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

上海在青年时代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革命斗争史上，作用巨大，地位特殊。

毛泽东早年读的新书几乎都是上海出版的

进步书籍与报刊，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与上海联系起来。

毛泽东第一次到上海，是1919年。但是，毛泽东此前早已与上海发生关联，受到上海这座城市重要的影响。

1907-1908年，毛泽东已经阅读到上海学者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思想很受刺激，非常喜欢。他在与斯诺谈话时说道：“我常常夜里很晚，把我房子里的窗户掩盖上，好使我父亲看不见光。用这样的方法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书我非常喜欢。它的作者们，是一些老的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由于缺乏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等。他们想把这些东西，介绍到中国来。”1这时，毛泽东还只是十四五岁的少年，这是他第一次阅读宣传变法图强、振兴中华的书籍，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这部书是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的2，读了很多遍。

毛泽东在阅读《盛世危言》的同时，还读了另外一本与《盛世危言》类似的书籍，即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他阅读《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的时间，1907-1908年已是新政时期，清政府正在实行新政，在发展工商、改革教育等方面，已有不小起色，立宪运动正在积极推动。这个时候，《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所主张的那些变法图强主张，已经不那么时新了。那么，毛泽东读了这些书籍，为什么还会很受刺激、“非常喜欢”呢？这与区域发展差异性与信息流动不同步性有关。……