、二与七合等，此亦与河洛理数相符，即“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二生火，地七成之”。另有等，同样将甲己、乙庚等两两归于一系。以上皆可为术数与运气学说关联之旁证。

另有关于运气学的研究指出，干支纪年下一岁只有一个天干，不符合二者合化的原则，应以地支藏干与天干相合厘定当年大运。虽与传统的大运推导方法有所区别，但实为引入术数理论所进行之创新[11]。

2.1.3中医理论与诊疗中的体现 以干支为代表的时间术数体系在具体诊疗中也有诸多体现。如《素问·太阴阳明论篇》云:“脾者土也, 治中央, 常以四时长四藏, 各十八日寄治, 不得独主于时也”，《素问·藏气法时论》“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将藏象的生理特点定义为五行特性，继而与时间相应，可以籍此确立诊则和治则。《素问·八正神明论》强调施针与月侯的关系，《灵枢·阴阳系日月》《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灵枢·五音五味》三篇，将十二律与十二月联系，进而与五行相配，然后对应于人体体质和人体部位，用于阐述生理病理状态的变化等，都是因时制宜原则的经典例证。

时间术数体系在的运用，应以针灸中子午流注与灵龟八法、飞腾八法为代表。子午流注认为人体经脉的气血流注随着时间的影响而呈现一定的规律，就是辨证循经按时取穴的一种针灸操作方法。而灵龟八法与飞腾八法的基本理论都是以时辰为取穴标准，其逻辑实为将奇经八脉交会穴按照时间的干支附会与九宫八卦体系，具体使用时或采用纳干法，或采用纳子法，对于“除日”和“五中”的处理也存在各自差异，但确实皆是基于时间的术数体系与医学的实际结合[12]。

时间术数体系同样影响到方剂创制。明代万全所著《片玉痘疹》一书中载有“代天宣化丸”一方，配方中的君药有五种，临床中根据不同年份选定。其中，甲己之年以人中黄为君、乙庚之年以黄芩为君、丙辛之年以黄柏为君、丁壬之年以栀子为君、戊癸之年以黄连为君，并有苦参、荆芥、防风、连翘、山豆根、紫苏、牛蒡子等其他佐药，“数药先视年之所属者以为君，其余主岁者以为臣，为君者倍之，为臣者半之”，其功效清热解毒透疹，临床主要用于小儿时行痘疹的预防。此方剂的组方结构是运气学天干化五运学说运用在方剂理论的充分体现。

2.2基于空间维度的术数理论体系 空间维度具体即地理与气象一类，在术数体系中主要体现为方位参考系。从广义而言，凡是具有方位概念或者应用象思维的术数思想，均属于空间术数体系。

2.2.1九宫八卦与地理格局 九宫八卦体系为此中代表。甄鸾注《数术记遗》时，根据洛书将九宫释为“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与后天八卦相合，在序数的基础上既可以代表方位，也可以基于易学对符合的事物与现象进行阐释。

后天八卦格局为即“巽卦东南、离卦正南、坤卦西南、兑卦正西、乾卦西北、坎卦正北、艮卦东北”，就其每一卦的意象并且结合其五方五行来看，与中国版图同方位的地理情况相符合，故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后天八卦是一份极为精简与抽象的中国地理模型(图二)。

(图二)

九宫概念的溯源，应始于风角术最早对风向方位的认识。《玄女经》有云：“天有八门，以通八风；地有八方，以应八卦”。在中医典籍中有关于此的描述则首见于《灵枢·九宫八风》，此篇除援引“太乙行九宫”理论外，更有关于“大弱风、谋风、刚风、折风、大刚风、凶风、婴儿风、弱风”等八方来八风的论述，加上所居的中宫，正应九宫之数。在论述不同方向来风的同时，也记载了不同风导致的不同疾病以及其病位病机，其来向的方位也与所病脏腑所属的五行相应(图三)。

(图三)

2.2.2对藏象学说的发展 空间术数体系对藏象学说多有发展。在《素问·异法方宜论》中便已强调“地势”对人生理病理与治疗手段的影响，如：“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五方、五行、五脏以及其他有关内容之间的归属论述明确，在此不再赘述。《素问·金匮真言论》中有云“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应四时，上为岁星……其音角，其数八；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其音徵，其数七。”等等，体现了五方五行的因地制宜原则与河图数理结合之紧密。

与此相应，中医藏象学说的构建与阐释，也与空间术数体系关系密切。在《内经》中，五行五脏之间的配属关系是“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其代表的方位与五脏解剖位置也并不相同。但《尚书》《吕氏春秋》等都认为肝属西方金、肺属南方火、脾属东方木、心属中央土、肾属北方水，显然这一结构和人体脏器解剖位置更为接近。而《内经》作为中医藏象学说之鼻祖，在这一配属关系上没有选择遵循这一说法，说明相对于解剖位置，其更加重视生理特性和五行含义的对应。更进一步的说，《内经》的五行五方五脏配属结构，也是直接与后天八卦方位相合的[13]。

再如，重视“中宫”脾胃的思想源于河洛理数的“中五立极”，如唐宗海《医易通说》所言：“中五者太极也，四方者四象也”，历代医家对此多有发挥，逐渐启发了补土一派。以及河图数理有言“天一生水”，但水脏肾却为偶脏，颇是与之不符，而坎卦卦象是“两阴之中藏一真阳”，医家遂将肾与命门分立，给予肾脏合理的解释，即《难经·三十六难》“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之说，这一理论也成为了后世命门学说产生的基础[14]。

2.2.3对组方用药的指导 在指导组方用药方面，空间术数体系亦多有影响。如交泰丸、水火既济丹等。此类方剂名称都来源于“天地交泰”“水火既济”的易学概念，大抵上也以“泻南补北”的思路立法。其中以《活人方》中所载的坎离丸最具代表性，其组方用知柏地黄丸去泽泻，加远志、龙骨、牡蛎、莲须、金樱子；功效为资肾水、泻心火，交通心肾；用以主治心肾不交所导致的虚烦不眠、腰膝酸痛、遗精滑泄、五心烦热、骨蒸盗汗等。此类方剂明确体现了空间术数体系在组方中的特色运用。

此外，对于道地药材的选用标准，也体现了空间术数观念的认识[15]。唐宗海《医易详解》有相关论述：“阳起石生于泰山，禀三碧震气，故能上升；枫柿色赤，禀七赤兑泽，故有膏泽，产于正西，山陕等处为佳；地黄色正黄，产于河南中州，禀中央土之正色。”

另唐宗海在《本草问答》说：“蛇形长，是秉水气。行则曲折，是秉木气。在辰属巳，在象居北，在星象苍龙。总观于天，知蛇只是水木二气之所生也。蜈蚣生于南方干燥土中而味大辛，是秉燥金之气所生。蛇畏蜈蚣者，金能制木也。”可见对于术数的空间概念对药物之间的七情理论也有指导作用。

3 结语

中医学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广泛吸收了道家术数思想，这是中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术数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观认识世界的产物，也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学与术数学两种理论体系的叠复整合了二者的内容[16]，从哲学角度提高了整体观念的层次，对于指导临床来说更是提高了实用的可能性。因此，了解道家术数思想有利于更加清晰的认识中医学的本来面目，对于把握中医学整体发展脉络同样有所助益。同时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这种思维方式，予以必要地“扬弃”，对其有价值的部分应当予以进一步地发掘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