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迪江

21世纪以来，生态翻译在国内翻译研究中的作用与地位越来越受到译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1]与许建忠的“翻译生态学”[2]加速了国内学者对生态翻译的研究步伐，有些学者开始对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中所蕴含的“绿色翻译”理念进行思考与探讨，并试图对基于生态翻译学而建构的绿色翻译观进行尝试性论述与探讨。例如，李亚舒呼吁发展绿色翻译，认为“研究生态翻译，就是清除翻译垃圾，发展绿色翻译，发展全球背景下的生态翻译，为翻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据”[3]。冯全功等指出，“绿色翻译体现了互文翻译观、诚信翻译观与和谐翻译观，提倡重复利用翻译资源，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努力打造精品译文，从而实现不同的主体、文本与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4]。可以说，绿色翻译在生态翻译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生态翻译的具体化表征方式，它具有指导所探讨的绿色理念、绿色行为、绿色价值的思维潜能，为生态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生长点。换言之，将绿色翻译应用于翻译实践具有明显的认知优势与生态潜能，以生态翻译学为基础建构的绿色翻译能够更好地理解与说明复杂多样的翻译现象，能充分地融合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从而使绿色翻译具有复杂性思维范式的方法论特征。在此意义上，基于生态翻译学的立场，探讨绿色翻译在翻译研究中的本质特征和绿色理念，是生态翻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也是当代翻译研究的一种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